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预测明年GDP增速大概是5.5%，走势是“前高后低、再微升”，四五月份是一个高点，八九月份是一个低点，全年呈N形走势。刘世锦认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都要围绕需求结构的变化进行。第一，消费从生存性消费转向医疗、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直接相关，主要服务于人力资本提升。现阶段近3亿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对消费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影响非常大，是下一步扩内需的重点。第二，在投资方面，服务业投资正在取代房地产投资，从制造业、基建和房地产投资这“老三驾马车”，转变向“新三驾马车”。第三，出口呈现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比重上升的态势。

根据需求侧发生的变化，刘世锦提出，扩大内需重心是投资转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人力资本提升，增加发展型消费。想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要更加重视人均指标。和需求特点相适应，发展型需求、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聚集效应、出口升级和数字化绿色化赋能形成未来五大新增长点。为了让这些新增长点发挥出来，要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真正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打破事实上存在的不利于公平竞争的潜规则；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使市场参与者有现实获得感和法律保障。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认为，四季度数据变化不是复苏基础不牢问题，而是宏观经济加速放缓成为当前主要矛盾，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已经全面显现，预期疲软也进一步抬头。除了疫情和房地产问题，宏观数据背后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连续两年半低于名义GDP增速；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到1.1%，创近几年来新低，民营企业利润负增长。目前全国疫情出现了新的流行期和高峰。从国际，尤其是东亚地区的经验看，一个流行周期大约是3个月左右。疫情高峰的轮转，是以人口中心来进行，比如广东、四川、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等一个轮转的机制。因此，明年整个疫情变化的状况和对经济的冲击，可能有超预期的因素。

刘元春认为，明年的政策设计比预期更复杂。复杂性来自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存在着经济政策的空档期；外需和内需的回落原因多元，并非疫情一种因素；预期持续低迷的原因多元。2023年的政策设计要聚焦主要矛盾。首选要面对疫情保持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其次要以实质性的政策推动预期的调整，最后要聚焦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上。由于潜在经济增速可能由于疫情回落，短期内也难以完全恢复到潜在增速，我国要以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经济复苏的基础全面夯实作为目标，建议明年经济目标设定为5-6%的区间。2023年在面临一系列风险的同时，依然有一系列的战略机遇，对中国经济可以审慎乐观。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认为，当前经济面临多重不确定性风险。外循环受到抑制，国内疫情对生产生活的影响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衰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上升。为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挑战，需要适当提高赤字率。刘尚希认为，需要拓宽关于赤字率3%、负债率60%是国际警戒线的传统观念。财政风险和财政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不是赤字率的高低和债务规模的大小，而是需要整体地、动态地看问题，看赤字、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形成良性循环的关系。刘尚希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应切入内需战略。扩大内需包括了扩大当前的，或者说是短期的内需，也包括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扩大中长期的内需。在扩大内需中，要扩大视野，把当前的问题放到长期的分析框架当中，避免目标短期化，系统任务碎片化。

刘尚希认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不能仅仅从三驾马车出发，而必须从中国“农民多”这一基本国情出发，破解城乡的经济、社会和公有制三种二元结构。主要的抓手是推动人口城市化，让更多的人口走入新的消费场景。要围绕着城市圈、都市圈来促进就业，促进产业投资，调整基础设施投资的布局。从全国一盘棋，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考虑，扩大公共消费，彻底改变以静态地理和户籍人口为基准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要避免事权支出责任过度下移。财政体制改革，1994年是在收入侧进行的，现在应当转移到支出侧，提高中央本级支出和省级政府本级支出的占比。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    王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指出，2022年消费遭受了比较大的超预期冲击，复苏和恢复进程十分曲折。同时，消费也存在亮点，例如价格比较平稳；汽车置换和升级动能非常强劲，今年以来汽车销售的增长主要是中等收入家庭汽车置换和换新，超越了以往以新增为主的模式；数字经济对于消费的支撑力度和引领作用日益强大；新消费在不断扩张；促进消费的政府政策不断出台落地。

王微认为，短期和中长期压力叠加产生困扰消费复苏的五大因素：大量的企业、市场主体经营活动减弱和对外交往中的障碍，使得集团消费和外来消费不足；服务消费面临供需两侧压力；大型城市和城市群对消费的带动能力减弱；受到房地产市场下行和老百姓收入预期下降的影响，居住类消费增速下台阶；居民的消费意愿、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都面临着非常大的冲击。王微认为，我国以消费为主导的内需发展前景广阔。在提质、升级、扩容、创新、分化中出现了很多新趋势。人口结构分化产生更多细分增长点，例如，老年银发群体、青年创新型消费。数字化、绿色化赋能和城市化高质量发展，都是消费增长重要的动力来源。2023年中国消费的增长既有非常有利因素，包括政策、中长期结构性因素促进消费潜能的释放，也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2023年要有一些重大政策的出台，强调稳大头，促创新，优环境，重改革。稳大头，要抓住消费的重中之重来发力，重改革要建立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放松限制，让居民能有更强自主消费能力，促进服务业发展带动消费。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    曹远征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认为，疫情冲击和房地产成为今年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明年的消费将有强劲的复苏，但不能估计过高。未来除了加大基建投资以外，最重要的是扩大企业的设备更新改造投资，提升持续性。2023年，修养生息，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的元气是第一位的。关于政策，曹远征认为，明年全部的政策安排就是用合力实现国民经济的好转，除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社会政策都要围绕着这个目标共同发力，财政赤字扩大到3%，货币政策更加精准。通过改革，形成有活力的经济安排，明年经济增长是有可能达到5.5%的。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汪涛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明年经济是反弹复苏，但还达不到潜在增速，增长接近5%。美国和欧元区进入温和的衰退，地缘政治风险仍然高企，中国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外部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牵制会相对减少。房地产行业已经超调，在政策支持下，居民购房意愿回升，明年能够企稳反弹，但因为一些结构性和基本面因素，居民资产负债表受到的损伤，房地产不能很快回到之前的水平，还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明年预计实际消费增速超过6.5%，但是疫情反复，服务业，特别是其中灵活就业人员需要时间修复，政府给予消费者直接的收入或者是消费补贴不多等因素意味着消费修复还需时日。重启经济后，服务业价格上行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但是我国不会出现滞胀的局面，货币政策不用太担心价格问题。

汪涛建议，明年应该考虑从加大财政支出角度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同时建议赤字从中央的国债，或者是地方专项债方面体现，减少政策性银行工具和商业银行的工具来支撑隐性的财政支出，防止宏观政策碎片化，扭曲了市场当中正常的价格信号，扭曲了银行的市场化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守英认为，当前经济面临的问题，不完全因为疫情，是在疫情之前和疫情之中一直在进行的模式转轨。这有别于改革开放40年来渐进性模式转型，这一轮带有很强的转轨特征。2008年以后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平台为工具，土地抵押形成资本，金融为杠杆，住房为出口，推进大规模的城市化。这种模式带来的问题是地方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不断加大，地方政府杠杆率攀升和房价过快上涨，居民住房负担加重和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针对2008后的发展模式，我国进行了重大模式转换。一是针对地方政府债务，通过修明渠，堵暗道，允许地方政府举债，但是加大责任，对债务终身追究。二是规范土地储备、叫停土地抵押。三是房住不炒，启动租赁住房发展。四是住宅用地的“双集中”出让试点。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地方债务总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进一步增加，并且债务的类型更加多元化，债务风险上升。叫停土地抵押后，实质上回到了2008年之前的土地财政模式。同时，房地产去库存效果比较明显，但是房地产施工、竣工和新开工、房屋的销售、房价等也开始下行。房地产结构带来土地市场进一步趋冷，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下行压力较大，短期对地方财政稳定带来冲击。

刘守英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防收缩。一方面是疫情带来的收缩，另一方面世界史的规律是经济发展都有从高增长转向防收缩的过程。我国目前是一种转轨，直指已有模式的四大特征，包括地方政府、土地抵押、住房政策、土地供应，带来原来模式的中断。目前，我们在对这种中断进行修复。未来，疫后经济工作需要有重启和转型两个方面。在重启经济中，一是畅通疫情和疫情之前就存在的国民经济循环堵点，二是恢复市场的活力，三是恢复市场主体的信心，四是在经济重启的中，要注意经济秩序和安全。在转型方面，发展模式要回到渐进转型的轨道上，包括土地功能的转变，地方政府债务化解与银行金融风险防范。明年要推动国有土地资产市场化，恢复和规范土地抵押，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新的发展模式。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毕吉耀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认为，目前阶段讨论“两个毫不动摇”，非常有针对性，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明年要更好地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通过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特别是改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信心，把市场主体的活力激发出来，才能使得经济回稳向好更有基础和依托，而不是持续长期主要是靠宏观政策来维持经济增长。

毕吉耀指出，“两个毫不动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基本内涵，下一步要强化推动真正落到实处。第一是制度法律上对于国企、民企一视同仁的平等待遇要落下来，全面梳理、修订涉及企业的法律法规政策，仿效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做法。第二是从政策舆论上支持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一方面要及时回应不正确的看法，另外一方面，要使全社会充分认识到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保障民生、促进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第三是帮助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真正构建一个新型的亲清政商关系。最后，要进一步落实对于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进一步扩大准入，落实好准入前和准入后的国民待遇，促进公平竞争，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钟正生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钟正生认为消费者信心、企业家信心和资本市场信心都处在恢复期。因为疫情压制、就业不确定性加大、居民杠杆率提高、债务余额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和还本付息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居高不下，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难以快速下降，消费意愿和能力不足。这使得房地产销售对房贷利率的敏感性下降。同时，三季度以来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更是打消经年以来家庭财富只会升值的“幻觉”。修复居民信心关键是修复家庭资产负债表。面对疫情冲击和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尤其是中美博弈，企业预期转弱的问题越发突出，在疫后修复中，国际不确定性的影响日益加大。地缘政治因素对于人民币资产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钟正生认为，信心比黄金重要。第一，要更加旗帜鲜明高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议明年增速目标至少设在5%左右，辅之以可持续的财政货币支持，赤字率提高到3%以上，保证广义财政支持力度不缩减，社融增速目标10%左右，保证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不缩减。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点从减税降费转向支出，除了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和养老服务等消费外，还可以适当增加公共消费，向特定群体发放更大规模的消费券。第三，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尽快落到实处，发挥榜样的力量。第四，房地产纾困当中考虑有条件“赎买”，例如收购楼盘作为保障性住房交付，加大对民营房地产企业融资支持力度。第五，稳定中美关系，稳定供应链和产业链。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刘伟

刘伟教授指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来的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强调实事求是，尊重实际，尊重客观规律。第一，尊重规律，实事求是，首先要正确地认识和判断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一方面是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到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另外一个方面，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我国仍然是发展中的大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尊重发展中国家的事实，要遵守初级阶段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同时我国又面临着重大历史性机遇这个角度，需要正确认识挑战和机遇。机遇是要经过奋斗、努力，甚至惊涛骇浪，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要变成伟大的事实，是要经过艰苦奋斗的。挑战是实打实存在的，必须先应对，对此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根据这个来部署方针政策等等。

刘伟教授据此进一步指出，第三，在这样的历史方位，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基本经济制度要有细则，要具体化，只有通过制度化的建设，才能真正稳定信心，提振信心。第四，在这样的历史方位，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贯彻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所谓首要，就是其他各方面的任务应该和高质量发展相衔接，并主动协调。这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要求。高质量发展中，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要有机统一起来。第五，根据客观发展的要求，要坚持统筹协调。统筹协调防止合成谬误，也要突出重点。发展是第一要务，各方面统筹到这个中心上来。第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对于工作统一的指挥。只有发挥党的政治凝聚力量和组织动员力量，凝聚全国人民的信心，才能把握好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