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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忙碌了一天的毕吉耀,从电脑旁厚厚几叠等待处理的材料中腾出身,开始了和记者的交谈。
尚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让毕吉耀和他的同事们比往常更加忙碌。“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最新发
展变化及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如何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保持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是当前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我们近期的研究工作也都围绕这点展开。”他告诉记者,针对经济运行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早发现、迅速深入,拿出扎实有力的分析调研报告,为政府宏观经济决策提供政策咨询,是工作,更是沉甸甸的压力和责任。
这个武汉生武汉长的河北人,圆圆的大脑袋里装着用不完的数据。交谈当中,每聊到一处,一个个数据都不假思索、信手拈来,一个个问题也随之条分缕析,层层剥开。这大概与他在读本科时打下的数学底子和在北大多年研读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无关系。1985年,毕吉耀从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告别迷人的珞珈山,就走进了燕园,进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正式投身对外经济研究。1992年博士毕业后,供职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2001年,进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随后就任副所长一职。其间还有过三年的外交官经历,担任中国驻欧洲共同体使团一等秘书。这些年来,毕吉耀的学术和工作可以说都是在中西之间,冷眼热心,观察比较。
多年的学术涵养和担任外交官期间对西方经济的切身感受,让毕吉耀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看法格外审慎。“目前我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比亚洲金融危机时更加严峻,这场金融危机从广度到深度都可以说是战后以来最严重的。而且,实体经济还会进一步拖累金融体系,两者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强。外部冲击和我们自身的结构调整交织在一起,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的下行压力。可以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要远远超过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程度也超过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在新世纪面临的一次严峻挑战。”
“但困难再大,信心不减。”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利因素加大了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毕吉耀认为,外需收缩形成的“倒逼”效应为我国立足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通过实施产业振兴计划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只要我们将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能够尽快扭转当前的经济下滑势头,而且将为今后经济的长期又好又快发展奠定基础。”他说,还应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深度调整也为我国加快调整、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培养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带来了机遇;更应该看到,有利于加快我国金融领域国际化进程,促进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推动我国由制造大国向经济大国转型。
“危机以后,我国政府动手快,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抑制经济下滑赢得了时间,一系列措施的效果今后还会不断显现。”毕吉耀说,“中国很有可能成为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的国家,并且能够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水平。我们有信心、有条件,也有能力实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