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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以后的一个时期，我国一度出现严重的经济过剩和通货紧缩现象。这是我国２０年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２０年体制矛盾和结构矛盾积累的结果。2001年，本人在《经济学家》上发表《论供给创新：技术、制度与周期》一文，提出供给创新的观点。论文认为，治理经济过剩和通货紧缩，一方面要从需求调节入手，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启动消费需求，以防止经济的进一步滑向萧条；但另一方面，要注意扩张性政策必须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如果人为地使市场价格不合理地回升，不仅过剩商品不能尽快消除，一些低效企业也得以维持，过剩供给将继续存在。所以，我国应该实行以加快结构调整为目标的供给创新政策，在加快消除现有过剩商品的同时，通过供给创新，创造新的需求，加快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当下我国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增长乏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纪之交的情况类似。目前，我国经济决策部门提出“供给侧”改革，这是点中了中国经济的命门。本人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供给创新。因而将15年前发表的论文在此再次发出以供经济学同仁们共同探讨。
一、供给创新与需求创造
在经济学史上，引起最大争议的理论也许是“萨伊定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萨伊定理”涉及了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即到底是供给决定需求还是需求决定供给。“萨伊定理”的最基本命题就是“供给自动地为自己创造需求”。事实上，萨伊的错误，并不在于他提出“供给创造需求”，而在于他没有区分能够创造需求的供给和一般性供给。经济史的经验证明，并不是所有供给都能够创造需求，能够创造需求的只能是供给创新。
创新既包括供给创新也包括需求创新。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生产函数的变动”。[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９０页。]他指出：经济的创新活动“是在工业和商业生活领域中发生的，而不是在消费者对最终产品的需要的领域中发生的。”[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７２页。]“一般是生产者发动经济的变化，而消费者只是在必要时受到生产者的启发；消费者好像是被教导去需要新的东西，或者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或甚至完全不是他所习惯使用的东西。”[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７３页。] 可见，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基本上是作为供给创新提出来的。
过去我们曾认为，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由供给约束型转变为需求约束型，需求逐渐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事实上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当人们的最基本需求边界一旦被突破，或某个需求阶段被超越，人们的需求就日益变得盲目和不知所措，人们的消费支出就越来越没有确定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需求就需要供给来创造和引导。例如，在加尔布雷斯的“丰裕社会”里，扩大需求“所需要的已不再是怎样去适应事前已经觉察到的消费者的需要，而是革新应能迎合已使消费者形成的那种心理状态。对发明的能够获得成功一度认为必不可少的是它的适应性，现在这一点只是若干成功要素之一。”所以说，需求是被创造出来的，“是要使消费者在心理上引起一种变化，使他对手里的旧东西看起来觉得恶形恶状，对于它的继续使用和拥有，成为一种不复可耐，对于仍然拥有和使用这种东西的人来说，变成一件丢脸的事。”[ 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５２－１５３页。]
所以说，需求并不是非常明确地可以认知和辨别地存在着的，它是欲望和情绪的不断变化，而欲望和情绪必须具有其所附着的特定形态，即“对供应的流量做出反应”。[ 乔治．吉尔德：《财富与贫困》，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５页。]所以说，需求的停滞，不能仅仅通过需求理论来解释，还要求助于供给理论。如果社会出现了过剩，那么问题可能不仅仅出在需求方面，还可能出在供给方面。例如，大量的事实表明，过剩主要出现于传统产品，主要是“劣等货”的过剩，而在过剩的另一方面，广大消费者仍有充沛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没有实现。所以说，过剩的根本原因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缺乏创造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供给创新才能解决问题。
二、供给创新的基本形式
就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过程来考察，创新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熊比特指出：“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而这种函数是不可能分解为无限小的步骤的。”[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９０页。]在某一个时期会出现一个创新密集，而在某一个时期，创新则可能是停滞的。创新的这种有时密集有时间断的情况，就造成经济过程的高涨和衰退，导致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但就某一次具体创新过程来看，创新一旦产生，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贯穿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直到该产品生命截止退出市场。所以有必要区分由创新导致的经济周期和由产品创新开始的产品生命周期。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同阶段，有时需求创新占主导，有时供给创新占主导；而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创新也具有不同形式和不同的作用机制。
供给创新的基本形式包括产品创新、工序创新和管理创新。这三种形式的创新一般是按时序发生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产品创新是最基本的创新。产品创新就是开发一种新产品。这种产品创新可能是适应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创新，也可能是创造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后一种创新越来越起着主导作用。产品创新往往导致新的企业的出现，这些企业最终将变成一种产业；所有这些创新都普遍创造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和全新的市场，并导致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在现有工业中，大多数产品创新看来是在萧条阶段开始，而在回升阶段被广泛采用的。正是这种创造新产品的供给创新，使整个经济走出萧条，进入复苏阶段。一旦新一代的产品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时，产品创新就结束了，对产品进行进一步、大幅度的技术创新也就逐步减退了。
工序创新发生于产品创新之后。现有工业中的工序创新往往是对需求扩大和成本上升的反应。需求扩大推动企业提高劳动和资本效率，成本增大促使公司减少其对开支最大投入要素的需求。而成本的降低使越来越多的消费群体能够消费这种新产品，所以又进一步扩大了需求。工序创新作为产品创新的继续，主要发生在经济的复苏和高涨阶段。由于产品日趋成熟，需求日益扩大，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所以，生产的标准化和工序的合理化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规模的扩大，以及生产的标准化和合理化，使产品成本得到进一步降低，从而市场也得到进一步扩大，产品进入成熟期。
产品创新和工序创新都属于技术创新。当新产品唤起人们的需求，并通过工序创新降低了成本，从而成为大众消费品以后，技术创新就基本停止了。在技术浪潮之间的中断时期，是要求管理创新的重要时期。管理创新是产品生命周期中最后阶段的创新。管理创新的注意力也是集中在成本方面，不过不是通过技术革新，而是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大、组织机构的调整、新的营销策略或服务方式的贯彻等来实现的。这时期，创造性的管理比创造性的技术更能导致企业的发展或衰落。一个重要的投资浪潮过去以后的下降必然导致很多公司的破产。破产倒闭是管理创新的一种形式，这种管理创新使得经济体转变到一种新的形式。
三、作为供给创新的制度创新
在供给创新经历产品创新、工序创新和管理创新基本完成后，作为供给创新基本上就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要进一步增长还可以依赖于制度创新。作为供给创新的制度创新是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依靠技术和管理来创造需求和扩大需求的潜力不断递减，价格竞争日益激烈，导致企业利润大幅度降低。企业为了保持一定的利润水平，必然采取限制竞争，控制市场的方法。所以，垄断就出现了。垄断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保持市场份额和维持较高的价格，还在于垄断组织利用垄断实力实行进一步的创新。所以，垄断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是供给创新的重要形式。
垄断包括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为鼓励创新，鼓励新技术和新发明，制度设计必须保证新技术和新发明的所有者在一定时期的垄断权。但是，任何制度设计都不应长久地保持这种垄断，也不可能保持这种垄断。这种垄断不是被制度创新所打破就是被更新的技术所打破。所以，制度设计者必须提前做出打破技术垄断的制度安排，从而使新技术尽早地得以扩散，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事实上，在创新初期，哪一种新产品或新技术能够走向市场是不确定的，所以，尽管有技术垄断制度，但并不存在事实上的垄断。所以，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和技术垄断的不断打破，或者说不断的创新，是这一时期的特点。这种依赖于创新的竞争被称为“熊彼特式竞争”。
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一般是竞争和企业集中的结果。事实上，当创新刚刚出现时，实施创新的企业差不多是在同一个起点上，所以竞争既是激烈的也是相对自由的。然而，随着创新不断深化，市场需求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必然出现，竞争日益转变为垄断竞争。所以说，垄断也是创新的结果。供给学派经济学家吉尔德也认为，“一种经济越是有动力和创造力，它就越能造成垄断。”[ 乔治．吉尔德：《财富与贫困》，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５７页。]另一方面，垄断也是企业对创新颓势的自然反应。在创新周期中，经历产品创新、工序创新和管理创新，整个创新过程逐渐完成和接近尾声。由于市场难以继续扩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导致价格下降和企业利润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得不通过对市场的垄断，如价格协议等来减缓价格和利润降低的趋势。在市场垄断时期，垄断企业可以不以近期利润为目标，为了实现稳定和长远发展，往往通过“劝说”来销售产品，通过“价格控制”来使供给和需求相适应。由于企业垄断的力量，使原有的“消费者主权”逐渐转变为“生产者主权”。[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５１页。]
熊彼特指出：创新就是“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７４页。]可见，熊彼特将垄断和垄断的打破都定义为创新。一般来讲，市场垄断是企业对创新颓势的反应，也是创新的一种模式。但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市场垄断有可能阻碍技术创新或延缓新技术的采用。在这种情况下，打破垄断，恢复竞争就成为制度创新的首要任务。在市场垄断造成对技术创新阻碍的情况下，竞争就成为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就成为供给创新的制度条件，创造竞争环境也就成为制度创新本身。而竞争的恢复，往往成为新一轮创新和新的经济周期的起点。所以说，从竞争到垄断，再到垄断的打破和竞争环境的重建，与创新一样，也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经济史上可以看到竞争与垄断的反复与交替。
四、衰退、通缩与供给创新
当创新经历产品创新、工序创新和管理创新基本完成后，由创新导致的经济周期一般进入下降阶段。如果没有新的创新，经济增长就失去了动力源，正常的增长过程就可能停滞下来，经济衰退往往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然而，康德拉耶夫发现，技术革新往往发生在经济衰退阶段。经济史的经验表明，在一个创新周期完成后往往会出现一个技术停滞期。门斯将这种状况称为“技术的僵局”。[Ｇ．Menstch．Stalemate in Technology：Innovations Overcome the Depression．New York．Ballinger．ｐ１。]他认为，技术僵局是一个重新确定方向的阶段。在此期间，经济除了进行创新和创造新的门外，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创新才能克服萧条。所以，这是一个产生创新压力的阶段。这种压力具体体现为旧产品的销售困难，企业之间价格战日趋激烈，企业利润率下降甚至亏损。为了摆脱这种局面，有的企业转向创新，大力开发新产品，从而，“熊彼特竞争”逐渐成为主要的竞争方式。所以，经济出现创新密集现象。当创新进入上升阶段，体现新技术革新的新产业又会再次沿着产品生命周期曲线向前发展，社会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
经过一个时期的创新过程，“新的经济结构的产品和劳务就可以达到它们的市场，取代其它这样的产品和劳务，或者取代与它们相联结的现在已变得陈旧过时的生产和企业经营的方法，并强行施行一种清算调整和吸收的过程。即使没有人曾经犯过任何过失，也没有人曾经有过任何行为失检，情况也将会是上述这样的。”[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９２页。]这种强制的清算和吸收过程，往往导致经济结构的变动，这就是旧的产品、传统的产业，以及旧的生产经营组织和管理模式，在创新的冲击下急剧地衰落。所以，新技术诞生之时，体现旧技术的产业已呈停滞不前，生产其产品的资本设备价格急剧下降，经济可能进入长期萧条，而这种长期萧条实际上为新技术革新的出现做好准备。
熊彼特指出：“新产品的出现一定会引起通货紧缩，这不仅逆向着繁荣时期的价格水平，而且也逆向着前段萧条时期的价格水平”。事实上，通货紧缩既是创新的原因也是创新的结果。“在繁荣的开始时期，老行业的成本上升；以后，只要消费者的需求变得对创新有利，那么同创新竞争的那些行业的收入便首先减少，然后所有老行业的收入都减少。”[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５８页。]“繁荣本身必然引起许多行业经营亏损，引起通货紧缩之外的物价下跌，此外，还通过信贷收缩引起通货紧缩”。[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６３页。]通货紧缩压力同样是企业创新的动力。这是因为在通货紧缩压力下，企业必须开发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工序和新的管理模式，否则企业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经济要走出通货紧缩也只有依赖于供给创新。这也是大部分创新活动产生于衰退阶段的重要原因。相反，通货膨胀则不利于创新。因为在通货膨胀期，似乎所有行业都蒸蒸日上，企业在虚假繁荣面前没有创新要求。但这也正是经济进入衰退的开始。
在技术僵局以及相应的通货紧缩时期，至少在短期内，政府只能采取应急措施，避免国内外需求的骤降，而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靠财政赤字来拉动经济的政策只能起到暂时的作用，解决需求饱和的根本办法只能是实行一种大胆的供给创新政策。由于基本的变化只是在微观经济单元中发生，政府不能够控制基本创新的本质和结果，只能够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必须通过花费大量的资金支持创新工程来推动寻找新的和基本的创新。所以，政府必须着眼于长期政策，即注重于供给创新的制度创新。
五、政府的供给创新政策
在经济衰退阶段，如何避免进一步的衰退，如何打破技术僵局，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外，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具有重要作用。凯恩斯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矛盾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扩大这种需求。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包括预算赤字、政府采购、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政策等，都是典型的需求创新。需求创新的作用主要是用于消除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矛盾，而对于解决结构矛盾则作用有限。这是因为，扩大需求政策的目的在于消除现有的过剩，但事实上，过剩供给基本上等于无效供给，是难以通过扩大需求政策来解决的。
供给学派还认为，尽管政府的需求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操纵需求，政府本身也是庞大的需求源泉，但是，这种政策导致“供给逐渐成为一种派生的东西”，使经济失去了最基本的创造力。“在经济学中，当需求在优先次序上取代供给时，必然造成经济的呆滞和缺乏创造力、通货膨胀以及生产力下降。”[乔治．吉尔德：《财富与贫困》，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５页。]所以，需求管理政策只能在短期内避免需求的进一步下降，但不可能根本改变经济的颓势。真正可以使经济走出衰退，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周期的政策，必须是供给创新政策。
政府的供给创新政策根本内容应该是制度创新，即创造一种适合于供给创新的制度环境。竞争是最适于供给创新的经济体制。战后，西方国家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注重需求管理而忽视供给。相应的政策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管制，竞争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结果使企业和个人缺乏创新动力，经济活力丧失，经济效率低下。而要恢复经济的活力，就必须强调竞争。所以，八十年代初，西方国家普遍采取供给学派政策，通过减税、私有化、放松管制等政策，目的就在于扩大市场竞争，增加经济活力，激励供给创新。
总量矛盾当然是导致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但更深层次的矛盾往往是结构方面的。总量方面的矛盾可以通过需求调节得到部分缓解，但结构矛盾必须采取供给政策来解决。当然，供给政策绝不是采取无差别的扩大供给政策，而是通过供给创新来扩大有效供给。从根本上来讲，就是通过供给创新，加快结构调整。这里，政府一方面要建立一种有利于供给创新的制度环境，还要采取有利于供给创新的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讲，既可以是需求导向也可以是供给导向，供给创新政策无疑必须是供给导向的，但必须是有差别的，结构性的，所以有必要与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配合使用。
货币政策是供给创新政策的重要内容。熊彼特十分重视信贷对于创新的作用．他指出，在实现新的组合之时，会出现一个有待弥合的缺口。弥合这个缺口的办法就是贷款者把特地创造出来的购买力交由企业家去支配。这样一来，供应生产品的人们就不需要等待，而企业家也就不需要预付给这些供货者以货币或现金了。“显而易见，这并没有增加经济体系中现有生产性服务的数量。但是十分明确，‘新的需求’却可能出现了。”[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借信用支付手段之助，实现新组合的人们可以获得生产手段的现有存量，或者根据具体情况，使得那些他们从其手中购入生产性服务的人们，可以直接进入市场而获得消费品。”[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１页。]所以，所实行的货币政策必须是有利于企业家创新活动的。
六、我国必须实行供给创新战略
１９９７年以来我国出现的经济过剩和通货紧缩现象，是我国２０年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２０年体制矛盾和结构矛盾积累的结果。治理经济过剩和通货紧缩，一方面要从需求调节入手，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启动消费需求，以防止经济的进一步滑向萧条；但另一方面，要注意扩张性政策必须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如果人为地使市场价格不合理地回升，不仅过剩商品不能尽快消除，一些低效企业也得以维持，过剩供给将继续存在。所以，我国应该实行以加快结构调整为目标的供给创新政策，在加快消除现有过剩商品的同时，通过供给创新，创造新的需求，加快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这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途径。
供给创新的基本内容是包括产品创新和工序创新在内的技术创新，以及相应的管理创新。但是由于我国在技术上并不是领先国家，所以，还难以在高科技领域实行大面积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完成传统工业化和信息产业化的双重任务。所以，我国的创新与发达国家具有不同的特点。例如，我国的产品创新不可能在主要高新技术领域里实现，而最大的可能将是在引进技术基础上的改进和革新。所以说，传统产业的替代进口也具有创新意义，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仍将是我国经济面临的重要创新任务。同时，结合我国企业的具体实践实行管理创新，对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和创造需求也具有重要作用。
创新是由企业来实现的，以实现创新为职业的人们就是企业家。根据熊彼特的研究，创新基本上是由新企业进行的，而老的企业则很少创新。不仅如此，老的企业在创新企业的竞争压力下，往往破产倒闭。所以，要实行供给创新战略，必须为现代企业的发展，为新一代企业家的成长，创造一种适宜的制度环境。这里，最为迫切的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非公有经济，重塑市场主体，加大竞争机制，强化优胜劣汰。这里还必须强调的是，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正如熊彼特指出的：“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合通过竞争而加以消灭”[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７４页。]。我们要实行供给创新战略，就必须对旧的体制、旧的生产组织、以及旧的产品和技术，进行彻底的改革和摈弃。
（原载《经济学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