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阎芳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于春海致辞。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心自贸协定推广处副处长孙盛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新民书院副院长左希迎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孙浦阳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于春海在致辞中指出，当前企业出海的背景、动机与目标已发生深刻变化。过去是简单的扩张，如今在世界经济格局与国内结构调整叠加下，走出去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深层战略。调研显示，企业将出海视为生存关键，但对东道国政治、法律等问题缺乏认知，存在普遍困惑。举办本次论坛旨在回应企业需求，联合政产学研深入探讨系统性问题，为企业提供智力支持，履行高校服务国家战略的义务。

      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心自贸协定推广处副处长孙盛含介绍了贸促会的主要职能，包括贸易投资促进、商事法律服务、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应用性智库建设。她强调需依托学界力量推进外向型经济，提出企业出海已实现代际跃升。当前企业出海以目标市场规则为导向，中小企业、中西部企业面临信息不足、成本高等困境。她介绍了贸促会近期的工作重点，包括强化产业链韧性出海、推动制度性开放、构建AI驱动的精准出海指南、助力企业降低决策成本，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国际经贸研究室主任张宇从时代背景、新变化、问题挑战及对策展开分析。时代背景体现为全球价值链重构、新技术革命推动产业变革、诸边合作深化；新变化包括动因从“经济性扩张”转向“政策迫动”、区位转向发展中国家、形式从显性向隐性过渡。他指出，企业面临供应链复制难、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文化法律适应差等问题，建议企业集群化出海、提升运营能力、承担社会责任。政府需构建贸易投资与援助融合体系、完善服务平台与安全保障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新民书院副院长左希迎以“动荡变革期的全球地缘政治”为主题，分析了中国企业出海的宏观背景。他指出，世界进入新动荡期，美国发动贸易战、中国外部环境的改变导致中国企业出海面临外部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美国霸权转型影响、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内政治风险。他建议中国企业出海应关注政治风险，政府应提供政治风险评估等帮助，企业对部分国家的投资需谨慎权衡政治与经济因素。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孙浦阳以“AI出海”为主题，介绍了中国企业出海的新趋势。他指出，中国AI出海已形成产品、服务和智慧三位一体的模式，产品向高科技应用层面发展，同时服务配套带动产业链出海。在制度协同上，中国与部分国家签署合作备忘录并提出相关倡议。AI出海有助于推动国内技术创新，改变中国制造印象，还对全球治理有重要作用，中国推行的国家主导等原则比西方企业主导的模式更有效率。不过，AI出海也面临芯片等上游产品被卡脖子、算法披露、制度衔接等风险。

       会议第二阶段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赵勇主持。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心自贸协定推广处干部段雯玻、北京市维诗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翔、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专家委员会委员李振仲、中国科协-中国人民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彭丽红、电投绿能（北京）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许小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张珂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高级经济师张秀青、中诚信绿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副总裁张英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章永辉以及中国银行研究院原首席研究员宗良依次发言。

      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心自贸协定推广处干部段雯玻从实务角度将企业出海分为产品出海和产业链供应链出海两个阶段，指出产品出海阶段存在资源渠道不足、中小企业缺乏权威信用背书、营销手段单一等痛点，供应链出海阶段面临供应链管理不透明、原产地规则复杂、碳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她介绍了贸促会联合外部合作方推出的两项服务，即帮助企业锁定市场与客户的“好物出海计划”，以及通过AI大数据、整合海关税率、提供数字化碳管理技术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解决方案”。

      北京市维诗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翔从知识产权实务角度分享了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法律与知识产权风险，如商标被抢注、商业秘密泄露、展会现场侵权投诉等。他建议企业出海前进行知识产权先行布局，了解目标国的政治文化、法律环境及知识产权制度，利用内部（知识产权团队、管理制度）与外部（国内外律所、学术界、媒体界）资源应对风险。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专家委员会委员李振仲分析了企业出海的驱动因素，包括历史背景与国内内卷现象。他指出，企业出海已经从被动业务扩张转向了主动生存战略，呈现从各自为政到有组织出海的转变，背后涉及国家安全的考量。他认为，企业出海面临成本、文化制度摩擦、地缘政治冲突等深层问题，并介绍了金融支持的四种模式，包括支持园区开发、供应链服务链连接、援贷投结合、产业链连接等。

        中国科协-中国人民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彭丽红指出了当下企业出海的“三难”，即超常规技术标准升级与联合贸易规则变化、大国竞争下传统核心竞争力失效、国际组织协调优势匮乏。她建议加强与国际科技组织合作以适应技术标准，加强国别研究为企业提供指导，发挥协会学会作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与国际化人才培养。 

       电投绿能（北京）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许小春提及企业在47个国家投资时遇到的政策、法律、宗教、安全等问题，建议关注海外人才培养，呼吁国家完善对出海企业的保护机制并推动政策落地，关注海外人员安全与教育问题，助力相关政策为海外业务保驾护航。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张珂玮从微观角度建议出海企业构建良性国内竞争环境。他以新能源汽车行业内卷为例，强调国内市场是企业出海的后盾。他强调关注目的地国行业标准与法规，提出要防止出海企业“退海”，需在生产销售、工业安全等方面提升保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高级经济师张秀青梳理了农业企业出海的三个阶段：1978-1991年起步、90年代活跃、2000年后大规模出海。她指出，2023年743家境内企业设立了1041家境外农业企业，覆盖117国，投资流量3.4亿美元，民企数量占三分之二，国企投资量占60%左右。她分享了成功的农业企业出海模式，如中粮、光明的全产业链布局，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她分析了农业企业出海所面临的问题，如地缘政治、贸易保护、融资难、本地化不足等，建议做大企业规模、加强技术创新、抱团出海、提升风险管理与本地化水平。

       中诚信绿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副总裁张英杰指出，服务业出海是新模式，分析了出海企业面临的合规风险、跨文化鸿沟、人才体系不足等困难。他建议政府推动标准互认、发挥协会作用、以市场化引领，强调香港在对接国际规则中的作用，呼吁加强全球化人才培养，借鉴国际安保模式应对安全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章永辉结合义乌调研，指出出海内卷从国内蔓延至海外的隐患，分析内卷根源为企业战略短视与路径依赖。他建议企业依靠科技创新，行业建立协作机制，国家加强监管抑制不正当竞争，从而推动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科技与生态建设。

       中国银行研究院原首席研究员宗良指出当下出海的重大机遇，提及汽车、光伏、AI产业等“弯道超车”案例，分析了企业出海面临的风险，建议关注东道国风险、科学布局、适应本地监管加强合规、重视外汇融资、树立良好企业形象，金融业将尽力为企业出海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