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
11月9日，一场被视为中国版的凯恩斯和哈耶克之争的辩论在北大举行，辩论的双方是两位经过西方经济学教育的中国教授：林毅夫和张维迎。他们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到底需不需要产业政策。而这一问题脱胎于他们已经争论了十年的命题：政府和市场。
论战虽然没有预想的激烈，但是两位经济学家对各自观点的解释和说明让这场产业政策思辨会有了人们真正想看到的碰撞：林毅夫明确表示没有说经济发展靠政府，张维迎也阐明并不是说不要政府，而是政府的有为要做到什么程度。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张杰对论战进行全程的分析和点评。
政府与市场之争，为什么会集中到产业政策上？
经济观察网：为什么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政府与市场的争论，现在会集中到产业政策上？
张杰：产业政策引起争论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在今后的发展中如何来思考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家对中国产业政策今后的一些问题的考虑，背后所反映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各自边界和二者之间功能的定位究竟如何看待，这是个重点问题。
中国的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迄今为止还存在很多争论。两个典型的观点就是，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政府在整个经济过程中起了一个积极有为的作用，帮助中国经济实现了起飞，保证了中国这30多年来的有效发展。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辅佐和干预，存在很多问题，中国整个的经济发展在很大方面是依靠市场化改革激活了各种类型的经济性为主体的创新、创业的动力，民营企业大规模地兴起，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经济观察网：国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在中国来说产业政策应该怎么理解？
张杰：实际上这本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从发达国家的立场化历史来看，都是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为主导来发展经济的。但是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也面临很多市场失灵和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缺陷。
打个比方，比如说创新，经济学定义很明确，创新是外部性很强的一个经济活动。所以市场在解决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根本性作用的机制方面，特别是在基础创新、原始创新方面，市场是不能够有效地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基于这一领域的问题，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发达国家都采取各种有效的产业政策，试图弥补这些领域的市场失灵，或外部性等等一系列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如果放在发展中国家来看，它可能面临的问题有所差异。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起飞的阶段，对于创新的需求，通过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特别是前沿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相对需求比较低一点，它更主要是追赶型、发展型的经济模式。经济型、模仿型、追赶型、发展型的发展模式之下，发展中国家既面临各种市场发育不完全，以及市场发展滞后导致的市场失灵的问题，也面临外部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的问题。所以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定的情形下会广泛采取各种产业政策。
经济观察网：如何来看不同国家的产业政策？
张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我们对世界范围、全球范围内不同的国家实施产业政策，一个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日本。在上个世纪二战以后特定的追赶型发展阶段，如何通过有效的，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促进经济起飞和快速发展。有不少学者认为，日本经济的起飞，经济发展的成功与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产业政策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特别受到青睐和看中，也与日本这样的国家采取产业政策实施成功发展的经验有很密切的关系。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日本经济在整个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矛盾和困惑。比如说针对产业政策，有不说日本国内的学者自己就在反思这个问题。也有学者指出日本在整个经济起飞过程中，某些方面产业政策达到既定的发展目标。但是在日本经济处于完全起飞阶段，具有高端化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基于创新前沿的发展过程中，产业政策面临很多的事物，甚至扭曲的现象。
也有学者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大量的案例研讨，发现日本即使在经济起飞的状态中，很多产业政策，也是顶层设计比较好的产业政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效果没有想象那么有效，甚至某些方面完全没有效果。所以把日本的经济发展归结为自身的市场化改革，整个经济、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创新能力的累积，这些关键的方面。
经济观察网：回到产业政策本身，中国的产业政策，它的制定流程是什么样的？
张杰：中国的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有自己的特色，最大的特点是从上至下来制定和实施。首先，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以及发展的一些问题和障碍，来做顶层设计，制定一些重大的产业政策目录。
目录定下来后，各级政府肯定要在落实中央政府的产业目录的扶持，或者是这些战略。各级政府怎么来实行中央政府的鼓励政策，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财政资金的运用，以及各种优惠政策的运用，通过招商引资的模式，来吸引这些企业项目进入到本地的工业开发区，或者是高新企业居住区，或者帮助这些企业往这个方面转化。
迄今为止中国的绝大部分地方政府按照这样的模式来具体实施产业政策。
经济观察网：林毅夫老师刚才举例的产业政策中，有一个情况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国家的起步基础是不同的。
张杰：林毅夫老师说的产业政策给了一个定义，我们清楚地看到，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为了特定的产业发展，这些特定产业发展是经济在特定阶段所需要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阐述产业政策到底定义和范围是什么。
林毅夫老师讲的产业政策，无论是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广泛运用这一个事实来看，强调整个产业政策在整个人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具有必然性的。因此，林毅夫老师坚持了他一贯的观点，就是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利用产业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反思的问题。政府在通过产业政策来干预产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应该强调不同国家不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国家的产业政策，跟创新的前沿国家的产业政策肯定是不同的。
产业政策也应该是“市场化”的
经济观察网：刚才林毅夫老师提到了日本的产业政策，现在怎么来看待日本的产业政策？
张杰：林老师一直强调的，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的。而且林老师也强调，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在不同时点，它的要素、禀赋结构应该是有动态变化的特征。这很自然就会引出一个问题，一国要素的禀赋特征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的供给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它始终处于一个变化的状态。
但是产业结构一旦形成以后，它在短期之内相对的要素结构变化的速度，或者是变化的态势，肯定是要与稳定性，或者是固化性产生矛盾。突出的难题是，随着要素结构的快速变化，产业结构如果不能进行相应调整、变化，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难题。我觉得林老师在这点上，要把他的问题给解释清楚。
经济观察网：中国有没有典型的案例呢？
张杰：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和林毅夫老师开会的时候讨论过这个问题，有新经济学学者指出深圳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深圳的创新能力在近几年得到很大发展，但是拿这个案例对应林老师新经济学，可能解释上会存在逻辑问题。从深圳这个特定的区域来看，深圳经济改革前是一个小渔村，既没有人才优势，也不具有技术和资金优势，最大的优势是地理优势，这个地方可以发展以加工贸易为主出口导向模式。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模式，可以把内地的劳动力通过低成本地转移到这个区域里。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从一个国家的要素和一个小区域的要素来看，要素的禀赋结构是可以通过外来的力量而发生变化的。
如果按照林老师的要素禀赋，深圳的经济创新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经过大量调研，深圳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深圳的人才，缺少高质量的大规模工业化创新人才。那么为什么在不具有人才优势，缺乏人才优势的前提下能成为吸引最有活力的创新才人、创新和创业业态最活跃的一个区域？所以，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产业结构的理论，是面临很多疑问和挑战的。
经济观察网：从产业政策的定义来看，政府对基础设施大规模投资，对工业园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专利制度，这个是不是属于产业政策的范畴，是不是产业政策的侧重点？
张杰：林毅夫老师在演讲里强调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包括工业园区，以及强调专利制度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有网友就提问，到底按照产业政策的定义来看，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专利制度的建设，是不是就属于产业政策的范畴？从经济学的基本定义来看，基础设施是一个纯粹的，或者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公共产品。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来看，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提供，政府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范畴之一，所以在我看来它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产业政策。
对于专利制度属不属于产业政策，从经济学整个逻辑角度来看，专利制度是针对创新这种存在外部性的，导致市场失灵或市场不能有效投资到这类领域，当然是政府看得见的手应该干预和加强的地方。所以从市场和政府的各自逻辑角度看，制度本身也不是产业政策，而是整个市场化的，是对市场化缺陷的，为了弥补市场失灵所创造出的制度设计，它本身不属于严格意义的产业政策。
寻租从何而来？
经济观察网：刚才林毅夫老师提到了寻租问题，实际中，监管和问责机制缺失下的寻找和腐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运行效率和实施效果各个环节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张杰：林毅夫老师在整个演讲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从中国的现实背景来看，肯定是一个特别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当然从发达国家各种法制环境比较好，市场化的监管机制比较好的国家，产业政策制定出来在具体实施和执行过程中，有可能面临较少的寻租和腐败的问题。即便产业政策最后的实施效果出现一些问题，肯定也是市场环境变化不适应的问题。但是从中国来看，当前产业政策中我们最为诟病的问题不是产业政策需不需要、顶层设计得好不好。而是各级政府在实施和落实中央部署的各种产业政策的时候，由于政府官员的专业能力、行政体制、监管能力缺失，导致各种以财政补贴为主的产业政策出现了众多的、不可忽略的寻租和腐败活动。
有些寻租和腐败活动是难以被监管的，所以这些产业政策在地方政府和官员落实和执行过程中，腐败和寻租问题相当突出，导致这些产业政策不能达到既有的、预设的目标。不但不能达到预设的目标，而且还会产生大的负面影响，也就是错配效应和扭曲效应，这是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我想林毅夫老师在这点上应该没有很好地回答，并没有落实到中国现实的背景这个特定环境里去。
经济观察网：从理论框架来看，张维迎和林毅夫老师观点分歧点在哪里？
张杰：张维迎老师说林毅夫老师在分析产业政策的时候，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我认为这个可能还是有些偏颇。实际上，随着市场经济和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我们把很多经济学定义为现代经济学框架。现代经济学一个重要的框架就是市场机制的框架，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要是遵循市场经济，遵循现代经济学框架的逻辑，是可以既谈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可以谈由于市场失灵所导致的政府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从这点来看，张维迎老师指责或者是批评林毅夫老师的观点，可能是存在一点的疑惑的。
按照既有的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看，确实有很多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导致市场机制不能够有效供给这一类商品的情况，所以需要政府来进行干预。但是政府干预也面临着很多，比如说交易成本很高，收集信息成本很高，以及政府对成本收益的分析，导致收益要远远小于成本支出。政府在干预经济过程中是可以跟市场机制再次结合的，这个在整个新的经济学里有很好的阐述。所以张维迎老师因为这点否认那一点的逻辑，可能本身也存在问题。
张维迎老师所批评的中国的产能过剩，僵尸企业，以及各种制造业效率的过快、过早地下降，这些重点的问题都是由政府不恰当地干预所造成的。这一点现在很多经济学者，对这个问题是有很多看法的。但是较多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很多企业产能过剩、僵尸企业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由政府过多地干预，以及政府和市场的功能定义不清，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所造成的。
日本产业政策，成功还是失败？
经济观察网：刚才张维迎老师提到日本的产业政策时表示，日本的企业家有效抵制了政府干预。对比刚才林毅夫老师的分析，应该怎么看？
张杰：张维迎老师刚才举了个例子，说明日本的企业家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成功地抵制了政府的干预。这句话我个人认为肯定是有失偏颇的，为什么？因为从日本整个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别是二战以后，它整个经济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阶段中，日本的整个经济发展特定的模式是财团主导制。所谓的财团主导制，概括起来就是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合二为一。这种特定的财团主导制在整个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是积极作用的。
比如说丰田要生产汽车，需要大量投资，资金从哪里来？就是由财团所掌控的银行体系提供的。银行提供给丰田企业的贷款可能不是一年、两年的短期贷款，都是长达二十年的贷款，所以很好地适应整个产业发展的巨大的资金需求。特别是对长期发展资金的需求，以及应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这个特殊的制度安排，是整个日本经济起飞的一个主导模式。
但是这个模式并没有反映对政府干预的抵抗性。实际上，日本在整个日本经济起飞阶段中属于追赶型的，它能可靠预测到今后要重点发展的产业，它有美国这样重点的产业为参照性，比如说汽车行业，所以财团和政府是一致的，是密切参与的，是互动出台这些产业政策的，所以抵制这个说法有待商榷。
另外，日本的产业政策失败还有其它原因，日本已经到了追赶上美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但它还处于整个产业创新发展的青年时期，不知道创新或者新产业是什么。张维迎老师讲得是有道理的，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家，都不能有效、完全地判断整个发展的方向和前沿是什么。美国的依靠市场导向的模式是具有优势的，日本政策产业政策导向就会出现大量问题，这是日本整个产业政策由成功到失败的原因。
经济观察网：中国应该从日本产业政策里借鉴什么？
张杰：对中国来说，只有少部分产业发展到了创新阶段，这个就需要去预测和把握方向。由地方政府或者行业专家来对此做出预判，有着不小的难度，风险也在于此。但是从另一个调度来看，现实的问题是，很多产业还未达到创新的基本面。
产业政策制定的大背景是什么？
经济观察网：二人争论又提到了比较优势，张维迎教授认为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这个矛盾，在现实中是否有比较明显的案例？林毅夫认为，必须要由政府协调不同的企业来进行，或由政府来提供。从操作层面看，效果怎么样？
张杰：刚才张维迎老师批评林毅夫老师新结构经济学的基础，要素比较优势的发挥。林毅夫老师所定义的比较优势主要是从国家的层面来定义的，张维迎老师是从个人和企业层面定义的。定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比较优势按照既有的经济学，比较优势不仅是国家的，也可以是企业和家庭的，都是存在自己的特征的，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这是没有歧义的。
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层面叫区域层面，因为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同时推进，肯定在不同的地理区位，存在要素禀赋差异。
上面我讲过深圳的例子，深圳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地理的相对区位优势。为什么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成为中国出口加工贸易的基地，是因为各种要素都是可以流转的。深圳可以把河南、山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劳动力大省的劳动力吸引过来，创造出一个新的要素比较优势。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是林毅夫老师的解释的缺陷所在的，当然张维迎老师的解释也是有点缺陷的。
要素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一个国家内部都可以流转的。单纯看原始的要素禀赋而忽略动态变化看待经济发展，这是有问题的。
如何来理解中国经济在特定的阶段经济起飞的成功，我这里的定义，如果说才一个初级阶段取得的成功，从0到经济初步实现发展这个阶段我们实现成功，往后的成功我们不知道。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这个初步的成功有一个重大的争论，到底是市场化改革所激发的各个经济主体的活力所导致的，还是通过国家有效地干预，工业化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政府提供大量的财政补贴给企业家，增强他的预期和信心来促进发展。这个问题我觉得都是二者兼有的。
经济观察网：张维迎老师提到了大国特有的发展模式，这是否会成为中国未来的产业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背景？
张杰：张维迎老师提的大国特有的发展模式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因为比较优势主要是针对小国。对小国来说肯定特定的某种比较优势要素非常重要，大国的要素优势更多，因此大国起飞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以按照小国禀赋要素的模式来单一实现，肯定有多样化的趋势和可能性。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对林毅夫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包括财政政策的基础，应该是一个有力的回应。
所以我们在考虑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包括产业政策运用的时候，要更多考虑中国这个大国的背景。中国不同的地区的发展经济阶段是有差异的，要素禀赋、技术特征也是有差异的，包括人的制度和文化都是有差异的。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中国的产业政策也一定考虑区域的差异化，就中国来说不应该追求一种单一的、由中央统一指导的产业政策，这种模式是有很大问题的。
现在我们也观察到的，比如说发改委出台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指导目录，那么很多地方政府又没有技术，不具备人才，又不具备资金的优势，也要去搞新兴产业，这完全是违背本地经济发展禀赋优势的。这在中国当前整个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
经济观察网：回到中国产业政策本身，目前的中国产业政策的特征是什么，有哪些问题？
张杰：今天非常有幸看到二位学者的讨论，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更要考虑的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如何随着整个经济发展目标的变化、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而不断调整。
首先，我们要探讨中国当前的产业政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特征，呈现哪些最基本的特征。这个问题不搞清楚的话，脱离中国的现实，谈是没有意义的。
在我看来，中国当前的产业政策有四个最基本的特征：
第一，中国当前的产业政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国在既有的政府和市场各自功能的定义不清的背景下所产生的。从现实观察来看，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在执行或者是实施、落实产业政策过程中，主要是以优惠的政策，如说土地、税收、资金使用优惠、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以及大量运用各种政府财政支持的手段来具体实施的。
当然前面的政策林毅夫老师也探讨过了，提供优惠政策是中国各地政府普遍采取的手段。此外，地方政府经常使用的还有财政补贴或者财政奖励。
这种方式出现的问题就是，各种优惠的一揽子招商计划，很多是违背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所以一定程度上说它会对市场的配置效率产生各种各样的扭曲，这然必然的。
第二，中国的各级政府在实施各种产业政策的时候。地方政府在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动机，实际上是官员为了自身的需求，为了实现当地的GDP在短期之内快速增长的动机出发的。这种前提下来看，要准确认识中国的产业政策背后的驱动力，就不能脱离这个特殊的政府体制这个角度。那么这个体制随着政府官员的变更，各种产业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也会发生容易改变，哪一任官员来了以后我就改变，按照我的设想换一套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的目标，所以产业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
第三，地方政府官员的专业能力和执行的能力。政府推了这个政策以后总得有人落实，靠谁落实？按照我们的行政体制由相关部门、相关科室具体的、少数的官员执行。出现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整个产业政策针对具体的产业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才能加以判别，整个产业过程中这些风险，各个环节的风险问题都需要很专业的水准进行判别。而我们这些地方政府官员能力主要是行政管理能力，他哪有这些专业的能力去控制和识别风险？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就发现，不是产业政策本身制定得好不好，而是地方政府官员的能力跟产业政策的需求不匹配，所以导致产业政策失效。这其中也有监管的问题，很难监测产业政策推下去以后到底有没有达到目标。
第四，不能忽略的问题是，张维迎老师也提到的，中国特定的当前发展背景下，法制以及政府的监管机制相对整个还是存在很多弊端。这种特定的背景下，中国的很多产业政策，特别是给产业政策配套的财政资金应用不到位，容易滋生大量的腐败和寻租的机会，这进而导致不少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佳，配置效率产生极大的、不可忽略的扭曲效应。即便产业政策的顶层设计很合理，但由于地方确实鼓励创新的机制，并不能真正帮助那些需要政府支持的企业能够获得政策的激励。这对中国的产业政策产生了不可忽略的负面冲击。
经济观察网：实践中，产业政策的负面效应日渐凸显，如何对上述背离和扭曲加以校正？
张杰：我们知道当前的产业政策存在上述特征，其中正是由既有的体制和操作问题造成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完全否认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的起飞阶段，特别是出口导向的发展阶段所具备的利大于弊的效应。
张维迎老师全盘否认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可能也不符合客观的逻辑，对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很多市场经济优势没有得到发挥，导致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这个时候政府通过特定的产业政策，通过政府的财政资金帮助企业发展，实际上对企业来说是有好处的，增强了企业家投资的信心，帮助企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规模经济，获得特定的出口优势，为中国经济起飞创造条件。我还是强调这一点，完全否认中国既有的经济政策是不合理的。
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经济起飞的阶段，由要素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转化为要以创新为驱动的发展模式。产业政策对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的已经形成，就有的产业政策不调整就会给新旧动力的转换造成很大的扭曲效应。
我谈四点。第一，这些既有的地方产业政策，已经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根本性目标产生很大负面效应的。如果帮助在市场上已经获得竞争优势的企业维持它的地位，而对那些真正需要政府扶持的新产业、新业态不能提供很好的扶持，这样的产业政策是错位的。
第二，在创新驱动的国家发展战略发展的背景下，当前很多产业已经到了创新的较前沿发展阶段，应该鼓励企业基础创新、应用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等新业态发力。所以既有的产业政策要避免技术的外用效应导致的投资不足。
第三，既有产业政策与中国的制造业立国或工业强国发生背离。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能腾飞，主要是我们利用自己的优势成为世界工厂。正因为我们的制造业规模迅速扩张，蔡可以获得当前的产业规模。但是产业政策不是单纯用来增强产品数量，也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工艺水平。因此，中国的制造业不能过于依赖产业政策，这会导致自身能力的弱化，对整个制造业的发展还是存在很大负面效应。
第四，与中国整个市场化的总体发展战略目标，也可能存在一些背离现象。十八届三中全会说得很明确，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目标是由市场决定配置资源的主导性作用，这个目标指明中国今后的整体发展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而我们固有的产业政策，我前面也强调了，它本质上是生产性补贴，这个东西再搞下去对我们建设市场化这个目标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
这四个背离的存在造成中国当前固有的产业政策，实际上是破坏需要调整和全面的转型升级。这才是中国整个今后的产业政策要关注的和重点改革的。
经济转型的核心动力是什么？
经济观察网：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最核心的动力是什么？面对多重困局，未来产业政策的改革取向是什么？
张杰：再回到这个问题来看，到底导致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探讨清楚，就没有办法对中国整个今后经济发展形势的判断，也无法把握产业政策要调整的方向。
中国当前经济整个发展的最大动力在中国高端制造业。我们做过这样的研究，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20%不到。如果把这个数据再细看，从传统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生产装备制造业这三个部门来看，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除了差距大，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一个突出的现象，过早、过快地弱化的现象。我们做过测算，中国当前的制造业部门真实劳动生差率和美国同期相比，中国最近这三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只有一点几，美国同期是四点多，韩国高达六点八。中国今后的产业政策都要围绕这个核心来开展，可能我们做的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中国今后的产业政策不要大量实行生产性补贴，而应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融合，要以强化创新作为最根本的目标。为什么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有弱化问题，说白了就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够，还是依靠老一套的规模扩张，要素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围绕着一系列的以创新为主导的目标全面展开。前面林毅夫老师也强调，从这些创新角度来看，都或多或少存在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完全由企业来承担，肯定是不可能的。让企业完全去判别风险，风险大的东西企业家肯定不愿意冒这个险。张维迎老师说企业家一定会冒险，这句话只讲对30%，一个理性的人，就包括我们在内，在风险大和风险小的投资项目里去，一般会选择风险小的投资项目。所以我们不要高估人类的冒险精神，没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冒险的。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产业政策全面向鼓励、激励、创新，一些良好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制造业企业的创新，各个层面的创新，很显然是极有必要的。
第二，对中国整个产业政策的退出还不能操之过急，不要一刀切。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局一方面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这会导致金融风险、就业压力等问题的暴露。这个时候一下子把既有产能政策全部退出，经济可能面临更大的困局，所以产业政策的调整要因地制宜，不同发展地区还有差异。相对比较滞后的地区可能还要认真学习这些产业政策，对于处于比较前沿的地区，可能鼓励它加快产业政策的转型。
第三，我前面也强调了制约当前中国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官员的能力跟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不匹配，或者是专业能力的不够。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各司其职、各归其位，政府官员就负责资金的使用，以及对产业政策效果的监督，而把这个产业政策的识别、具体的资金投入方向交给市场去执行。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了很多探索，很多政府功能的外包。再比如，一直鼓励的购进新型的政府股权产业引导基金，这个新型的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就是想把政府的手和市场的手结合起来，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和投资方向，具体政府的钱和私人资本结合起来，由专业的投资公司打理，按照市场的逻辑进行投资，这就是很好的改革方向。
第四，必须开创由政府、市场和第三方专业机构、专家，以及专业人士来协同合作的新型产业政策运行的架构。我前面讲了，新型的政府股权引导基金是很好的尝试，也有利于政府和市场的平衡。但是有一点还要强调，从既有的地方政府搞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反馈的情况来看，还是发生一定的变形，有的地方搞股权引导基金有其形无其神，表面上很像，但是内部还是按照旧有的模式操作，披着新型的外衣，这是需要重点关注的现象。此外，假设没有外部良好的法制环境监督，大量的寻租和腐败行为在新型的政府引导基金也会发生。所以这种新型的市场和政府结合的新尝试，也需要良好的法制和政府的监督机制。
如果再沿袭以往由各级政府行政机构官员制定、执行、财政资金使用和监督“四位一体”的产业政策运行模式，必然会成为塑造经济增长新动力、新动能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最大障碍，必须开创由政府、市场，以及第三方专业机构、专家等专业人士协同合作的新型产业政策运行架构。政府研究和制定产业投资方向的政策依据，以及承担最终的监督功能，产业政策的具体运行和审计工作则交付市场、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来完成，真正建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有机平衡。
分 割 线
此次的产业政策思辨会已经结束了，在聚焦林毅夫与张维迎公开辩论之余，场外还有许多关注此次活动的网友向经济观察网发来了他们的一些思考，以下为各位网友的观点锦集：
【观点1】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
我对林毅夫和张维迎争论的意见：想起与产业政策相关的农民智慧：政府让我种葱我一定要种蒜！山东魏桥集团就是在政府压纱锭时做纺织业起家的。现在列入民企TOP5，中国未来经济规模可达全球三分之一，目前社会需求正从基本大类需求进入多样化、个性化、人性化发展阶段。有为政府应与营造“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法治环境相联系，并淡出产业政策。因此政府既是有为的也一定是有限的。各执一词的争论是没有结果的。更应关注双方观点的交叉项。共识比分歧更重要。
【观点2】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苏剑
产业政策该不该有？看发展阶段。在发展中阶段，产业升级的方向相对比较明确，可以有产业政策，由政府有意识地进行引导；但在经济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尤其是科技水平接近世界科技前沿的时候，就不行了，因为此时产业升级的方向不确定，由政府官员来识别哪些产业该支持就很不靠谱。林毅夫的理论是关于发展中经济的，张维迎的理论适合发达经济。所以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冲突。
林毅夫的理论比较中规中矩，提倡“有效市场、有为政府”，这个理论有一个前提，就是政府是一个“有为政府”，这就要求：（1）政府想作为；（2）政府想适当作为；（3）政府能作为；（4）政府不能乱作为。因此，这个理论要实施，就必须全面改革，也就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改革的态度其实没有多大差别。
【观点3】富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独立经济学家刘维明：
林张之争，归根结底是市场和政府功能、作用之争，在我看来，他们都对又都不对，思维方式更像西方人，而忘记了中国文化之精髓，即中庸之道。任何事情都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在度内是好的，超过了就变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是如此。
市场并不是完全有效的，事实上往往还往往是无效的，因此完全依赖市场自发是不可取的，必须加入政府干预，因后者掌握更多的宏观数据、尤其是本次争论的焦点“产业”的详细信息。然而，后者的干预应建立在前瞻性的统筹和连贯性的政策上，而不是追着市场跑。
因此，对于政府干预的质量由着非常高的要求。所以，问题的症结不是要不要政府，而是政府应该做什么、做多少，怎么做。
【观点4】申万宏源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范为
与财政货币政策更侧重于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调配资金、资源的分配功能相比，产业政策更侧重于创造更大的“蛋糕”。因此，产业政策对于一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引导与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我认为：我国过去的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修缮的必要性和空间，过去我们的产业政策扶持了很多产业，但最后要么出现“一窝蜂、产能过剩”，要么“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未来产业政策应该更多的放到“供给侧改革”的层面，提升产品质量；同时更多的注重产业创新、产品创新，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国民经济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后记：这次产业政策论证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一个深刻的背景是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产业政策是顶层设计之下连接微观经济主体的关键一环，产业政策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作用不言而喻。中国产业政策的讨论和争议，需要用未来的经济实验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