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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中国经济步入增速换档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对于如何认识“新常态”的特征和前景，如何管理转轨风险，各个市场主体应该如何适应，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什么样的总体定位？对此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燕生认为：
结构调整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攻坚阶段
首先，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安排，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举措将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决定性成果。我国制度结构调整将取得重大进展，进而引发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新变化。其次，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将带动城乡、区域、社会结构的新变化，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最后，要赢得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就要加快推动新一轮结构调整，构建创新驱动、人才驱动、开放驱动的新经济结构，建立结构调整的新常态。
旧的发展结构已不可持续
一是外向型经济结构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下一步要构建开放型经济结构。应在出口与进口部门之间、“引进来”和“走出去”企业之间、工业和服务业之间，构建更加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政策体系和激励导向，进一步增进本国和世界经济福利。
二是不平衡战略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下一步要构建五位一体、统筹协调的新发展结构。“先让少数人富起来”，再实现“共同富裕”；先顾全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大局，再顾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大局；先把经济搞上去，再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全面协调发展。这个战略在“先”的发展阶段很成功，解决了十三亿人的温饱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但也带来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和失衡问题。
三是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产业结构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下一步要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过去我们凭借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土地、环境、资源不完全定价的发展中大国优势，建立了低成本、大规模、简单模仿的低端全球优势。但随着我国要素价格的全面上涨，以低成本为基础的产业结构难以为继，必须调整到高增值结构之上，对我国产业结构来说，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型过程。
新一轮结构调整已迫在眉睫
一是建立与新一轮高标准改革相一致的新制度结构。首先，要在引资、引智、引技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引制”，即引进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制度规范、新市场秩序和现代治理结构。其次，实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本地化”。最后，激励体制创新和先行先试，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制度结构。
二是建立与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相一致的新开放结构。首先，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核心，是建立以市场为基础、公平非歧视性的汇率、利率、税率、价格和货币体系。其次，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核心，是处理好“三个方面开放”“两个大局”“对内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举全国之力，统筹协调好“一路一带”建设和长江经济带等新战略布局。最后，培育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核心，是统筹协调好“走出去”“引进来”和“本地化”的战略重点，形成技术、品牌、质量、效益新优势。
三是建立与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相一致的新发展结构。重点要从追求增长速度和GDP转向提升增长质量和保障民生；从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转向经济、社会、生态文明统筹协调发展；从鼓励出口和招商引资转向扩大内需和经济国际化战略。这将使改革红利、创新红利、开放红利成为支撑未来增长的新动力。
新一轮结构调整新常态的特征：
高品质消费主导的新需求结构正在形成
一是我国正在进入需求结构升级新阶段。随着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增长和中等收入人群倍增，我国内需结构正从低收入、低支出、低品质需求向相对的高收入、高支出、高品质需求转型。但目前国内供给结构调整还没有跟上，从而导致有条件的消费者到境外购买高品质商品和服务。其中既包括奢侈品，也包括生活日用品。
二是出现新一轮消费升级浪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三次消费升级浪潮。第一次是1979～1999年，消费升级的重点是老百姓要吃饱穿暖，带动了轻纺工业的快速增长；第二次是2000～2011年，消费升级的重点是解决老百姓买车、买房、买手机的需求，拉动了重化工业和房地产相关行业发展；第三次是2012年以来，老百姓的消费开始转向中高档商品、现代服务和知识产品需求。
三是带动新一轮投资结构调整。为适应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投资重点正从重化工业、一般性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转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研发创新和应用、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跨区域先进交通、通信、电力、网络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和棚户区改造等重大民生工程，绿色低碳发展等新投资领域。
提质增效升级正成为供给结构调整的主题词
一是带动新一轮供给结构调整。供给结构正从低成本、低价格、低增值的传统模式向高成本、高价格、高增值新模式转型。无论对年销售额超过2000亿元的大企业，还是对成长型的中小企业，这都是一个脱胎换骨的痛苦过程。企业结构调整的努力，带动了服务业加速发展。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是44.6%，2013年上升到46.1%，并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一季度则升至49%。
二是带动新一轮人力资本结构调整。首先，在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正规教育与传授技能为主的职业教育并重发展的新趋势。全国1200所大学中的一半将回归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的人才需求转向中专、大专、本科、硕士班、博士班多层次技能人才。其次，大学开始出现从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向知识经济时代大学转型的新趋势。知识交流、知识创造、知识管理和培养真才实学人才将成为大学转型方向。最后，就业结构出现服务业就业比重增加、制造业就业比重减少、中西部地区就业增加、东部沿海地区就业减少，新兴产业就业增加、传统部门就业减少的新趋势。
三是正在形成创新驱动新趋势。首先，有条件企业通过“走出去”，把研发中心、设计中心、资讯中心、人才中心设在美国、日本、欧洲大三角地区；通过“引进来”，引资、引智、引技，更加注重“引制”，实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机制；通过“本地化”，把国际高技术理念、成果、商品化在国内开发、应用和本地化。其次，实现从投资驱动的体制转变为创新驱动的体制，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品牌创新、商业模式创新。201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98%，2013年上升到2.09%。深圳2013年全社会研发支出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从3.81%上升到4%，须知，世界上仅以色列和韩国超过了4%。
城乡和区域结构更加趋于合理
一是城乡二元结构趋向优化。在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工业化的带动下，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差距正在缩小。2012年，GDP平均增速7.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0.7%。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3%。2014年第一季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倍差为2.53，比2009年的3.33倍有明显缩小趋势。
二是城市群发展将改变我国城乡和产业结构。目前，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三大城市群正与长江中游城市群、西部城市群、东北城市群一道，开始打造世界级的城市群、领袖城市和新增长极，吸引全球最优秀人才、企业和要素，建立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高增值部门的发展基础。
三是区域格局正在发生新变化。在长三角地区，离上海越近、交通基础设施越便利则经济越发达，上海充当了长三角发展的引擎角色。广州、香港和深圳正在带动珠三角地区结构转型，珠江东西岸之间的发展差距正在缩小。京津冀协同一体化进程明显加速，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转型也在加快。扩大内需战略、区域总体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一路一带”战略等，将大大改变中西部区域发展格局，使中西部地区结构调整明显加快。
开放新格局正成为结构调整的新常态
一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首先，开放的激励导向更加趋于公平便利，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全球布局。其次，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将创造更多的进口需求、更多的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扩大本地区的相互贸易、相互投资和相互合作。最后，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促进人才国际化、资本国际化、产业国际化、市场国际化和城市国际化，将增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一路一带”战略将推动我国产业和企业“走出去”进入中亚和俄罗斯、南亚、东亚、西亚和北非。一旦中国企业进入海洋和新大陆，将拥抱整个世界。
三是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我国动态比较优势，无论按时间序列还是按横截面衡量，都正在从规模和价格优势转向质量和效益优势。我国企业通过“走出去”“引进来”“本地化”战略，基本确立了先进适用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的相对竞争优势，逐步提升了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和作用。
绿色低碳转型正成为新一轮结构调整的新常态
一是新生态结构正在形成。我国结构调整从能源结构、交通出行方式、产业结构、建筑结构等污染源、耗能源的治理入手，大力开发应用煤炭清洁化使用的技术；提高天然气、非化石能源、电气化的比重；积极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推动绿色低碳的产业结构和建筑方式发展，逐步形成新生态结构。
二是新经济结构正在形成。从过度依赖房地产和建筑、基础设施转向绿色低碳创新的新兴产业，将降低总体污染和能耗。如我国涌现出来的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新型电商和互联网企业；海尔、联想、格力等传统产业改造而成为朝阳产业的领头羊；涌现出一大批新生态、新能源、新通信、新运输、新业态的中小企业，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轻型化、网络化和低碳化发展趋势。
三是新治理结构正在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法无授权不可为”和“法无禁止即可为”，关键是实行法治。在把政府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同时，政府要履行好维护生态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的责任。
经济结构调整新常态的前景
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支点
一是建立包容性发展模式。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参与经济发展过程并公平分享发展成果。这就需要全面深化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改革、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等，创造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发展环境。二是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让更多人进入中等收入阶层，持续扩大中高档商品、现代服务和知识创新产品的消费规模，形成需求拉动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服务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的攻坚阶段。一是帮助解决企业转型所面对的“缺技术”问题。这就要开放创新，建立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产学研联合创新、供应链协同创新、网络创新资源合作创新、创新链上中下游组合创新等，切实解决企业转型缺技术困境。二是要帮助解决企业转型所面对的“缺人才”的问题。这就要开放引智，引进企业转型短缺的专才和管理人才，引进或自主培训技工和技师队伍，引进或自主培养具备“走出去”能力的国际化人才。三是要帮助解决企业转型面对的“缺订单”的问题，包括品牌、质量控制和技术标准、销售渠道、售后服务、全球维修体系建设等。四是要帮助解决企业转型面对的“缺融资”的问题。帮助企业进入国内和国际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获得直接和间接融资支持的条件、渠道和经验。五是要帮助解决企业转型缺经验、缺规范、缺能力的问题。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能够坚守实业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方面，房地产热、金融热、能源资源热会诱导企业偏离主业；另一方面，从低成本优势转换到高增值优势，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型过程。
牢牢把握城镇化蕴含的巨大机遇
一是城镇化将释放出消费和投资增长的巨大潜力。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可以带来基础消费的倍增效应（据测算，农村转移人口一旦市民化，其消费倍增效应将是过去的3～3.5倍）；也可以带来基本保障性住房、教育、技能培训、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投资增加，从而释放出长期增长潜力。为此，就需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就业优先和就业素质提升战略的实施，逐步缩小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公共资源的分配差距。
二是城镇化将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程。从全球趋势看，城市化仍是集聚为主的趋势；人才也在向城市集中；信息和交通技术革命带来的是本地化趋势，即形成一小时经济圈、三小时经济圈。现代生产和生活服务业，高增值产业和支持部门，各类高素质人才，主要集聚在不同城市群里。因此，把城镇化发展作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重要一环。
三是城镇化将带来的创新要素集聚和知识传播扩散。全球跨国公司的总部和功能性分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进入世界排名的综合性大学、科研院所、智库，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要形成新一轮结构调整新常态，就必须加快推进人、自然和历史的城镇化发展；完善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和高端人才集聚所必需的国际化、智能化、生态化发展环境。
牢牢把握开放型经济建设的关键环节
一是处理好开放促改革与改革促开放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改革开放35年里，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不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时期（2002年之后），而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和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的时期（1992～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改革实际上放慢了前进步伐。这说明开放并不能自动带来改革进步，改革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而积极做好加入世贸组织的准备促进了改革深化。
二是开放促进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从我国出口结构调整的角度看，2013年和2014年，我国传统出口产品的增长率（纺织品、服装、鞋类）要明显高于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在不利环境下，为什么传统出口产品增长率依旧保持了两位数呢？笔者的看法是，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受到冲击影响最早的行业，其结构调整也最早，因而见效也最早。其中，僵尸企业被迫退出，将资源、人才、市场腾给调整和转型企业；国内企业为主的一般贸易持续增长，而外资为主的加工贸易持续负增长；低增值出口产品减速，高增值出口产品增速；民营企业出口保持高增长，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出口持续低速增长，呈现出结构调整的第一波效应。可以预见，出口部门结构调整的第二波和第三波效应将很快出现在机电和高新出口部门，未来3～5年内将会初见成效。
三是“走出去”促进新一轮结构调整新常态。如加快推进资本输出方式，带动我国全球贸易布局、投资布局、生产布局、综合物流和供应链布局的结构调整。如，在“一路一带”建设中，我国将以资源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在沿线国家发展“三头在外”（能源在外、资源在外、市场在外）的产业，进而带动产品、设备和劳务输出。在“走出去”过程中，如何防止国内产业空心化趋势，如何用行动证明我们不是新殖民主义，如何避免“走出去”恶性竞争、破坏生态环境、影响当地民生和发展等，事关大局和全局。为此，我们将消除财税、金融、外汇、保险、人员出入境等体制机制障碍，推动与沿线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同时要重视当地民生和履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