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三周年之际，中国主要决策咨询研究机构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2009）——后危机时期的中国经济” ，于2009年12月19日在北京成功召开。与会的专家学者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三周年之后，世界和中国经济的走向，以及世界和中国经济能否复苏、何时复苏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的专家学者重点讨论了后危机时期的中国经济如何率先走出危机，如何从各个方面对经济进行结构调整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等一系列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与会的专家和学者代表有：吴树青、张卓元、林兆木、林岗、王一鸣、胡乃武、王振中、温铁军、丛明、黄泰岩、马晓河、谷克鉴、陈甬军。
    首先，金融危机导致的后果是世界经济格局重新洗牌，一些国家实力下降，一些国家实力上升。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冲击，另一方面给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战略机遇。应该在总结已有亚洲金融危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确判断世界和中国金融和经济领域在这次金融危机后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其次，在金融危机中，美国和欧盟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对中国出口贸易采取较为缓和的策略，但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欧盟会强化对中国贸易的限制。这次金融危机后，其他发展中国家会对中国的贸易地位也会形成挑战和替代，会抢夺中国部分产品的出口贸易份额。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贸易摩擦将是长期问题。我们必须有长期贸易摩擦的思想准备，必须认识到，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有WTO的法律依据。我们加入WTO时在合约中规定到2016年才会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才会取消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最后，金融危机后出现了新的重要问题，即全球平衡增长的问题。发达国家有部分学者和政客认为金融危机是由于全球经济贸易失衡所造成的，即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内部的福利体制不健全，收入分配扩大等内部因素导致内部经济发展的失衡，从而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形成偏向于出口的外部经济失衡格局，从而造成全球经济的非平衡增长。针对发达国家由此可能加剧的贸易制裁和贸易摩擦，中国应积极制定贸易政策以应对全球平衡增长。第一，贸易产品的关系要拉长。不能将出口局限于个别产品层次、个别厂商层次，要将出口拓展到产业层次和全局层次。从出口产品集中于最终产品向中间产品进行调整，以减少贸易摩擦。第二，制定合理的贸易政策以回避贸易摩擦。
   与会的专家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讨论了中国在金融危机后需要进行调整的方面：
   第一，内需和外需的关系。首先，中国的问题不在于需不需要外需，实际上，外需还有进一步扩张的必要，关键在于协调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有些产业过度依靠外需，要降低加工贸易的依赖度。加工贸易使得中国的进出口呈现“大进大出”的特征，从产品增值的附加值角度来看，加工贸易方式的出口并没有给中国带来高的附加值和产品增值。其次，从1995年开始中央4次提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效果不好？这是因为以往在提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机时，出口对维持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仍然还有余地空间。2009年第4次又提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此时，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更加突出：外需的增速出现严重下降，产能过剩问题暴露。因此，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要害就在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主要依靠发展内需。最后，全球经济进入了深度调整，外需在短期内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峰状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到了必须改变依赖外需的时刻，需要深度依靠内需的拉动作用。进一步看，摆脱对外需和外资的依靠，有利于中国国内和谐社会的建立，可以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减少剥削率，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
    第二、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的关系。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条件发生重要变化。首先，生产要素成本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发生变化；资源的低成本发生变化；环境的成本发生变化；中国人口结构迅速发生变化，导致储蓄率发生变化，投资结构也将相应发生变化，中国已进入低储蓄率高消费的通道；产业结构面临调整，必须扶持战略性产业的兴起。发展战略性产业对现有体制、投融资体制形成了挑战；其次，要保持中国的长期增长，就必须对现有城乡结构进行调整，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现有农民工的城市化，这对中国现有的户籍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义务教育等层面提出了很多要求。而且要着重解决原来的投入结构：要侧重于科技投入和教育投入，要促进科技实力转化为自主创新能力，今后的改革要从经济领域转型转化为社会领域改革。最后，随着金融危机之后，产能过剩矛盾加大，资源环境矛盾加剧。生产要素成本超高上升等一系列问题的暴露。中国经济的发展到了依靠提高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时期。要解决这两个问题，要进行“战略性调整”，这不仅影响当前，更要影响以后的发展。长期的结构调整要靠市场力量，这很难，而且，经济结构调整在短期内难以解决
    第三，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怎么有效扩大中国的有效需求？要通过提高城市化水平来提升中国的有效需求。由城市化所带来的需求容量还会快速成长，4亿农民还需转化为城市市民，会极大促进消费；二，总的消费水平还比较低，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业情况的改善也会促进消费增长。
    第四，速度和结构关系。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GDP增长应该稳定在7—8左右，要追求合适的稳定增长，而不要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重点放在调整结构。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各级政府普遍重视速度，不重视结构的调整。现有的官员考核体制使得各级政府官员追求在其任期内的短期增长效应，当地政府官员热衷于跑对GDP增长作用大的大项目。这种背景下，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可能需要较长时间，至少8-10年，已有经济粗放型的增长惯性很难在短期内转变过来。
   第五，重化工业和服务业的关系。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中重化工业的比重过高，而对服务业的发展重视不够，对服务业的限制太多。各级政府偏好于有利于促进GDP短期增长、有利于工业发展的基础建设等硬条件的改善，而对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等软条件的改善重视不够。而且，外资企业的进入只是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的进入，而研发和销售网络等高附加值的环节并没有进入，这就导致了中国发展生产服务业的内部市场环境不足。中国本土企业主要依赖低劳动成本的出口发展方式，也不需要高端的生产服务业，因此，这些因素的制约下，中国的服务业特别是高端生产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
   第六，城市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中国处于最好的历史发展条件：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结构调整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能够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巨大的内需空间。
    与会的专家学者还对如何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
    首先，必须放缓经济增长速度，改变以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的发展方式，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的发展方式的问题在于：政府很难有精力来抓质量提升，应该将经济的发展速度控制在8%左右，这样政府能够有更多精力用于抓经济增长质量。其次，真正把工作重点放在切实推进经济结构转变方面，实现经济质量提升，具体方法有：①法制环境；②自主创新能力；③完善政府和企业关系；④深化改革。最为关键的工作重点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深化改革。再次，在大力发展住宅、汽车、基础设施以及建材、钢铁等高增长领域产业发展的同时，继续推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遵循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规律，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加强工业企业以及服务业在空间的集聚，积极培育产业集聚的新机制。推动城市型产业发展，如金融业、房地产业、中介服务业、物流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大力发展。鼓励农村各种合作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尤其是农民自发形成的、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各种行业协会。最后，积极对现有的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以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税收政策调整放在：政府的资金和税收政策应该鼓励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加快产业升级的促进；加大增值税对企业税前的抵扣，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防止重复征税，下一步重点考虑利用增值税对企业无形资产的投入的促进作用，抵扣；税收政策应该鼓励新兴产业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