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2009）——后危机时期的中国经济”，于2009年12月19日在北京成功召开。来自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中国社科院、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150多人围绕后危机时代如何通过结构调整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研讨，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前景

中国人民大学林岗教授认为，美国是最后走出金融危机的国家，其至少还需要2-3年时间才能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受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拖累，全球经济完全摆脱危机可能还比较遥远。这是因为，第一，造成金融危机的社会经济条件没有大的改变。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原因：有效需求不足，分配关系出现问题。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后的实际情况来看，非经理层工人的报酬没有出现增长；GDP增长大大高于非经理层工人的工资增长；基尼系数也存在扩大趋势。危机形成的基本条件具备。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了泡沫经济和产能过剩现象，并且美联储持续实施低利率政策，放大了泡沫经济和产能过剩。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出现下降。大量将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外包转移给发展中国家，通过创造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来繁荣经济，同时放松了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在全球过剩资本促进下，金融业的膨胀使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向后推迟了十年。美国工人生活的改善依靠借贷。第二，还没有出现大的技术革命以催生新兴产业，过剩的产能还没有消化掉。与此相反，中国具备率先走出危机的可能性，前提是要转变现有的发展方式。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林兆木研究员认为，从经济史角度来看，金融危机导致的后果是：国家格局重新洗牌，一些国家实力下降，一些国家实力上升。这次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是一次大的经济冲击；另一方面是机遇。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为了抓住机遇，首先要总结已有的经验教训。回顾十年以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给我们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必须对中国的金融部门进行调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的金融改革取得了很大发展。那么，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就是：必须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调整。其次，要正确判断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领域在这次金融危机后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通过这种判断，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指明方向。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王一鸣研究员认为，中国的经济下降早于金融危机，这是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造成的调整，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金融危机的影响。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条件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全球经济进入了深度调整，外需在短期内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峰状态。中国经济到了必须改变依赖外需的时刻，要靠内需拉动增长。二是产能过剩矛盾加大，资源环境矛盾加剧，生产要素成本超高上升。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依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新时期。这就是我国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胡乃武教授认为，中国经济仍有条件保持20-30年的持续增长，其动力主要在于：一是中国经济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仍然是处于工业为主导的现代化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还有作用；二是中国正处于加快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发展阶段，4亿农民还需转化为城市市民，会极大促进消费。城市化的过程会带来社会有效需求的持续扩张；三是中国居民总的消费水平还比较低，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四是就业状况的改善也将促进消费增长。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在后危机时代应重点对以下经济结构做出调整：
第一，内需和外需结构。林兆木研究员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需不需要外需，实际上，外需还有进一步扩张的必要，关键在于协调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有些产业过度依靠外需，要降低加工贸易的依赖度。加工贸易使得中国的进出口呈现“大进大出”的特征，从产品增值的附加值角度来看，加工贸易方式的出口并没有给中国带来高的附加值和产品增值。中国社科院张卓元研究员指出，从1995年开始中央4次提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效果不好？这是因为以往在提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机时，出口对维持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仍然还有空间。2009年第4次提出的背景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更加突出：外需的增速出现严重下降，产能过剩问题暴露。因此，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核心就在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主要依靠发展内需。林岗教授强调，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到了必须改变依赖外需的时刻，需要深度依靠内需的拉动作用。进一步看，摆脱对外需和外资的依赖，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可以维护劳动者的利益，解决社会分配不公。
第二、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结构。张卓元研究员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各级政府普遍重视速度，不重视结构的调整。现有的官员考核体制使得各级政府官员追求在其任期内的短期增长效应，当地政府官员热衷于跑对GDP增长作用大的大项目。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中央提出很好，但落实很难。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可能需要较长时间，至少8-10年，已有经济粗放型的增长惯性很难在短期内转变过来。林兆木研究员强调，要实现结构调整的长期目标，要追求合适的稳定增长，根据我国的情况，GDP增长速度可以稳定在7—8％左右。王一鸣研究员认为，要解决好结构调整这一长期任务，今后的改革要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
第三，投资和消费结构。林兆木研究员指出，中国经济结构的内外失衡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不公有关。从马克思的基本立场来看，生产决定分配，分配有反作用。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不公就必须从生产和投资角度入手。进一步看，收入分配结构决定产业结构。因此，金融危机后中国投资结构的调整要侧重于增加消费能力，不能仅仅局限于生产性投资需求。
第四，重化工业和服务业结构。林兆木研究员的看法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中重化工业的比重过高，而对服务业的发展重视不够，对服务业的限制太多。各级政府偏好于有利于促进GDP短期增长、有利于工业发展的基础建设等硬条件的改善，而对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等软条件的改善重视不够。而且，外资企业的进入只是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的进入，而研发和销售网络等高附加值的环节并没有进入，这就导致了中国发展生产服务业的内部市场环境不足。中国本土企业主要依赖低劳动成本的发展方式，也不需要高端的生产服务业，这导致中国的服务业特别是高端生产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
第五，城乡结构。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结构调整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能够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巨大的内需空间。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指出，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与国家政治稳定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高度相关，要重视对农村土地的保护，逐步消除城乡差别。中国人民大学陈甬军教授讨论了城市化对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意义。必须对现有城乡结构进行调整，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一是要通过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和义务教育等，加快现有农民工的市民化。二是慎重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三是放开对民间投资城镇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的限制，引导非国有经济参与城市建设投资，拓宽城市建设的投融资渠道。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措施

与会的专家学者就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经济发展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张卓元研究员认为，要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否则政府很难有精力来抓质量提升。实现经济质量的提升，具体措施：一是优化法制环境；而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三是完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四是深化改革，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深化改革。中国社科院王振中研究员强调，金融危机后，我们要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第一，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较大影响，特别是出口型企业影响更大，这就需要反思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过分依赖。第二，2万亿外汇储备不能表明中国是强国，全球高端产业和产业全球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不在我们手中，我们只是世界加工车间，我们不能盲目乐观。第三，必须有长期贸易摩擦的思想准备，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有WTO的法律依据。我们加入WTO时在合约中规定到2016年才会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才会取消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
   第二，宏观政策从保增长向调结构转变。国家税务总局丛明研究员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应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当前，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外需面临很大压力，国际竞争方式加据（特别是对制高点的竞争）；全球气候变化使得我们面临重大挑战。因此，要积极对现有的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以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税收政策调整的重点：一是通过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特别是利用增值税对企业无形资产投入的促进作用，鼓励企业创新研发投入；二是鼓励新兴产业的兴起，加快产业升级；三是通过建立和完善资源税、环境税和消费税等促进资源利用和能源利用效率，强化国土资源和农地的保护；四是通过改变对服务业的营业税征收方式，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增强第三产业的发展活力；五是通过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资本所得税等促进扩大就业和消费；六是通过前瞻性地研究碳关税和碳税的开征，在国际贸易争端中保护国家利益。
第三，发展方式从重点突破向平衡发展转变。国家发改委宏观院马晓河研究员指出，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应对国外三大挑战、处理国内四大关系的新课题。国外三大挑战是：第一，在危机中，美国和欧盟需要中国。危机后美国和欧盟会强化对中国贸易的限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会抢夺中国的贸易出口份额。中国需要优化出口结构。第二，世界经济回暖后，货币政策的作用发生变化，而且资源成本不可遏止的上涨，迫使中国必须转变原有的增长方式。第三，美元走弱，使得人民币处于两难困境。这就需要应对外汇储备的严重贬值。需要处理的国内四大关系是：第一，流动性过剩与落实4万亿投资计划的关系。第二，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接替，政府什么时候退出，需要把握机会。第三，保增长和防通胀的边界在哪里。第四，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的关系。长期结构调整靠市场力量，短期难以解决。中国人民大学谷克鉴教授提出金融危机后出现了全球平衡增长的问题。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有部分学者和政客认为金融危机是由于全球经济贸易失衡所造成的，即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内部的福利体制不健全，收入分配扩大等内部因素导致内部经济发展的失衡，从而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形成偏向于出口的外部经济失衡格局，从而造成全球经济的非平衡增长。因此，限制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可以促进全球平衡增长。针对发达国家由此可能加剧的贸易制裁和贸易摩擦，中国应重视这种思潮的抬头，应积极制定贸易政策以应对全球平衡增长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张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