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2010）”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隆重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战略选择”这一主题展开研讨。   林岗教授、王一鸣研究员、黄泰岩教授、马晓河教授、吴晓华研究员、刘树杰研究员、宋立研究员、毕吉耀研究员、王青云研究员、王承瑞教授等专家学者，在深入剖析“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内涵和国际典型特征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如何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进行深层次理论思考，就中国经济社会进行结构性战略调整的基本方向、主要内容、阶段性目标及政策举措等方面积极建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200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735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中国正试图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创造20-30年的平稳较快发展，实现中国几代人孜孜以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但是，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世界许多国家经过努力，都先后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最终却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进入高收入行列。其他大多数国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上，迟迟不能进入发达国家，由此陷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中等收入陷阱”。   这就意味着：中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并不具有必然性。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就提出了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因此，我国如何迈过“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就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与会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兼有发展中大国、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三重特征的国家，具有更多延续高速增长、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空间与条件。为此，需要加速推动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进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尤需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调整：   一是需求结构的调整优化。中国出口投资驱动增长模式不仅具有深厚的国际分工体系基础，更具有高储蓄率驱动投资的基础。在国际分工体系调整与外部需求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由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向，更需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着力培养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农民的消费能力，持续提高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增长率，进而推动消费率和消费贡献率的提高，改变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和投资需求的高度依赖。   二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正经受来自美欧国家发展高端产业的“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端产业的“挤出”效应，中国经济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通过需求结构的变化提升，引导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要由调整产业比例关系转向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着力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工业规模扩张的高度依赖。   三是城乡与区域的协调发展。城乡二元结构转换困难与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结构面临的突出矛盾。加快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乡区域间的合理流动，释放城市化在扩大内需、促进工业化进程中的强大动力，高度重视在城市化加速过程中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平衡，避免城市化速度快于社会改革速度所引发的城市化成本急剧增加和社会矛盾激化的问题。加大国民收入再分配调节力度，从而部分抵消由生产领域的城乡地区差距扩大而带来的分配领域的城乡地区差距的扩大，形成以城带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的新格局。   四是要素供给结构的调整。低廉的要素价格既促进了投资与出口的高速增长，也导致了能源安全、资源环境、金融发展、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不足等诸多问题。为此，中国经济的跃升需要由主要依靠生产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向培育以自主创新和劳动力素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转变，降低传统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大力发展新能源与低碳经济，改变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高度依赖。加快培育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高度依赖，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五是收入分配结构的改革调整。分配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合理分配也是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的基础。扩大内需、改善民生需要改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过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偏低以及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需要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体系，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环节实现效率与公平并重，合理安排劳动、资本和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完善工资形成和增长机制，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大对高收入群体调节力度，抑制垄断收入和各种不合理收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形成经济增长、公平分配和社会和谐的良性互动。   六是制度创新与改革深化。制度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在逐步递减，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失衡现象和深层次矛盾，需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深层次的战略性突破。在公用事业体制改革与垄断行业改革攻坚中，实现政企分开、政监分离成为公用事业改革和破除垄断的关键。放宽市场准入，建立竞争性供给，探索公用事业企业化经营和垄断行业经济性规制相适应的现代化监管方式，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提供体制基础和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