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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2015年大圆银泰引领·创新——新常态下中国大宗商品发展权威论坛在南京举行，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燕生发表主题演讲，他指出新35年新一轮改革开放正在拉开序幕，2015年中国宏观经经济运行将保持在合理区间，将调整结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通过商业性金融，普惠性金融，为大宗商品交割、交易、清算规避风险。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谢谢大使，非常感谢。我想周大使必须系统讲了全球的一些地缘政治的变化，经济的变化，包括一些数据的变化，可能给大家对全球经济宏观的变化有一个认识。中国宏观经济，很多人说看不到，中国宏观经济到底怎么样，从年初各个部门的预测结果，拿到年底去对比的话，似乎看对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中间的过程受到很多的干预，站在2015年元月，如果让我们来看，2015年整个中国宏观的经济变化到底怎么样，我想国家发改委学生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可以给我们做解答，大家欢迎。
张燕生：尊敬的周文重大使，尊敬的哈继铭副主席，尊敬的袁顾明总裁，我们在座的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我今天重点讲的题目是中国政治经济新方向下的大宗商品的行业教育。
第一个问题我还是想讲一下中国经济的展望以及它的政策走向。对中国经济的展望，我自己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也就是新35年新一轮改革开放正在拉开序幕，也就是看到2014年到2049年新35年的开始，因此新35年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地方，对企业还是对个人，都会面临一个选择，我们愿意不愿意下过去35年这趟车，愿意不愿意上新35年这趟车。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过去35年这趟车正在走向终点，新35年这趟车正在开始。对于新35年来来说，第一个阶段是关键，也就是2014年到2020年是关键，为什么是关键？因为这个2020年将决定中国新35年的改革方向和发展前景。关于2015年的经济工作，也就是刚刚结束的去年12月5号举行的政治局会议，和9号到11号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可以看到2015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有几个主题词。一个也就是它的总基调是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也就是要实现短期的稳增长。第二句话就是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这次经济工作会议看起来研究的是2015年但实际上它着眼于中长期，因此我们要把经济保持在合理区间，但是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为此，提出了5项主要的任务。第一项也就是从保增长角度来讲，也就是要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或，社会政策要托底。宏观政策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怎么理解稳健的货币政策，怎么理解宽松适度的货币政策，全球的货币环境，美国的量宽正在退出，今年美国的加息预期正在形成，这样的话，就出现了美元的升值和全球资本流向美国，也就是过去6年困扰中国的套汇套利和热线和资本流动，最后迫使央行不得不把21.5%的钱放在央行自己准备金，这样的货币政策正在发生转变，意味着央行基础货币开始减少，经济如果货币政策不采取减息政策，就是紧缩的货币，会加剧经济的通缩。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积极的财政和稳健的货币在宏观政策要稳上实际上和过去有不同含义。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今年要培育新增长点，也是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市场要活，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创新要实，什么意思？今年又明确创新的重点是产业化创新，直接能够推动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成新市场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的创新。第三个就是政策要宽。也就是围绕这些中心，也就是我们国家政策要保障市场要活，创新要实，整个经济的调整要落到实处。
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在中间政策部提出了三大战略，也就是“一路一带”，京津冀经济战略，长江经济战略，这三大战略会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最后一个是保障民生，不要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从宏观政策角度来讲，也就是今年看起来是谈今年的经济工作，但是着眼于中长期的变化。
第二个方面也就是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和政策的着力，对当前经济的判断，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有三句话。第一句话叫经济的韧性大，也就是我们知道最新的汇丰PM2已经跌到42.5%，跌进了收缩的区间，但是我们看2年的经济，都可以看到已经走出了三个波段，经济有很强的下行压力，但是经济又有很强的托重下行压力保持在合理区间的能力。下行的压力来自于我们要从旧35年过渡到新35年，我们要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有很强的下行压力，但是我们的经济同时能够保持在一个区间内反映出中国经济这个调整，可以避免经济调整的运作。这是当前从国家来讲，对当前经济形式的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也就是当前的经济叫潜力族，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表现，学者们比如说刚才我们清华大学李道亏（音译）教授，很多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也就是从现在仍然有保持20年中长期增长的潜力。这个潜力能不能够释放出来，转化成现实的增长能力，靠什么？也就是要靠三中的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要看四中的法制，全面推行法治，也就是要靠短期的稳增长，中期的调结构，长期的转方式，用这样的方式来释放出我们长期增长潜力。有的时候，我经常在想，我们2000年到2011年这12年，我们的GDP增长是10.7%，如果这个时期每年拿除两个百分点，用于中期的调结构，长期的转方式，我们今天长期增长潜力一定不是现在的这么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经济，一方面是潜力族，一个是实现潜力的释放我们面临的非常艰苦艰巨的调整压力。第三个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从国家角度来讲，就是回旋余地大，什么叫回旋余地大？也就是我们所在的江苏我们GDP的增长，已经从两位数下降到了8.7%，广东下降到7.6%，上海下降到7%，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中部地区，比如武汉，武汉朋友们就会说，我们的高速增长仍然在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个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的能力。那么像西部地区，像云南就提出来，过去35年我们云南高速增长只有8年，我们云南高增长时期刚刚开始起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东、中、西，我们的差距，我们从横截面来看，会形成东方不亮，西方亮，因此使我们的经济会产生回旋余地大这样的局面。因此对中国经济来讲，当前的经济实际上是处于一个从旧35年到新35年过渡的艰苦时期。这使我回忆起来，我们很像1978年到1980年，也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在这个时期如果转型的政策不到位，如果走向规范的调整不适度，我们很可能会产生转型中的风险和转型中的代价，甚至可能对我们当前的企业和当前的市场会产生不确定性的冲击。因此也就是当前的中国经济是处于一个调整的攻坚时期，也是矛盾和困难凸现的时期。
第三个问题我就想谈一下大宗商品服务实体经济。从大宗商品来讲，这个地方我重点方面了两组，一组我们说石油，一组是铁矿石，从时间序列来讲，我是看1990年以来，也就是本轮经济全球化以来大宗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怎样几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从90年到2002年，大宗商品的价格是比较稳定的在低价位上波动，石油基本稳定在22美元到28美元一木桶，铁矿石基本在20多亿一吨。出现井喷式上升，高点是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是2008年9月雷曼声明破产，代表全球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我们可以看到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一个高位振荡的时期，也就是美国、日本、欧洲普遍陷入了衰退或者危机，但是中国和新型经济体依旧繁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产生了2009年到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位振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2012年开始，从大宗商品基本面来讲，出现下降的情况。从2012年美洲、日本、欧洲实体经济没有出现明显复苏，但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减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看到从2012年以来，大宗商品的价格开始出现了向下的压力，以去年美国的量宽退出和持续今年加息的预期，会使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进一步的下降。我们说大宗商品价格的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我们现在的大宗商品的价格会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还是一个中长期的由高位振荡进入到中低位振荡的阶段？我自己的看法是倾向于后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2012年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带来了非化石能源和新能源的发展，带来了化石能源的节约，化石能源的技术进步和投资的增加。就是从2012年出现的大宗商品价格的需求的调整和供给的增加，因此从大宗商品价格全球基本面来讲，它开始进入到一个回归理性，回归供求关系基本面决定大宗商品价格的阶段。因此我们说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是偏低的时候，它有可能是正在回归一个比较长期的新常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也就是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对于我们中国的影响，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于我们来讲是出现了一个中国建立与中国大国经济相匹配的规范有序的多层次，大宗商品市场体系的阶段。正在进入全面升华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的阶段，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正在进入加快大宗商品交易所的定义机制，激励机制，清算机制和服务机制，与国际高标准规则接轨，来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因此对中国来讲，意味着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和振荡，首先第一个也就是到中国在大宗商品价格实现两面下注战略的阶段，也就是大部分大宗商品是世界上的需求所，要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要在供给方有我们的权益。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中国实施走出去，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全方位国际合作的战略，也就是要在实施两面下注的战略把我们自己未来的命运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都要掌握在我们的自己手中。第二个战略也就是说要加快实施混合所有制结构，赢得改革和创新的红利。过去的35年研究结果表明，也就是我们资源的工业和能源的工业，在过去35年，我们的增长主要是靠汗水驱动和投资驱动，我们技术进步的贡献，我们的改革贡献远低于其他的产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下跌的通道时，我们如何加快推进我们的能源工业和资源工业的改革？发展一种混合所有制的结构，让改革红利和创新红利成为驱动我们大宗商品行业发展的主动力。第三个方面也就是这个时期，我们要实施节能优先，新能源战略，绿色低碳战略。第四个也就是推动我们祖辈战略的调整，包括我们大宗商品含祖辈结构战略的调整，第五个是中美资源方面的合作。
最后一个方面想谈一下在新的时期，也就是推进我们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变，我们现在的自由贸易区，上海、天津、广东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实验区究竟要完成哪些使命？我自己理解这些贸易自由实验区要完成新35年我们的高标准的改革，高水平的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这个转型的体制创新和先行先试的平台。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自贸区的战略，实际上要应对全球规则变化来面对中国新35年发展需求要建立的贸易自由实验区。所以对我们大宗商品的现货，对于我们大宗商品的期货期权和整个衍生品市场体系的改革是先行先试的重大平台，包括大宗商品的定价，大宗商品的交易和大宗商品的储备，也包括实际的交割，以及对全球定价权的影响。因此我们又会发现这项改革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要适应我们新35年要靠从汗水驱动变成靠智慧驱动的经济，也就是从要看要素投资的经济转变到靠要素驱动的生产力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互联网时代中的大宗商品市场发展的前景，我和哈继铭在台下讨论，美国发生了一些战略性的改变，关键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关键点。一个是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要成为领导世界的大国，主要推动的也就是建立起了一个美元和黄金之间直接挂钩的体系，为战后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后来在70年代初，导致了这个体系的破散，我们就发现美国采取的第二个战略调整，就是当它放下美元和黄金直接挂钩的时候，建立美元和大宗商品价格和大宗商品结算直接挂钩的政策，从这个角度使美元和全球影响力紧紧捆绑在一起。还有这次的美国下一步在全球规则来影响和控制整个世界未来得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大宗商品下一步中国在定价权，在规则制定权，在责任的担当权方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努力实际上会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发展。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感到我们的大宗商品的交易也经历过三个方面的转变。第一个转变过去大宗商品交易是芝加哥交易所，更多是从场内交易，第二个阶段走向了场外交易，第三个阶段会不会产生适应了互联网时代，互联网金融所产生的互联网时代新的交易网络业态。在互联网时代，大宗商品的体系包括定价和规则、全球布局，正在进入一个调整整合和变化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也就是如何能够适应无线互联网的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就要求我们政府要有新的监管体系，在这个方面也就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智能化和全方位合作，为我们构建新监管体系创造了最优的条件。那么怎么做？我们建立只能通过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我们同舟共济，我们一块来进行互联网金融和大宗商品交易的互联网市场体系，一块调研一块研讨一块致力适合互联网时代新的监管规范。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最后一句话也就是银行的抉择，如何通过开放性金融，通过商业性金融，通过普惠性金融，能够为我们大宗商品交割、交易、清算一直到风险的规避，也就是包括我们的银行体系，也包括我们的市场体系，也包括我们的政府，能够为我们大宗商品市场体系的发展能够创造一个适应未来变化的新市场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当中国成为一个经济的大国，当中国成为金融大国的过程中，来改变我们金融各国目前的瓶颈和障碍，我们在座的从业者，我觉得我们有一份责任，也就是在互联网时代能够给我们大宗商品市场体系的发展能够创造一个更好的发展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谢谢大家。
主持人：你提到未来经济发展是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假如说更多是用创新驱动的话，那大宗商品几个主要的品种真的让价格起不了？
张燕生：从创新驱动来讲，也就是价格起来还是不起来，得到真正的收益人一定是创新者，也就是说无论市场是高还是低，无论你的从业人员状况是好还是坏，我们可以看到创新者包括产品的创新者，包括市场的创新者，包括管理的创新者，包括这个技术的创新者，也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者，谁能够在这个时期引领我们的要素禀赋要素创造，要从过去的要素驱动专项创新驱动，这个大势谁能够在这个市场中影响江苏影响中国影响全球的领先者，一定能够得到最好的回报。
主持人：像原来大量销售铜或者销量银的企业，大宗商品市场不会有很好的机会？
张燕生：大宗商品市场它的野蛮成长阶段过去了，200年到201年野蛮成长结束了。新的机遇在哪里？当国内大宗商品出现全面过盛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就可以看到国家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开始把我们的大宗商品的这些行业需求方和这些产能开始从中国视野变成一个全球视野，当中国说我们钢铁太多的时候，欧洲朋友说我们的钢铁很缺，东亚朋友说我们的钢铁很缺，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大宗商品从它的交易一直到整个供求基本面实际上开始从全球布局。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创新是全方位创新的新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