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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都必然形成一个价值传统，正是这一价值传统主导着不同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指引着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这一价值传统发端于民族的起源处，随着民族的延续和发展而不断演进，但其核心内涵和基本特征却始终保持。从中国价值传统形成和演变来看，虽经数千年历史和数十次改朝换代，尽管有起有落，兴衰更替，但“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从而形成一个“价值轴心”。这就是中华道统之传承和意识形态之主流，也就是沿着中华民族的“血脉”而形成的“文脉”。然而，中国的价值传统在近代之前即已走向衰落，从而不能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提供思想资源。所以，近代以来中国价值传统经历了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现代价值经中国化而逐渐成为主导价值，指引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和进程；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现代价值也一度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使中国价值传统加速减损和消解。中国要享有现代化的成果并消除现代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用现代发展观点，重估中国的价值传统，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以重建，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西方价值源于“逻各斯”，而中国价值源于“道”。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二十一章）这里高度概括了道的本质含义，即物、精、真、信，从而指出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价值形成路径。

道是宇宙万物之源，也是价值之源。道是一种存在，但首先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是“不可道”的。但是“不可道”之道必须有“可道”之道来体现，这就是道体。这种有象有形，可道可名的道体，就是天地与人。道体就是天地人的总称，天在上，地在下，人在其中。天可以“形而上”为神和天帝，地可以“形而下”为器和物，而人是万物之灵，只有有了人，天地才有价值，没有人一切都无从谈起，一切价值都不存在。但人的价值依附于天地，没有天地，人的价值就没有基础，就无所依托。所以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

惟人万物之灵，由于有人在天地之间，天地就有了灵，也就是有了心，即所谓人“为天地立心”。所以，天地之心源于人心，天地之心必须通过人心来反映。这就有了人心与道心的区别。道心就是天地之心，是恒久不变的价值本身，是不变价值；而人心就是人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是可变价值。在人与自然为一体时，人心就是道心，但随着人的异化，人心就可能脱离道心，从而与道心相异。所以《尚书》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程颐说：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

道体是天地人的总称。但天地人是以人为本的，道体也必然是以人为本的。而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人民构成道体的现实主体，而作为反映价值的人心也就具体化为民心。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孟子还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这种以“不忍人之心”就是“仁心”， “不忍人之政”便是“仁政”。这就是说，民心代表天意，施仁政就是合民心，合民心就是合天地之道。

道不可变，但天地与人的关系是可变的，所以，作为价值实体的道体也是可变的。既然道体可变，就有道体之流行。道体流行“如水之流而不息，便见得道体之自然”。(《朱子语类》卷第三十六，《论语》十八)所以，道体流行也就是宇宙间的道德秩序的生成和发展，也就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演变，总之就是社会关系和价值思想的历史。朱熹说：“理不可见，因其爱与宜，恭敬与是非，而知有仁义礼智之理在其中，乃所谓‘心之德’，乃是仁能包四者，便是流行处，所谓‘保合太和’是也。”(《朱子语类》卷第二十．《论语》二)可见，道体流行就是价值思想的流变，经过一定历史时期的传承，最后汇结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构成历史上“一以贯之”的价值传统即道统。

社会发展依道而行。但社会发展并不单纯地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还受到人们的主观意识的影响。社会大多数人的主观意识决定人们的共同行动，而共同行动则构成社会发展和运动。但人们的主观意识是由人们的价值思想决定的，所以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人们的价值思想与人们的社会活动之间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社会变革与发展遵循的是道，治道围绕不变的天道，时而偏离时而回归，从而形成一个历史轴心。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价值思想的演变也遵循着一个道，社会价值围绕这个道变化，时而偏离时而回归，最终形成一条“一以贯之”的价值轴心。这就是道统。

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一个价值系统的支持。这个价值系统包含着一个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决定整个价值系统的运行并主宰着社会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这个价值系统源于“前轴心时代”的上古先民先圣的社会实践和生命体验，并经历三代而基本形成，这就是体现为周礼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孔子在《论语·尧曰》中引述尚书的历史记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这里是说，尧、舜、禹的传承是“天之历数”，而所传承的价值就是“允执其中”，只有坚持这个价值，才能保证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永享天禄。这应该是中国价值传统的源头，也就是中国道统的起点。孟子倡导王道和仁政，提出圣人传道的路径：“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这里，孟子沿着孔子所述的统绪，再次提出了圣人之道的传授次第。唐代思想家韩愈明确提出“道统”观念，他说：儒者之道，即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可见，在“轴心时代”即春秋战国时期，经孔孟等进一步系统化，这个价值系统进一步演变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并最终形成了代代相传、不绝于缕的价值传统即中华道统。从中国历史上看，尽管道统有时会中断，有时会变形，但终究要回到固有的主体轨道上，即回归主流，也就是回归道统。历朝历代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都必须符合这个道统，也就是符合这个主流价值，否则就必然走向衰落甚至败亡，即荀子所说：“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荀子·君道》)

而在价值传统即道统传承过程中，士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的优秀士人无不以天下为己任，代表着社会最普遍的诉求。他们综合这些诉求，从中求出最大的公约数，并将这个公约数系统化为社会的普遍价值。他们通过对人民日常社会生活的实际体验，以及对人民自强不息的奋斗历史的理解，运用自己的学术思想提炼并阐释出中国价值及其传统，不断地创造着文化精神和其他知识体系。他们还通过经世致用的个人价值实现方式，将这些价值思想转化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民族和国家的主张。在他们看来，道义是最高的价值形态，所以在实现自己的价值理想过程中坚持以道为精神价值，坚持“从道不从君”。他们抱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目标，坚持信仰，追求真理，坚持道德标准，追求价值理想，将天下为己任，通过自己的修身进德和价值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士人精神。这种士人精神，本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是民族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士人精神构成中国价值传统的核心部分，中国士人就是中国价值传统的人格化载体。

 

二

一个民族经过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沉淀，必然形成一定的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因而也可以说，价值传统构成文化的基本传承。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变化，社会价值也会发生变化，原有的价值传统不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因而会发生价值失衡、倾斜、颠覆，直至彻底瓦解和崩溃。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新的价值会在这种社会变迁和价值倾覆过程中萌生、发展直到成熟，并成为新的社会主流价值并归入价值传统。所以，价值传统是“苟日新，日日新，又一新”的。而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其中某些历史时期的重大变革构成价值革命，并导致民族价值获得整体上的提高或飞跃，也将社会发展推向一个更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变革，即殷周变革、春秋战国变革和唐宋变革。通过这三次社会变革，中国进入三个社会发展阶段，即封建社会、世族社会和齐民社会。与历史上的社会变革相对应的社会价值思想也经历了三次革命，即周文革命、儒家革命和理学革命。

第一次价值革命发源于中华民族的源头，完成于商末周初，其标志性事件是文武周公的制礼作乐，可以称之为“周文革命”。“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彖辞》）。在这里，“人”出现在“天”后面，说明在“天命”后面起作用的是“人事”，从而确立了人的价值，实现了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变。与此同时，周初以人为核心，建立“亲亲尊尊”的宗法礼制，奠定了中国社会的伦理价值基础。另外，殷商好武，周人尚文。周初政治家提出敬天保民，以德治国，倡导人文，推行教化，即所谓“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不仅实现了从“神治”到“人治”的转变，同时也实现了从“武治”到“文治”和“德治”的转变。总之，周文革命奠定了中国数千年的人文价值传统。

第二次价值革命发生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完成于西汉中期，即儒家革命。春秋战国时期，周文疲敝，礼崩乐坏，天下大乱，道术为天下裂，人们不能不重估一切价值，对周文所建立的礼乐制度作出重估。在这种情况下，思想界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在诸子百家中，孔子继承了周文革命奠定的人文传统，建立了以“仁”为中心的儒家价值体系，实现了从“人本”到“仁本”的提升。但在“大争之世”，中国社会并没有采纳儒家思想，而是利用法家理论实现了国家统一，通过黄老思想完成了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直到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儒家思想最终成为中国的统一价值和官方意识形态。所以说，尽管孔子未实现“克己复礼”的目标，却成功地“为汉制法”。总之，儒家革命创造了一套以“仁”为核心、以三纲五常为制度化载体的完整的伦理价值传统。

第三次价值革命从唐中期开始直到两宋完成，持续了两百多年，即理学革命。魏晋以后，中国进入长达数百年的混乱时期，北部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南北分裂甚至天下大乱。而在思想界，一方面儒学分化，自我阉割，经学衰落，传统价值失去进一步创新的能力；另一方面，佛道两教肆行，中国价值传统受到冲击，致使道统衰微，命悬一线，中国再一次陷入道术为天下裂的局面，中国士人不得不承担起“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建立了以“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这个理以“天理”为最高价值，以性理、情理、事理以及物理为普通的世俗价值，即包括“形而上”的理，也包括“形而下”的理，使儒家的伦理价值传统进一步理性化，实现了从“仁性”到“理性”的转变。

从中国历史上三次价值革命和价值传统的形成和兴衰来看，所谓价值革命就是原有价值传统从破坏到重建的过程。价值传统的破坏，首先源于内部问题，即原有价值不能解决现实社会矛盾，不能引导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而在受到外来思想挑战的情况下，往往走向衰落甚至中断。然而，价值传统的这种破坏和中断，往往为价值传统的创新转化创造了条件。所以，价值传统破坏和中断，也就是价值传统重建的开始。价值革命一般会经过四个阶段或四种方式，即价值重估、价值损益、价值回归、综合创新。价值重估就是对传统价值进行重新估价，一般采取批判和否定的形式，将这一切传统消解之后，再对新旧价值进行有损有益的变革。在这个阶段，一般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即新的价值不断发展，而传统价值不断减损消解。而当传统价值完全消解之后，面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人们会对传统进行重新估价，所以就有一个价值回归的过程。由于的价值传统的破坏，原有主体价值的消解，社会上会出现各种思想的竞争和碰撞，而最终会通过一种综合创新来完成这种思想的整合，并形成新的价值体系并构成新的价值传统。从中国历史上三次价值革命的过程来看，周文革命是综合了三代以来的各种思想成果而成，儒家革命是综合了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思想而成，理学革命是经过儒释道的综合创新而成。

任何时代的价值革命都不可能凭空产生，一方面要有社会时代需要，另一方面要有一定的思想资源。所谓社会需要就是源于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大众的利益诉求，这种大民大众的利益诉求转变成社会思潮，并经过思想家的思维创造成为某种价值思想和学说。这就是“礼失而求诸野”。但是，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原有的价值体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在社会变革需要面前往往作为保守的思想力量出现，所以，原有的价值体系的打破可能需要借助于外来思想。这就是“礼失而求诸夷”。经历一系列思想变革，社会变迁可能出现“矫枉过正”和“过犹不及”现象，这必然导致人们对于过去的回顾，从而导致回归传统的思潮出现。这就是“礼失而求诸史”，亦即求诸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其结果是价值传统的回归。但是，这种回归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以复古为解放，以复古为创新，最后形成新的价值传统。这个新的价值传统一方面是道统的延续，另一方面是道统的更新。

总的来看，在数千年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和历代先贤们通过三次价值革命，分别建立了人文价值传统、伦理价值传统和独特的理性价值传统。从另一方面看，这三个历史阶段的价值传统，通过历史的选择和积淀，最后形成了中国的传统价值。所谓传统价值是经历史上的价值革命而形成的恒久不变的价值，是价值传统延续提升和积累而形成的价值体系。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中国古代哲人很早就指出：“惟人万物之灵”（《泰誓》），“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但中国人并不是把人看做与自然对立的主体，而是将人看做世界的一个部分，追求一种“天人合一”之境界。在这种状态下，人们重人伦，重情分，泛爱众，追求一个“天下归仁”的仁爱世界。在这里，仁性源于人性，但不等同于人性，仁性是经教化而得到升华的人性，既源于普世的爱，更是最高的善。所以，“以人为本”也就是“以仁为本”。这种“仁性”系统，经“形而上”的理性化过程上升为以“天理”为最高价值，以性理、情理、事理为世俗价值的“理性”系统，并进一步融入天人之境。

第二，“中庸和谐”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中国价值传统是长期形成的，每次价值革命都通过损益而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升华。《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中和是古人所追求的最理想状态。“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在这里“和”是价值，是目的，而“中”即是方法也是价值。一方面，“和”必须通过中庸之道达成，而中庸也只有在“和”的状态下实现。另一方面，所谓“致中和”，就是将目的、方法和过程统一起来看，“中”也就具有了价值意义，即“中庸之为德也”（《论语·雍也》）。但要通过“中”庸之道实现“和”，就必须承认“不同”为前提，即“和而不同”，只有“不同”，才有“和”，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所以，中国传统承认价值的多元性，使人们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合作而不争，从而实现和谐发展。

第三，“自强不息”的生命价值和历史观。人的存在，既包括人的自然存在，也包括人的社会存在，还包括人的历史存在。所以，在“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中，除体现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两维关系外，还有人与历史的第三维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人的生命延续和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位置。生生之谓易。“易”就是历史，就是一个民族在生命延续的同时，自强不息，革故鼎新，不断创造，不断进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华民族根据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历史过程，形成了以“人事为本”的人本史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彰往察来”，以“理”以“仁”，中庸中道，处理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当下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在实现“三维和谐”的状态下不断延续和发展。

价值指引人民，价值指引中国。一方面，中华民族经数千年来反复磨砺，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价值传统，另一方面，这一价值传统指引中华民族不断进化和发展，形成独特的民族性格，它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形成独特的文化基因。

 

三

中国价值传统具有极强的内在生命力，致使其久盛不衰或者衰后复兴，以致绵延不绝。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经历长期延续终于进入寿终正寝的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加速侵入，大大加速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过程，中国又一次出现“千年未有之变局”。另一方面，西方科学技术和现代思想，使中国价值传统受到严重冲击，又一次出现“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这次社会变革是工业革命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是一次更为根本的变革，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价值传统构成根本性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总之，一切传统的东西都大大贬值甚至一文不值了。

面对古今之大变局和道术为天下裂的历史局面，中国士人开始思考社会变革，力图补天之裂，一部分人坚持原有的价值传统以抵制外来思想，而另一部分人则对传统价值进行全面的批判式重估。到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打出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发动了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但是，中国的现代性启蒙，由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具有一系列重要特点。首先，中国接受外来的现代性思想，为的是民族自强的需要，这就使启蒙带有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作为道统传承的中国价值传统，与外来思想进行艰难地抗争，一直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其次，在资本主义思想还没有全面展开的时候，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就导致中国在接受西方现代思想时面临着两个选择，并从资本主义现代性启蒙转向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启蒙。这样，到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三川并流”局面：一条是随“西风东渐”进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思想；一条是十月革命后迅速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还有一条就是作为历史延续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这三条思想潮流的矛盾冲突和竞争整合的历史，也是三种民族复兴道路选择的历史。从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在这三条思想源流中，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主导思想，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方向；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不断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竞争，尽管在一定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最终不能成为主流；而中国传统思想虽逐渐消解，但其影响却一直没有消除，并时隐时现地构成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元素”。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方向体现为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不能与旧的封建传统和帝国主义彻底决裂，所以在革命取得一定成果之后就转向保守主义，出现儒家化倾向。共产党继承了三民主义革命性的一面，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转向新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中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马克思的生产力论，对于生产力极端落后和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毛泽东认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是造成中国社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而“生产力本身的要求，则是用革命方法解除这种旧有生产关系的束缚，推翻这种旧有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使全国一切积极的生产力获得向上发展的可能，替未来的更进步的更能自由地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社会准备条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新民主主义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也是解放生产力。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经济恢复，并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因此“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建设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文化现代化的思想。到1959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国防现代化，从而形成完整的“四个现代化”思想。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把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要求，进一步转变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1979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经过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社会的理性被真正地唤醒，革命时代的激情转变为发展经济的动力。于是，中国开始了转向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系也日渐形成。从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目标来看，革命的目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共同富裕。但是，在革命和发展的过程中，这两方面的目标也发生转变，即生产力发展逐渐成为一切目标的根本，而共同富裕目标逐渐被掩盖。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现代意识逐渐凸显，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为社会的普遍口号，相反，公平价值或共同富裕目标被大部分人忘到脑后了。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从创建的第一天起，就注定要出现这种转向：个人利益一旦被解放，必然突出成为社会价值的本位，并且以加速的方式膨胀；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出现同样必然以加速的方式成长，按劳动分配只能局限于经济组织对于劳动者在第一次分配中的标准，按要素分配只要出现就必然加速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且难以遏止。事实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可能由市场经济自己解决，那种通过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最终把蛋糕做大，实现共同富裕的说法，只能是天方夜谭。共富目标之所以被掩盖，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上的民主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进展。

 

四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现代性价值成为主导价值，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但与此同时，西方市场经济作为现代性价值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一方面，中国主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市场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下，西方现代价值的影响也日益扩大。与此同时，中国价值传统的最后影响力却在迅速地消失。到了20世纪末，现代化高歌猛进，传统价值则“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了。这种传统价值之损，导致现代化过程中价值规范和价值引导大大缺失，直接造成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能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些年来所走过的路，重估我们一个半世纪以来所获得的现代价值。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所获得的现代价值，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现代价值，也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现代价值。在中国的现代化大部分过程中，尽管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价值的影响，但马克思主义现代价值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经近百年的中国化过程，已经成为中国价值的核心部分。与此同时，中国传统价值经历一个半世纪的消解，在“损之又损以至于无”的同时，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并具备了革故鼎新的条件。所以，中国当代的价值革命一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改造和继承中国传统价值，扬弃和兼容西方现代思想，进行一次新的批判综合，实现价值传统的重建，完成新的价值革命。

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最为迫切的是要实现社会价值的转向。对于一个高度物化、高度理性、高度功利的现代社会来说，扭转这种趋势和倾向也许是当务之急。

首先，必须恢复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中国价值传统的重建，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人本价值的重建。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主流，是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理性主义。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科学技术的进步带动了工业化的进程，经济人的自利行为推动了市场化进程，总之使物质文明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和水平。但另一方面，理性主义不仅使人都变成了理性人，更变成了经济人，不仅成为片面的人，更成为“单向度的人”。所以，中国社会面临着一个十分急迫的任务，即重建人性，也就是将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肢解的人重新整合起来，重启马克思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口号，实现“人作为人”的价值理想。而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首先要把人的感性从理性的压制下解放出来，恢复人的理性与感性两方面的平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仁性”的重建。但解放感性和重建仁性并不排斥理性。人的全面发展不可能离开理性，甚至也不能离开工具理性。但是这种现代理性必须得到矫正，用“仁”来规范工具理性。解放感性、重建仁性和再造理性，就是要建立一个三维人性。这种人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人，还是有道德理想的人，而且是有审美价值的人，即真善美的统一；这种人，不仅不再是单向度的人，也不仅是平面的人，而是立体的、完整的、全面的人。

其次，要实现社会目标价值的转向。源于新教伦理的西方现代价值，摆脱了人们对彼岸世界的理想而追求现世的价值，人生的目的就是获得成功，而成功的标准就是得到更多的世俗利益。实现社会目标价值的转向，就是要重建社会的道德理想。对于个体来说，就是要从从追求物质财富到追求生活品位，从崇尚金钱到崇尚德行；对于社会来说，就是要从全民逐利转向社会正义，从“效率第一”原则，转向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以实现社会和谐。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就是说，追求个人利益要遵循社会道德标准，不取不义之财。“知（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对于社会来说，必须建立一种制度和规范，以确定这种“知与仁”和“得与失”之间的平衡机制，特别是要将竞争机制引向合作机制，建立“合作为体，竞争为用”的工具价值观，避免无序竞争导致的市场乱象和社会乱象，实现市场秩序和社会和谐。

再次，要实现社会多元价值转向。近代以来，在西方利己理性和市场竞争体制下，社会价值日益单一化，物质利益不仅成为人们追求的核心目标，甚至成了唯一的目标。但事实上，人们的社会需求既是不同方面的也是不同层面的，人们生活的目标也是多元的，因而社会价值目标也是多元的。约翰．格雷说：“有许多种善的生活，其中的一些无法进行价值上的比较。在各种善的生活之间没有谁更好也没有谁更坏，它们并不具备同样的价值，而是不可通约的；它们各有其价值。”阿玛蒂亚．森也指出：“主流价值也会随时间变化，每个社会都经历过这种价值的变迁”，实际上人们“有理由拥有更广泛的目标以及更具社会倾向的价值。”历史经验也可以证明，当人们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价值观念会发生转变，从追求物质生活中的“效率”，转变为追求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和文化生活的深入发展。也就是说，当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比较充分的满足后，就去以放弃“效率”为代价追求各种各样的生活目标，特别是从物质财富的积累转向精神生活的富足。这种多元价值转向，使人们各自追求各自的目标，平行而不交叉，合作而不竞争，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社会价值的转向是中国价值传统重建的前提。而重建中国价值传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实现中国价值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超越传统，超越现代，建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实施以民为本的社会政策。远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古代圣贤就提出“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大禹谟》）：“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货财之类，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饥不寒之类，所以厚民之生也”（[南宋]蔡沈：《书经集传》）。“此三事惟当谐和之”（孔颖达:《尚书正义》）。可见，“三事”既包括工具理性，也体现价值理性，即强调道德教化，也追求流通财货，即体现个人价值，也关注大众民生。在“三事”中，正德是第一位的。正德就是为道德正名，就是确立道德的权威地位。所以，道德必须被认同，必须被遵守，必须被信仰。对那些法律无法约束的行为必须使之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道德法庭的审判，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良心为准绳”，对那些败德行为进行公开谴责，让这些败德行为之人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利用就是合理利用资源，发展科学技术，发挥市场的合作机制，转向天地人相生相养的有机生命再生产，重建天地人和谐关系。而利用的目的归结为厚生，即为了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德、利用、厚生三件大事的协调运行，才是平治天下的根本大计。所以《尚书》还提出“三事”惟和。在这里，道德价值处于主导和优先的地位，“利用”即工具理性则处于从属的地位，而“厚生”体现目标价值或价值理性，探索自然、认识事物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至善的道德理想。马克思主义将未来社会的关注确定为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然而，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的价值，还必须有可行的现实关注。所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一步落实为和谐发展，既具有终极理想意义更结合了现实考量。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和谐，没有和谐发展不可能实现全面发展，人的和谐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五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和现代化，人们在享受着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仍然会时常感到莫名的缺憾，幸福感并没有随着收入提高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同步提高。更严重的是，随着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脱离自然的和本然的状态，身心环境不是改善而是日益恶化。现代化使人大大地异化了，人们脱离了感性世界，进入完全的理性世界，人们十分理性地生活，完全被利益所主导，时刻被效率的皮鞭驱赶着；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勤劳的人们忘我地劳作，放弃了闲暇与享受，更谈不上艺术和修养；而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上，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人们疯狂地竞争，无视亲情、更无同情，甚至爱情也可以放弃。身心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导致人们的身心异化。随着现代化的进展，人们的身心异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因此，21世纪的人们呼唤身心环境的改善，呼唤人的本性的复归。

人的本性的复归，要求人们回到生活世界。如今，科学理性和经济理性统治了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系列紧张、矛盾和冲突，再一次要求我们回归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是真实的人的世界，是自然的和本然的世界，所以是一个以生活为中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仅有理性，还有感性，还有仁性，所以是一个“有情世界”。回到生活世界，就是要重建符合自己传统的理性，从过于理性的生活回归感性生活，在此基础上，建立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体系，并建立“情、理、法”融合的社会规范。总之，要通过价值引导，创造一个良好的身心环境，以建立一个和谐发展的“小康社会”。

第一，天人合一的理性世界。中国以人为本的价值传统，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基础上的。人类本来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在发展过程中，随着理性的提高，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人类却逐渐脱离自然状态，甚至成为自然的异化物。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制度，使我们实现了物质资料的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但现代化的负面效应也及时地出现并影响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经济增长过程中生态环境的破坏，市场竞争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过快的工作生活节奏使我们感受不到幸福。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复归于朴”的想法，希望重建一个“天人合一”的理性世界。这个世界首先是自主自然的，人类可以主宰自己的生产过程，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社会生产模式的特点是消费主导，即消费需要主导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利润不再是核心的目标，人们不为了利润而盲目地扩大生产；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是统一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处于循环往复的自然和谐状态，所以人们越来越主张循环经济和零经济增长；市场原则是“合作为体，竞争为用”，人们从竞争对手转变为合作伙伴，从而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奠定了基础。在这里，人们对物质资料的欲求是有限的，因而对自然的索取也是有限的，崇俭禁奢，没有炫耀性消费，生活回归于朴，既可以改善人们的身心环境，也可以减少环境压力。这也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

第二，率性自由的感性生活。马克思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所追求的并不单纯是物质生活和物质享受，还需要有精神生活和精神享受，还包括个性和自由。所以，发展的目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全面提高，不仅仅是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还要求生活方式的多种多样，包括快乐劳动，率性自由，身心一如。然而，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现实，与现代化和发展的初衷并不一致，如此现代的生活并不快乐幸福。在现代化过程中，尽管人们的幸福感与物质资料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但两方面不可能实现同比例提高。在一定条件下，物质资料增长对人们幸福感的边际贡献率可能从提高转为下降。这就是所谓的“幸福拐点”。而要改变这个“幸福拐点”，就必须创建一种“率性自由”的生活模式。创建这种生活模式的关键是劳动性质的改变。马克思指出：“劳动是劳动者的直接的生活来源，但同时也是他的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在这里，“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就是生活，劳动就是创作，因而劳动既创造价值也创造快乐，还创造美。这就是率性自由的生活：率性而自由，自由而率性。

第三，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体系。就社会模式来讲，“以人为本”就是讲求“人缘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人缘关系”仍是基本的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仍是社会结构的基础。而维系这种“人缘关系”的文化核心就是“仁爱”。所以，“以人为本”就是“以仁为本”。对于国家来说，“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本，即“以民为本”。但人本和民本与西方的个人自由和民主不同，人本是价值基础，民本是价值实体，而民主只具有工具价值的意义。而就民主来说，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目的和程序相统一的民主，即有实质价值的民主，或以民为本的民主，而不是简单的数字民主。进一步讲，无论“人本”还是“仁本”，无论“人本”还是“民本”，其价值基础都是民生，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然而，只有人民群众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是不够的，在此基础上还要求实现公平和平等。所以，平等是民生的重要方面，也是民本的重要价值。当然，在现代制度体系下，要实现民生目标，实现公平和平等，必须通过民主的政治形式。只有民主才能确立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策，才能实现公平和平等，才能建立“天下归仁”的社会。更重要的是，民主也是价值多元社会不同主体的价值诉求和价值实现的方式。

第四，“情、理、法”融合的“礼治秩序”。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礼治”，这种“礼治秩序”的特点是“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结合。天理源于自然之道，即“天道”，是统辖一切的价值原则，是最高的善。国法是对社会行为的强制性规范。但国法既基于天理也源于人情，即建立在天理人心基础之上，所谓“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明]刘维谦:《进明律表》）。人情也源于理，源于人心，源于人的自然本性，大者天理和伦理，小则情理和事理，但最基本的是道德良心。人情就是民情，民情就是民意。所以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需要“恭行天理，执法原情”。但社会必须将“人情”或人的“自然性情”导之于理性约束的轨道，使人的行为遵循于一般的社会规范，即“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不能有悖“天理”和“国法”。总之，就是要注重人情事理，关注民情，尊重民意，发扬民主，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得到充分表达和最大化的实现。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要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小康社会目标，有必要重建情理法融合的社会规范，发挥传统“礼治”的积极作用，重建“现代礼仪之邦”。

20世纪初李大钊提出，中国农业文明“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方工业文明“疲命于物质之下”，世界文明的未来必有赖于“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的“第三种新文明之崛起。”如今，距离李大钊的时代已经过了近百年。经过这百年奋斗，中国吸纳了西方文明，同时也保留了自身的文化元素，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文明社会。从现在来看，这种新文明体的初级形式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奋斗进取、革故鼎新。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随着中国人民在发展过程中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一定会走出一条中国式道路，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