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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经济崩溃论”和“做空中国论”为核心的经济悲观主义思潮自3月以来开始加速抬头。值得注意的是，本轮悲观主义思潮与以往几轮悲观主义思潮有本质的差别。

一、本轮经济悲观主义思潮与以往有本质差别

1.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化市场和生产链的地位提升，中国经济的下滑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大量关注世界经济危机传递和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知名学者都纷纷加入“中国危机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大讨论之中。以鲁比尼、克鲁格曼、席勒以及艾钦格林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学者先后抛出了不同版本的“中国崩溃论”，使本轮中国经济悲观主义思潮成为世界性的话题，并使很多市场人士坚信，中国必然是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的落脚点。

2.不少实业界人士开始加入到唱衰中国的行列之中，无疑会强化民众对“唱衰中国”真实性的印象。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些房地产大佬作出了2014年中国房地产将会下滑的判断。由于这种言论与其自身利益不一致，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的悲观论调是真实的，而不是以往的阴谋论。

3.本轮思潮的逻辑在很多人看来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中国崩溃论正在不断地被自我强化。这体现在：首先，大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本轮世界经济危机必将按照“美国→欧洲→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实体经济危机→制造业萧条”的模式演化，而这种预测已经被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脆弱五兄弟”等新兴经济体大动荡以及全球制造业萧条所证实。因此，沿着这种被部分证实的逻辑，他们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必定是实体经济衰落的承受者。

其次，部分国际金融机构专家认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多重因素叠加的产物，房地产指标的恶化、非金融企业债务率的高企以及金融扭曲的加剧必将导致局部风险的爆发，并诱发全局性的动荡。而2013年到目前出现的个别违约案件正好印证了这种判断。例如，光大银行拆借违约导致2013年6月中旬同业拆借利率的飙升，从而导致“钱荒”的常态化。再例如，“超日债”违约引发资金成本上扬，导致民营企业融资更为困难。

第三，2014年1-2月各类宏观数据的超预期疲软在很多人看来好像也印证了很多学者所持的“2014年中国崩溃论”。三大需求同步下滑（出口增速-4.3%、固定投资17.9%，消费11.8%）、供给的回落（PMI指数50.2，汇丰PMI指数48.5，工业增加值增速8.6%）、物价回落（CPI2.0%，PPI-2.0%）、制造业萧条的蔓延、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市场波动似乎都说明经济下滑压力较以往年份进一步加大，2014年“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在加大。

第四，中国概念股和中国金融股的进一步下探，在很多投资者看来也印证了2011年高盛等国际投行所提出的“做空中国论”，近期的国际资本外逃则进一步在强化这个概念。

第五，部分楼盘销售和价格的变动牵动了广大民众的神经，使2014-2015年中国房地产崩溃的概念和预测在民众中得到强化。

正是上述三大原因，导致目前经济领域的悲观主义在不断强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人们的预期，使内生性的需求动力进一步下滑。

二、防止经济悲观主义的若干政策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和应对目前经济领域的悲观主义就变得十分重要。

1．必须理性地认识到目前很多主张“中国崩溃论”和“做空中国论”的悲观主义与中国现实并不吻合，很多证据都流于表象，并没有把握住中国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实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保持必要的定力，防止在宏观领域出现“舆论绑架”的现象。首先，经济悲观主义对于1-2月数据的解读很不科学。一是2014年的春节效应比较强烈，因为今年春节没有在2月末，对1月和2月影响都很大。二是各项价格参数的回落导致价格效应比较明显，即提出价格因素之后，2014年1-2月各项指标的实际增速下滑并不是很大。价格因素导致名义变量下滑达到1.2个百分点。三是目前全球经济的月度波动较以往都有所加大，因此，目前中国年初数据波动加剧可能是一个常态，不宜将月度回落解释为趋势回落。四是人民币贬值的信息被过度诠释，因为1-2月人民币名义汇率虽然贬值了0.4%，但实际汇率却依然升值了2%左右。

其次，目前是中国结构转换的阵痛期、经济增速的换挡期以及风险释放的加速期，因此不能把增量的恶化等同于中国经济运行的整体恶化，不能把潜在经济增速的回落解释为周期疲软的下滑，不能把个别风险暴露事件理解为整体风险爆发的前兆。

第三，充分考虑大改革对宏观经济的短期冲击效应，特别是吏治整顿与反腐倡廉等政治社会调整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外溢效应。

第四，很多人唱衰中国经济有其更深层的目的。例如，很多跨国公司研究人员唱衰中国，持“中国崩溃论”，在很大程度上有配合金融市场上“做空中国”投资操作的嫌疑；很多持不同政见者的本意在于唱衰中国改革与中国政治体制。

2.必须强化政府干预的力度，适度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管理方式，适当进行舆论干预，防止本轮悲观主义思潮恶变。首先，在金融领域依然要强化对于个别违约事件的处理预案，防止这些个案事件转化为区域事件或全局性事件，必须强化民众对于个别违约事件的理性认识，阻断“个别事件爆发→市场振荡→信心崩溃→危机爆发”自我强化机制的传递，防止悲观主义在金融领域直接演化为金融风险。

其次，应当有组织地举办权威人士的系列讲座和宣传活动，对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房地产状况、1-2月宏观经济数据等领域进行科学的、正面的解释。

第三，对于房地产行业中个别大佬和一些媒体一致唱空房地产市场的行为应当给予适度的干预。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有一定的定力，不能简单跟随市场情绪和舆论来进行调整，以防止政策调整成为强化悲观主义的工具。但在打破悲观主义自我强化机制上应当有所作为。一是汇率调整可以采取一些超常规的措施，以打破市场悲观主义预期及其建立在这种判断基础上的套利活动。阻击热钱和防止短期套利。二是财政政策应当在居民增收上加大力度，大改革年份需要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来增加民众的收入，进而增进改革的共识，消除经济悲观主义传播的土壤。经济增长以及收入的提升依然是检验改革成功与否的基础。

3.应当正视经济悲观主义所反映的各种深层次问题，不仅要反对将这些问题极端化，更为重要的是要用改革行动来破解悲观主义的预言，强化改革的技巧，以化解改革对宏观经济和局部风险的过度冲击。首先，要通过改革的具体行动来破解经济悲观主义。很多市场人士对于中国经济的悲观在于对中国经济实质性改革启动的速度不满意，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是“权力的再分配，而不是真正的改革”，对于这种思潮最好的办法应当就是请他们看事实。

其次，改革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技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金融风险的缓释不能在激进改革中完成，金融泡沫的治理不能采取简单的市场化措施；房地产泡沫的治理必须在保持短期供求相对平衡的前提下进行大的制度调整；利率市场化必须充分考虑企业债务和市场资金链的可持续性；产能过剩的问题不能单靠行政化的运动来解决；“社会要托底”必须做实，这是信心维护的关键。

4.要防止经济领域的悲观主义演化为社会政治领域的悲观主义，特别是不能把经济悲观主义演化为对大改革合理性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