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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内外环境条件变化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进入了发展方式转变、发展动力转换的新时期。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有机结合顺势而为和主动作为，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更加主动地塑造外部发展环境，更加积极地拓展发展空间，构建全方位主动开放新格局。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扩大向西开放，加强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与沿线国 家务实合作，有利于优化我国对外开放格局、拓展开放合作空间、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有利于巩固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着力点。
加快“走出去”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一环。当前，我国正处在由 “引进来”大国向“走出去”大国转变的重要窗口期，2008～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12% ，预计未来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累计将超过1.5万亿美元，有望成为全球第二大投资国。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加快“走出去”步伐，主动配置外部市场资源，构建以我国为主的全球分工体系，改变我国嵌入发达国家分工体系的不利局面，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2014年7月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正式 宣告成立，11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正式设立，与中巴经济走廊等相关的跨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扎实推进，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本输出将呈现规模快速扩张、形式更加多样、内涵不断丰富的发展态势，与此相关的资本输出安全问题也到了需要未雨绸缪的重要关口。如果我国对海外资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受到侵蚀，海外资产的正常运营和保值增值无法实现，境外工作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对外资本输出“不安全”，那么我们试图通过“走出去”达到的战略目的将无法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和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也将失去有力支撑。
我国资本对外输出的主要风险点
经济增长风险
在一定程度上，我国海外资产的回报率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远未完成，能源资源储量丰富，劳动力供给充足，应当说经济发展潜力是巨大的。但国际金融危机后，由于观念理念、体制体制、管理模式等因素，这些国家经济结构改革滞缓，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未来经济增长存在不确定性，是我国对外资本输出面临的一个风险点。
市场波动风险
对外投资和海外资产运营都涉及本外币交换问题，汇率剧烈波动是我国资本对外输出面临的一个重要风险点。未来国际储备货币间汇率关系、跨国资本流动、市场预期可能出现剧烈变化，进而导致人民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汇率关系大幅波动。
实践表明，恶性通货膨胀将对一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届时外来资本将难以实现正常运营和保值增值。就近年来的情况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胀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例如，2011～2013年，印度通胀率分别为9.5% 、10.2% 、9.5% ，越南为18.7% 、 9.1% 、6.6% 。综合考虑经济增长、大宗产品价格等因素，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现恶性通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这个风险点总体可控。但也要看到，我国对沿线国家的一些投资项目属于公益类，比如铁路、公路等，其产出价格往往弹性不足，而成本则对原材料价格十分敏感，因此不排除未来随着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涨，我国投资项目收益受到东道国高通胀侵蚀的可能性。
近年来，国际能源资源产品价格经历了大幅波动，作为长期性投资，未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资源投资的收益情况，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个风险点的影响。
营商环境风险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处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相对而言，市场和法制不是很健全，在企业开办、施工许可、合同执行、信贷获取、投资者保护、市场退出等方面，与成熟投资地区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寻租、腐败等行为时有发生，政策和管理机制调整往往难于预期。不公开、不透明、不稳定的营商环境提高了交易成本和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我国对外资本输出的风险。
能源资源是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重点。在这一领域，部分国家既不断提高投资准入门槛，又设置多种经营限制，包括东道国企业须拥有合资企业控股权、外国投资需要逐步转让持有股权、资源类产品必须经粗加工后才能出口等，还不时调整相关税收、收费、土地等政策。例如，蒙古国《矿产资源法》规定其各省有权随时将任何区域作为特殊用地进行征收保护。克服投资环境的不利影响，是确保我国能源资源对外投资安全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地缘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处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欧等地区，对国际政治、安全、能源格局有着重大影响，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区域。美国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和“印太走廊”，欧盟推动“东部伙伴计划”，俄罗斯力推“欧亚联盟”，主要大国在伊朗、叙利亚、乌克兰等问题上激烈争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处在现代化建设阶段，国内经济转型、体制改革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容易引发政局动荡，甚至导致战争、内战等极端情况，给我国资本对外输出带来重大风险。2011年，利比亚战争爆发后，我国在利比亚投资的50个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大多遭受了重大固定资产和原材料损失。
民族宗教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处东西方文明交汇区，覆盖了世界三大宗教发源地。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加上极端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推波助澜，民族宗教冲突呈现经常化、复杂化、激烈化特征，部分国家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猖獗。这是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本输出面临的重要风险点。近两年，部分位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油田和炼油厂被“伊斯兰国（ISIS）”等恐怖组织占领，其中不乏由我国投资建设和生产运营的，在非洲一些国家极端组织绑架中资公司工作人员的情况也不时出现。特别是国外恐怖主义组织和国内“三股势力”出现相互勾结趋势，使得我国对外投资面临的安全形势更趋复杂化。
社会习俗风险
近年来，由于东道国劳工标准、信息披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与国内不同，民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不一致，工会、社团、社区和民间组织的管理运作方式存在差异，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受阻或蒙受损失的情况多次出现。例如，首钢1992年收购秘鲁铁矿后，多次遭遇当地工会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组织的罢工。相同的原因、相似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本输出过程中。
把控“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风险的建议
加强资本对外输出保护的顶层设计目前，美国、德国、日本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等都出台了保护对外投资的国内法律，如美国《对外援助法案》、韩国的《海外投资促进办法》等。建议加快推进对外投资保护的国内立法，以法律形式确立我国促进和保护资本对外输出的框架。按照既要有所作为又要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各项务实合作；从服务实际经济贸易发展需要出发，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等金融领域改革，为资本对外输出提供可持续的金融保障；鼓励“走出去”企业重视本地化经营，采取参与当地公益活动、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等措施增强当地民众对中国资本的认同。
构建资本对外输出风险预警与管理机制
建议逐步建立涵盖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风险预警与管理机制。动态跟踪东道国政治风险、贸易投资壁垒、行业投资信息等内容，定期发布国别风险报告；针对风险较大的地区，建立投资目标国负面清单，对列入清单国家实施警示或禁止进入等措施。建立由驻外使领馆、投资企业、行业协会、研究机构、政府管理部门共同组成的风险处置联动机制，研究成立专门管理协调机构负责该机制运转，实现风险处置“一门受理、全程服务”，有效保护我国海外资产和驻外工作人员安全。加强对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监督和风险审核，建立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风险问责机制。
建立健全对外投资保险制度
对外投资保险实质上是一种政府保险。德国《海外投资担保准则》规定，德国所有类型海外投资都可获得投资担保，险种包括东道国征用险、毁约险、战争险等。日本的对外投资保险制度不以双边签订投资协定为前提条件，是一种单边保险制度。建议参考国际成熟经验，尽快建立健全我国对外投资保险制度，在保险范围、保险金额、保费等方面，加大对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支持力度。
推动与沿线国家签署投资协定
双边投资协定、自贸区框架下的投资协定、避免投资双重征税协定等具有国际法性质，对缔约国有较强的约束力。在沿线国家国内管理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这是维护我国资本对外输出安全的重要选择。建议把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结合起来，积极与沿线国家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和自贸协定，推动已有自贸区升级，促进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回顾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日本的“黑字还流”可以发现，一国对外资本输出和其货币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既要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人民币国际化打开更多渠道，又要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更 多便利和帮助企业规避汇率波动风险。建议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中的使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若干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扩大与沿线国家货币互换规模。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
只有把互利共赢理念进一步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实现民心相通。建议把能源、资源、产业、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常态化、机制化、规模化为要求，创新机制，在旅游观光、文艺体育、教育医疗等领域，务实推进与沿线国家合作。我国有五大自治区，那里的少数民族与沿线国家居民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建议多发挥地方政府在人文交流中的作用，赋予地方政府更多对外合作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