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探讨我国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保障制度安排,系统研究民生领域消费支出的测度方法、结构特征与政策启示,现公开招聘研究助理。本项目聚焦我国民生供给结构的制度特征与现实绩效,重点分析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下,政府及国有经济部门在基础民生领域的重要功能及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内容涵盖理论梳理、统计测度、数据建模与国际比较,旨在科学识别我国民生保障模式的效率机制与分配效应,为完善有关消费率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优化公共政策提供学术支撑。
2025-11-172025年12月1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改革与发展系列研讨会第三期——贸易、产业与发展,将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734开讲。
2025-12-082025年12月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改革与发展系列研讨会第二期,将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734会议室开讲。
2025-12-06
国内需求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正确处理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流行的“三驾马车”思维范式错误地将消费与投资视为孤立的、可相互替代的两种需求。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本文提出:第一,消费与投资是社会再生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彼此之间有着复杂的、动态的循环互动关系;第二,生产力的跃迁将重构社会再生产系统,打破消费与投资之间旧的关系;第三,只有在生产力跃迁过程中同步调整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产生充沛的社会消费力,才能形成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进而,本文回顾了党和国家调节消费与投资关系的历史过程。党和国家在宏观经济治理中总体看待国民经济循环,统筹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因时因势调节消费与投资,充分体现出宏观调控的系统思维。当前我国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必须坚持系统思维,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系统布局,投资端和消费端协同推进,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形成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
在完善现代化金融体系的重要关口,主动发展与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相匹配的中小商业银行体系,是中国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所在。本文利用银行分支机构数据,构建了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占地区银行机构分支机构数量总额的比例测度中小银行发展水平,实证检验了地级城市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扩张对地区内工业企业创新投入可能产生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地级城市层面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扩张只对地区内中小企业创新投入产生促进效应,对大企业不显著,验证了中国情境下中小银行更有利于中小企业创新的理论假说。机制检验发现,中小银行通过加剧内部竞争、缩短银企距离及缓解融资约束三条路径促进中小企业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中小银行扩张虽能提升其总体风险承担,但未加剧被动风险。本文结论为何种类型金融体系更有利于促进创新增添了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也为中国今后的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参考价值。
在生产、销售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可以凭借其在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从国际贸易往来中获取更大利益,并逐步提升自身的经贸话语权,而这一过程与合理的生产要素配置密不可分。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化体系在过去较长时间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近年来,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工业体系的要素配置水平呈快速下降趋势。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研究表明,制造业生产要素配置水平的过快下降将导致我国产业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偏离核心枢纽位置,且主要表现在出口贸易网络中。机制分析表明,要素配置水平的过快下降将导致资源错配加剧、生产成本上升、地区创业热情萎缩,进而作用于产业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而丰裕的人力资本、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完善的市场机制与积极的产业政策则显著缓解了上述不利影响。在“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一发展理念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下一阶段经济转型过程中,特别是新型工业化与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参考。
厘清人工智能供给约束如何重塑全球生产模式与产业结构,是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对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影响的关键。本文通过构建包含人工智能因素的全球多部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全球人工智能投入如何作用于产业国际比较优势,着重探讨供给约束下人工智能投入的非线性影响。进一步,基于2011—2020年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ADB-MRIO)以及全球人工智能投入数据,本文评估了人工智能投入在全球产业中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投入对产业国际比较优势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人工智能的供给约束是引致上述现象的关键原因。从异质性角度看,劳动密集型部门和低创新国家更容易出现倒U型关系,进而影响人工智能技术对产业国际比较优势的作用。研究还发现,要素成本、增加值率和中间品需求是引致上述倒U型关系的重要机制,人工智能资本存量的上升则会缓解产业国际比较优势的下降,这进一步印证了人工智能的供给约束的作用。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合理的人工智能投入规模需要充分考虑生产部门的要素结构特征、人工智能供给约束、全球投入产出网络等因素。这一发现对于促进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合理规划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