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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由陈彦斌教授发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主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协办的第二届“大宏观·全国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如何应对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银行、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等国内外四十余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6位长江学者、8位孙冶方奖获得者、15位院长和30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与会专家学者涵盖了宏观经济各研究领域老中青三代，并且有不少从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等国际顶级名校毕业的海归。
开幕式环节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胡乃武教授发表了精彩致辞。
刘伟校长在致辞中肯定了陈彦斌教授提出的“大宏观”理念及其创办的“大宏观·全国论坛”的重要价值。他指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与模型日趋完善，但在解释中国宏观问题时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将经济理论与中国问题结合起来，构建更加贴近中国实际的宏观模型，提高模型对中国问题的解释能力，已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学者的历史使命。“大宏观·全国论坛”旨在搭建探讨现代宏观经济学核心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金融、产业、贫富差距等重要问题的平台，加强各个领域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学术探讨与思想融合，推动中国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此外，刘伟校长认为本届论坛的主题“如何应对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指出，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而要想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并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因此，探寻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原因，并提出恰当的应对策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致辞
胡乃武教授在致辞中对陈彦斌教授创办的“大宏观·全国论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该论坛为中青年学者交流经济学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将会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随后，胡乃武教授就“如何应对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胡乃武教授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之所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实行了改革开放，进行了重大的经济理论创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步入了“新常态”，一方面，根据三次产业演进规律，中国经济将从工业主导的增长阶段进入服务业主导的增长阶段，经济增速呈现出递减趋势。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与同期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仍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不仅增长速度更高，而且秉持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增速阶梯性递减的趋势不必过于担忧。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胡乃武教授致辞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教授主持开幕式
在上午的主旨演讲环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方福前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田国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长江学者刘元春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长江学者、国家杰青陈诗一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黄少安教授，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龚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教授分别做了精彩演讲。主旨演讲环节由陈彦斌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教授主持会议并发表演讲
方福前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警惕中国经济陷入滞胀》。方福前教授强调，中国对滞胀不能掉以轻心。就“滞”而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现在还维持在6.7%的水平，而且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速中位于前列，何来经济停滞？但是，方福前教授认为，6.7%可能并不是本轮经济周期的底部，而且不是只有零增长才是经济停滞，相对低速增长也是经济停滞。如果经济增速低于6.5%，中国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经济目标就很难实现，中等收入陷阱就很难跨越。就“胀”而言，房价、钢铁价格、煤炭价格、石油价格纷纷上涨，而且物价上涨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工资的持续上涨。一旦世界经济回暖，能源、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回升，极有可能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方福前教授表示，滞胀是一种“冷”“热”并发的疑难经济疾病，它比目前中国经济偏“冷”的病症更难以治理，因此应当未雨绸缪，防止滞胀由潜在风险演变成经济现实。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来看，化解潜在滞胀风险的最好方案就是进行改革，一方面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要全面深化体制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方福前教授发表演讲
田国强教授发表了题为《对当前中国改革及平稳转型意义重大的三个问题》的演讲。在演讲中，田国强教授重点谈了三方面问题。一是，关于是否应该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问题。田国强教授指出，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与中国坚持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松绑放权改革息息相关。面向未来，中国经济要想重拾增长动力，必须在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等对内放开和对外开放的松绑放权改革上再进一步。二是，关于市场化改革取向下政府职能的定位问题，即“有限政府”还是“有为政府”。田国强教授认为，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不是“有为政府”。“有为政府”除了没有边界或难以界定边界之外,更多着眼短期，强调用政策手段来解决当前发展问题，但是却遗留了很多隐患，而“有限政府”更多地着眼于中长期，强调通过改革，用制度手段来解决根本问题。三是，关于理论和学术探讨的基本规范和避免误导的问题。田国强教授强调，中国的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实践每向前推进一步，都会带来更多更复杂的理论问题，这就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许多成功改革措施的出台，无论是从实践还是理论上都是先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因此，中国下一步改革需要的仍然是富有理性和建设性的专业化学术讨论，这样才能避免误导政府决策和社会大众。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发表演讲
裴长洪研究员演讲的题目是《当前稳增长调结构中的宏观政策配合问题》。裴长洪研究员指出，虽然PPI等实体经济若干指标实现好转，但是从短期看，稳增长还要靠房地产拉动。面对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的态势，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限购政策，但货币政策并没有做出反应，可见决策层担心一旦紧缩银根，可能使实体经济更加缺乏资金，影响经济增长。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需要思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具体而言，应该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同时货币政策应予以积极配合，但不宜过早地把货币政策发挥到极致。经过前期6次降息，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已经降至1.5%，而CPI涨幅在2%上下波动，因此实际利率已经为负，导致货币当局在继续降息上将更为谨慎，货币政策继续发力的空间有限。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可以借助于专项建设基金发力。国开行和农发行在国家发改委提供的各地优质项目中选择具体的项目投放专项建设基金，投放重点是地铁、大型水利、农村电网改造、宽带乡村、棚户区改造等领域。以专项建设基金为发力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配合，不仅能够更好地实现稳增长的效果，而且可以避免货币政策过度宽松而滋生各类资产价格泡沫。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发表演讲
刘元春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全球技术周期视角下的中国创新发展战略》。刘元春教授首先判断了全球技术创新的趋势，他认为，2008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虽然以危机为表象、以不平衡的调整为基础，但技术冲击是根本原因之一。从长波理论来看，停滞期和新技术孕育期可能在15年左右，目前全世界正处在新技术孕育的初期阶段，新一轮产业革命仍需等待。刘元春教授指出，在当前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这样以大市场为特征、以国家力量为主体的经济体，可能存在着一种加速赶超和弯道超车的可能。而且，中国已经呈现出一些加速赶超和弯道超车的迹象。一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专利申请和高水平论文发表呈现加速赶超态势，其中发明专利受理数量已经连续五年名列世界第一。二是，2015年研发费用已经达到1.4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达到2.05%，而且OECD预测中国的研发费用将在2018年超过美国。三是，创新的区域分布和企业分布开始良性化发展，对于前者，创新由原来的东部主导型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扩散，对于后者，创新由政府主导型逐步向市场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转变。不过，刘元春教授还强调，中国在一些核心技术领域与美日欧发达国家还存在明显差距，因此未来在高端人才培养上要有新的战略思想，这样中国才能更好地实现弯道超车。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教授发表演讲
陈诗一教授发表了题为《优化要素配置，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演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之一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要想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有必要探析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现状和事实。陈诗一教授将能源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纳入研究框架，使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研究了资源配置效率的动态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中国TFP在研究样本期间持续增长，但资源配置效率却相对低下，资源配置扭曲导致1998-2013年间TFP平均下降42.6%。考虑能源要素后，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在整个样本期内并未出现显著改善迹象。而且，金融危机后能源要素扭曲逐渐超越资本错配成为中国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首要原因。基于此，陈诗一教授建议应该实施以要素配置效率优化、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代表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变一直以来以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为特征的增长模式。改革能源要素市场，提升能源要素配置效率，应成为从供给侧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点。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诗一教授发表演讲
黄少安教授演讲的题目是《经济不景气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黄少安教授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是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认清现实背景、勿忘改革目标，对现阶段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进行准确定位。二是，研究不同国有企业的分类及改革，而且一定要考虑大国因素，不要盲目学习新加坡的经验。三是，研究如何对国有资产管理者和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经营者、监管者身份定性、定位，从而定权、定利。四是，深刻认识到改革的阻力，尤其是不改革和以改革名义阻碍改革等困难。随后，黄少安教授阐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一是，围绕国有企业和其他形式的国有经济，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显性或者隐性的既得利益者，它们是现阶段国有经济改革的难点，这与10年、20年、30年以前是不同的。二是，对国有资产管理者和公司经营者身份的定性、定位、定权、定利。关键是哪些是“干部”，哪些是企业家，他们分别归谁管、怎么管？不能把企业家当干部来管，也不能让干部拿企业家的待遇。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教授发表演讲
龚刚教授发表了题为《两阶段理论——新常态的经济学基础》的演讲。龚刚教授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新常态”是指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然而现有对“新常态”的大量解释并没有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而且也缺乏经济学理论的支撑。龚刚教授认为，由他本人于2008年提出的“两阶段理论”，不仅与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理论中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拐点相适应，而且能用来解释“新常态”。“两阶段理论”认为，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经济体在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不断演变，从而会形成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第二阶段则是技术的追赶过程。目前，中国已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按照人均GDP，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剩余劳动力已经从1990年的9800万人减少到2012年的4267万人；中国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资本密集型经济之特征，产能过剩也通常集中在钢铁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上述特征也是“新常态”下的重要表现，正因如此，龚刚教授认为“两阶段理论”能为“新常态”提供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龚刚教授发表演讲
陈彦斌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如何应对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在演讲中，陈彦斌教授首先表示，不能通过推动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这是因为，资产价格上涨在中国的财富效应与托宾Q效应本身较弱，而在当前中国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持续下滑的背景下，推动资产价格上涨更将导致大量资金“脱实入虚”，反而会加剧经济的下行压力。不仅如此，预期脆弱性将使得资产泡沫破裂风险显著加大，从而导致中国经济更容易陷入“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在陈彦斌教授看来，要想更好地“稳增长”，需要着力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加强宏观调控以提高调控效率。可以通过加大宏观政策力度、注重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以及加快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转型等举措改善宏观调控的效果。其二，提高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扭转民间投资增速的快速下滑态势。其三，通过市场化改革转换增长动力，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市场化改革不仅可以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市场化改革还可以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利用率以及改善资本与劳动结构等机制促进经济增长。
下午，“大宏观·全国论坛”分为10个分论坛继续进行，55位宣讲嘉宾就经济增长与周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收入分配和开放宏观经济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这55位宣讲嘉宾均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学界最为活跃的中坚力量，其中包括贾俊雪、吕冰洋、卞志村、陈斌开、曹廷求、方红生、谷克鉴、杨继生、尹志超、徐现祥、龚强和欧阳志刚等公认的宏观经济领域的顶级专家。宣讲嘉宾都在《经济研究》或顶级SSCI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他们所宣讲的论文也均已经或即将发表在《经济研究》等国内外顶级期刊。研讨过程中，宣讲嘉宾和与会专家学者展开了高水平的学术切磋，讨论激烈，气氛热烈。
晚上，富有创意的思想碰撞讨论会如期举行。思想碰撞讨论会的目的是为参会学者创造更加轻松自由的讨论空间。在经历了一整天的学术报告和学术论文的探讨之后，与会学者们彼此之间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借助于思想碰撞讨论会的平台，有的参会学者对在主会场和分论坛上的相关话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交流，有的参会学者针对前沿理论和前沿文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还有的参会学者之间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开始畅谈未来的学术合作。思想碰撞讨论会一直进行到晚上十点，但是参会学者们没有丝毫疲惫之感，依然滔滔不绝。
第二届“大宏观·全国论坛”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光明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经济导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信息网等20余家重要媒体的代表前来参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和证监会等相关部委、金融机构和企业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有的机构甚至自发组织代表团前来参会。论坛现场座无虚席，甚至很多听众站着或者坐在台阶上听完了全场会议。参会人员均表示从本届“大宏观·全国论坛”获益匪浅，对明年的论坛充满期待。
第二届“大宏观·全国论坛”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