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

China`s value traditions, which took shap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nearly 5000 years, have been on the decline, and therefore could not serve as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current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China`s value traditions have undergone fundamental changes. On one hand, localized Marxist values become dominant, guid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on the other, Western capitalist values are undermining Chinese traditional values and exerting negative impacts on China`s modernization. To avoid such undermining for a well-off society, China`s value traditions, as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the socialist valu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ed to be re-evaluated with a modernized outlook, and to be reconstruct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关 键 词】价值传统/价值革命/价值体系/现代化value traditions/value revolution/value system/modernization

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一个价值传统，正是这一价值传统主导着不同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指引着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承担着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并发扬光大的历史使命，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本文旨在研究中国价值传统的形成与衰落，分析近代以来中国价值传统的现代化转型之路，在此基础上，总结和提炼中国价值传统的基本内涵，阐述重建中国价值体系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

一、“以人为本，人文化成”：中国价值传统的形成与衰落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价值传统。这一价值传统发端于民族的起源处，随着民族的延续和发展而不断演进，但其基本内涵和基本特征却始终保持不变。从中国价值传统形成和演变历程来看，虽经数千年历史和数十次改朝换代，尽管有起有落，不断兴衰更替，但其核心理念基本不变，形成一条主“经”线，从而构成中华道统之传承和意识形态之主流。这就是沿着中华民族的“血脉”而形成的“文脉”。这一价值传统，是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历史中经历三次重大的价值变革或价值革命而形成的。

第一次价值革命发生于中华民族的远古时期，完成于商末周初，其标志性事件是武王伐纣和随后的“大封建”，以及以“周礼”为主的思想文化体系的建立，可以概括为“周文革命”。《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彖辞》)在这里，“人”出现在“天”后面，说明在“天命”后面起作用的是“人事”，从而确立了人的价值，实现了从“神本”到“人本”的过渡。与此同时，周初以人为核心建立“亲亲尊尊”的宗法礼制，奠定了中国社会的伦理价值基础。周初政治家提出敬天保民、以德治国，倡导人文，推行教化，不仅实现了从“神治”到“人治”的转变，也实现了从“武治”到“文治”和“德治”的转变。“周文革命”确立了中国数千年的人文价值传统。

第二次价值革命开始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完成于西汉中期，即儒家革命。春秋战国时期，周文疲敝，礼崩乐坏，天下大乱，道术之为天下裂，人们不能不重估一切价值，对周朝礼制进行重估。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诸子百家中，孔子继承了周文革命奠定的人文传统，建立了以“仁”为中心的儒家价值体系，实现了从“人本”到“仁本”的升华。以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使儒家价值体系成为中国的统一价值和官方意识形态。可以说，儒家革命创造了以“仁”为核心、以“三纲五常”为制度化载体的伦理价值传统。

第三次价值革命始于唐中期并延续到两宋，即理学革命。魏晋以后，中国进入长达数百年的混乱时期，北部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南北分裂甚至天下大乱。一方面，儒学分化，自我阉割，经学衰落，传统价值失去进一步创新的能力；另一方面，佛道两教肆行，中国价值传统受到冲击，致使道统衰微，命悬一线，中国士人不得不承担起“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从韩愈开始，经范仲淹、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建立了以“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这个理以“天理”为最高价值，以性理、情理、事理以及物理为普通的世俗价值，既包括“形而上”的理，也包括“形而下”的理，使儒家的伦理价值传统进一步理性化，实现了从“仁性”到“理性”的转变。这就是中国特有的理性价值传统。

总的来看，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和历代先贤们通过三次价值革命，分别建立了人文价值传统、伦理价值传统和独特的理性价值传统。这三个历史阶段的价值传统，经过历史的选择和积淀，最后形成了中国的传统价值。所谓传统价值，是经历史上的价值革命而形成的恒久不变的价值，是价值传统延续提升和积累而形成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中国古代哲人很早就指出：“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但中国人并不是把人看做与自然对立的主体，而是将人看做世界的一个部分，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种状态下，人们重人伦，重情分，泛爱众，追求一个“天下归仁”的仁爱世界。在这里，仁性源于人性，但不等同于人性，仁性是经教化而得到升华的人性，既源于普世的爱，更是最高的善。所以，“以人为本”也就是“以仁为本”。这种“仁性”系统，经“形而上”的理性化过程上升为以“天理”为最高价值，以性理、情理、事理为世俗价值的“理性”系统，并进一步融入天人之境。

第二，“中庸和谐”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中国价值传统是长期形成的，每次价值革命都通过损益而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升华。《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中和是古人所追求的最理想状态。“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在这里，“和”是价值、是目的，而“中”既是方法也是价值。一方面，“和”必须通过中庸之道达成，而中庸也只有在“和”的状态下才能实现；另一方面，所谓“致中和”，就是将目的、方法和过程统一起来看，“中”也具有价值意义，即“中庸之为德也”(《论语·雍也》)。但要通过“中庸”之道实现“和”，就必须以承认“不同”为前提，即“和而不同”，只有“不同”，才有“和”，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所以，中国传统承认价值的多元性，使人们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合作而不争，从而实现和谐发展。

第三，“自强不息”的生命价值和历史观。人的存在，既包括人的自然存在，也包括人的社会存在，还包括人的历史存在。所以，在“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中，除体现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两维关系外，还有人与历史的第三维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人的生命延续和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位置。生生之谓“易”。“易”就是历史，就是一个民族在生命延续的同时，自强不息、革故鼎新、不断创造、不断进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华民族根据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历史过程，形成了以“人事为本”的人本史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彰往察来”，以“理”、“仁”、中庸、中道，处理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当下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在实现“三维和谐”的状态下不断延续和发展。

但中国价值传统也存在一系列内在弱点，当这一传统失去内生力或内在创造力的时候，对社会的引导能力逐渐衰减，无力应对社会矛盾和外来思想挑战，就不能不走向衰落。

首先，人文衰落导致文粹主义。人文传统的特点是以人为本，质文相救。但从历史上看，对“文”的强调往往抑制了“质”，质文相救的传统循环都是回到“文”。而人文衰落的最终结果是走向文粹主义。文粹主义就是没落的人文主义，即无“质”而“文”，亦“文”亦“粹”，最终“文”而失“人”。文粹主义的具体表现就是清谈、八股、文牍、口水仗等。“人文”一旦没落为“文粹”，就无力应对社会矛盾和外来挑战，往往成为民族和文明衰落的原因。

其次，天理伦常转变为纲常礼教。中国的道德伦理源于宗法传统，这种伦常关系逐渐被提至天理的高度，即天理伦常。这种天理伦常在周代体现为“亲亲尊尊”之礼，到汉代进一步演变为“三纲五常”，成为名教或礼教。宋明以后，礼教进一步与“天理”沟通，成为“天理”统辖之下的“纲常”。到后来，它不仅毫无价值，而且压抑人性、戕害人性，导演了无数个社会悲剧，即所谓“礼教吃人”。

再次，性理、情理、事理，唯缺“物理”。中国传统的理性偏重于性理、情理、事理，唯“物理”不够，尽管重“道”轻“器”，却达不到西方理性的“形而上”层次。理学家恪守“天人合一”之道，不能实现主客相分，也就不能实现形而上的突破。朱熹的“格物致知”可以说是对物理的探究，但到了王阳明那里却将其抛弃，埋头去探究自己的内心世界。

最后，中庸偏离中道，往往过犹不及。中庸、中道作为价值和工具，强调中性温和的社会变革而不主张革命。这种价值和工具可以有效地解决一般性的社会弊端，从而有利于“顺世”时期的社会治理和平稳的社会变革。但如果社会矛盾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和缓释而不断积累的话，中庸、中道不仅无能为力，反而会酿就更大的社会冲突和动荡，结果往往走向反面，即付诸暴力行为。

对于中国衰落的价值传统的批判和反思，早在明晚期就出现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贽。他指出：如果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则千古以前无孔子”，提出“颠倒千万世之是非”，对旧礼教进行无情的鞭笞。明末清初，中国士人总结明亡清兴的历史教训，出现一些“反思传统”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但此时的传统社会已至晚期，社会停滞不前，制度没有创新，传统学术已经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唯有衰落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