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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64年的刘守英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30多年的涉农研究、调查，使他成为了当前中国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权威，且有着切身的乡村经历与关怀。
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乡村振兴成为我国有关农村的最新顶层设计和国家战略，对此，刘守英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友成君整理了他在演讲中或接受采访时提到的9个观点，以飨读者。
资料来源：央视新闻、《经济观察报》、《中国发展观察》、原子智库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刘守英
01 乡村振兴需破解四大问题
第一，人。最大的问题是乡村老人的绝望，这是非常让人心寒的一件事。二是年轻小孩。年轻小孩的问题我们原来一直讲他们是留守儿童，现在很多孩子小学是被家长带到城市，这些孩子家长实际是照顾不了的，初中回到本镇，高中回到本县。三是70后。70后到底是不是跟40后、50后、60后一样回到乡村，还是在城市里落下来？这些人基本没搞过农业，也没种过地。
第二，业的问题。整个中国农业的业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农业的回报是上不去的。现在农业的问题越来越单一，回报越来越低，也进行了土地的流转，也进行了规模化，但是从事规模化的这些人越来越内卷。农业的回报越来越低，就越没有新的要素进来做农业。
第三，地。大量的土地被占用，主要是两块。一是农民的房子往路边去盖，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原来传统农耕村落的聚落形态开始向更交通便利的地方转变。二是坟地。现在农村的坟地基本上把原来的菜地都占光了。
第四，村庄，农民过去积累的资本全部回到乡村去盖房子。
这四大问题看上去是乡村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城市化模式的问题。城市化模式本质是回村的模式，不管你在城市干多久，最后还得回村。如果城市化的模式继续按照原来回村的城市化模式，我觉得乡村振兴的路是无解的。
02 需要关注与研究城乡关系
乡村用什么东西来跟城市交换，这是城乡关系的起点，而不是城市去乡村做什么。作为我们思考城乡问题的基础，乡村到底用什么跟城市去建立这个有机联系？
现在很多人关注的是什么呢？城市到了哪，哪里的乡村就能活，现在都是这种思维。你仔细想想是这样的吗？乡村没有东西与外面去交换，就断掉了。城市再多的东西进到乡村，乡村也起不来，核心是乡村到底什么东西可以跟城市对流与交换。
我前面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乡村的新变化，这其中也包括农业。农业是我们误解最深的一件事，我们认为农业就是让人吃饱肚子，把人从瘦子吃成胖子，这是有问题的。如果农业就是种植业，农业就停留在这个概念上，乡村是不会有希望的。
到底什么是农民？什么叫农业？是什么样的乡村？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研究它们的变和不变。现在是到了真正开始做乡村研究的时候，不管城市化到80%、90%，以乡村作为本位来研究乡村问题现在才开始。
03 从三个方面实打实地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产业目前没有发展的空间，乡村产业被极其窄化，这导致乡村衰败。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乡村振兴如何实打实地推进。实打实地推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乡村的产业一定要有回报。为什么要素只往城市，不往农村走？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乡村产业的回报低，报酬低，资本、人力就不往农村去配置。要解决乡村产业的回报问题，就要提高乡村产业科技含量，要素组合和配置效率提高，回报率就会上升，乡村产业跟城市产业就一样具有竞争力了，资本就愿意到乡村去。
二是让整个要素在城乡之间流通，这样资本就会下乡，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就会往乡村走，土地资源使用在乡村才有回报。城乡之间要素打通以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发展才能平衡。
三是对乡村老人的救助。这是我们在这次疫情之后要尽快解决的。我们原来一直讲是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现在已经有所变化。现在年轻夫妇去城市，一般孩子跟着去城市，孩子回去也是在当地的县城读书。所以现在农村最困难的群体就是乡村的老人，心理、生理、收入等都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对乡村老人的救助，他们的归宿、基本保障，应该是我们发展的重点。
04 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系统来对待
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一定要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系统来对待。
如果仅仅是从现在看到的乡村的问题来解决乡村问题，是无解的。比如说现在乡村老人多，那就让年轻人回来。年轻人为什么要回来呢？产业不行，那就振兴起来。怎么振兴呢？资本为什么要下乡？
城乡的系统一定是一个要素互通的系统。进城的农民工开始打通这个系统，但打通以后制度上的“墙”没有拆，大量的人口如果还得回去，农业的要素重组就不可能发生。
05 乡村振兴要改革回村的城市化模式
乡村已经形成这种状态，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去振兴？得找到出路。光批判它没有用，光唱赞歌也没有用，光每天喊城市化再提高多少，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城市化率再高，这些人还是没有“落”。
整个中国乡村问题，是在城市化的模式上。乡村支付的这个代价，是做乡村振兴的起点。能解决的办法，就是渐进式的“落”。
城市化的问题，是人的城市化。现在核心的问题是，一定要把原来回村的城市化模式在代际开始进行改革，解决已经落城、不可能回村的这些农民的城市化，不能让70、80、90和00后继续走上一辈的老路。
70后回去不会搞农业了。如果指着这些人回去，就会变成去县城、镇上买个房，做点小生意、做点非正式的经济活动。县城和乡镇，容纳得了那么大的经济活动吗？我们现在看到，有些人回到了镇和县城，但县城、镇的凋敝跟乡村一样。原因在哪儿？它支撑不了那么大的经济活动，这些人在镇和县城经济活动的价值没有体现。
06 乡村振兴要看“体面”和“效率”
我现在越来越常反思，发达国家走过的路，仅仅用城市化作为现代化排他性的指标是有问题的。城乡关系的正常化，比简单追求城市化更有意义。
乡村的变革到底由什么力量推动？这是要好好思考的。如果想简单地通过行政力量，通过财政、项目等，解决几十万个村庄的振兴问题，现在开始就要对这种思想提高警惕。乡村的问题千奇百怪，而且复杂程度远远大于绝对贫困人口问题。乡村振兴的过程，一定是要有多方力量介入。
乡村的现代化，有没有统一的指标？乡村现代化很难用衡量农业效率的指标来衡量，如果乡村现代化用效率指标来衡量，就容易搞出问题来。有时候会说，一个乡村创造了多少GDP，其实乡村不是创造GDP的地方。如果你要乡村去创造GDP，那就错了。
乡村振兴到底效果怎么样，我觉得第一个指标就是体面，体面的居住、公共服务和人，还有整个乡村的民风体面，乡村治理好，大家到这里就很舒服。第二个指标就是效率——农业的现代化，农业一定是高效的、高质量的、高回报的。
07 要警惕“浪漫主义”
（乡村振兴提出来后），我觉得现在有点过度“浪漫主义”，试图以一种脱离农村现实、理想主义的思维，去推进乡村振兴。
现在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让更多年轻人回农村，还有一种就是需要培养更多新的经营者。但是新的经营者怎么培养呢？核心问题一定是要素组合，老人也可以组合到要素里去。
产业方面，现在很多人说一二三产业融合——一产回报低，那就从事二产，还可以加上三产，比如乡村可以开发旅游。听起来非常完美的一幅图像，问题是怎么会发生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呢？没有需求就没有三产。
一些乡村开发了很多旅游线路，开发了很多用于婚纱摄影的田地。能持续吗？谁去呢？一定要从浪漫的情怀里清醒过来，踏踏实实的，从乡村本身的状况出发，好好地认识乡村，然后再来寻找乡村振兴的出路。
08 切忌靠单一的行政力量推动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它涉及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要注意，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不能过于简单，不能让乡村振兴跑偏了。乡村振兴中最忌讳的就是靠单一的行政力量推进各种运动。这会导致很大程度的混乱。
总体来看，目前，“乱动”与“不动”并存。但是，不求变也不行。不求变，或者单单依靠行政力量介入其中，都会出现问题。在变动时，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谨慎。
未来的乡村依然是有各种功能的。比如，乡村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不仅是“农一代”落叶归根的地方，也是现在的“农二代”“农三代”偶尔要回来寄托乡愁的地方。因此，在我看来，未来的乡村肯定不能再是以农业环境为主的单一村落，它应该转向一种适度聚居的、满足各类新需求的新村落。
但是，这个过程一定是一个慢变的、渐进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一定是根据发展出现的新需求来对乡村进行功能定位，进而进行制度设计，而不能简单地做一些行政规定。
09 农村的事，最怕的就是极端
乡村问题的解决，不能快、不能急，但不能没办法，一定要把乡村振兴的路径想明白。如果症结没找到、没有路径、没办法，还每天催官员搞乡村振兴，那就会变成各种指标。下面政府手上也没有几把米，还得干事，可不就是折腾农民、乱作为嘛。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拆村子、合并。要堵住这些问题，得给他路。
农村的事，最怕的就是极端，危害非常之大，因为农民没有话语权。极端化跟导向有关，是政府在推。任何一次政府强力在乡村推政策，不管用意多好、主观意愿多好，都会出问题。乡村经不起过强力量的主导，它是一个慢变量，也很脆弱，自身修补自己的能力很弱。
未来整个村落集聚以后，也会牵扯到治理问题。但现在一定要注意，不能把乡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混淆。很多人都试图用发展集体经济来解决乡村的产业问题，这是错误的。乡村的产业发展、经济发展，不能简单地靠集体归堆经济来解决。
乡村治理和乡村的互助、合作，很多文化活动、乡村公共服务的提供，是需要集体来做的。我们现在工资都给到了村干部这一级，让他们来干这个。至于搞集体经济，是另外一件事，不是你是村主任就有能力搞集体经济。搞集体经济要闯市场，要把产业搞起来，把农民组织起来、合作的纽带建起来。并且，集体经济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搞起来的。
经济能人当村主任，也可以，但治理结构要讲清楚，公权力的行使和边界约束要解决、要清晰。不能把所有政治、经济都交给一个能人，没有任何制约，那这个人迟早也要出事。现在很多人讲，要壮大集体经济、能人治村，但不解决权力的边界和约束，最后把一批能人也治进去了，集体经济也搞死了。
作者/来源：友成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