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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反腐的深入和整风运动的全面推广，越来越多体制内利益受到了“触碰”，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们的权力受到限制，他们的福利开始减少，各种灰色收入正销声匿迹，但从制度层面来看，这是中国迈向现代社会必经的阶段和阵痛。

反腐并不仅是反贪官，反腐最本质的内涵在于反对各种潜规则，重塑市场秩序和价值体系，由物欲横流、潜规则盛行的人情社会到公平竞争的现代社会。由信奉潜规则到主动遵守并捍卫各种法则，这是现代公民所具有的最起码的素养，而拥有具有这样素养的现代公民则是我们建立现代中国最强大的基石。

福利少了

灰色收入消失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国内流行着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国分为两类人，一类是体制内的人，一类是体制外的人。虽然这种说法只在坊间流传，但也说明，人民群众与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出现了距离。这种说法中所指的体制内的人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吃皇粮的人”，包括公务员,以及各类公有制的企事业单位人员。

一部分体制内的人凭借着权力和已有地位享有某些福利或获得某些利益的行为，使潜规则盛行，极大地干扰了社会的市场秩序，造成了不平等和不公平，成了社会不和谐因素。

本届政府在展开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在揪出一个个大老虎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力图扭转社会风气、提高党员思想境界的措施，比如“批评和自我批评”、“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整治风暴下，一系列以往较为常见的不正之风得以收敛、甚至销声匿迹。比如官员滥用职权、公款消费的现象得以遏制，很多体制内普通员工的福利、灰色收入也减少和取消了。

对于每一个体制内的普通员工而言，看着这些不正之风被遏制，他们感到高兴的同时，偶尔也有些小沮丧，因为他们以往的福利和年终奖都减少甚至被取消了。

黄芬，一名某大型央企享有事业编制的普通员工。就工资而言，她的工资并不高，在北京这个繁华的大都市里，只是全市的人均工资，但其实这只是她明面上的工资，除此之外，她每月还会有很多补贴和福利，像车补、餐补等加起来几乎接近每月工资。但自从今年起，这些补贴都被取消了，一夜间被降为平均工资的黄芬有些郁闷。

娄娟，一名北京高校的普通教师，对于反腐整风更多的感受还是来自于她身边的变化，以前她们常常会发各种福利，像粮油、水果等，常常是刚吃完旧的就会又发新的。“我们这两口之家，几乎都不用买这些东西，可现在已经很久没发了。”

面对一个个国之蛀虫被揪，他们无疑都拍手称快，可面对自身利益的受损，他们内心也会有些不适。

面对这种现象，接受记者采访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元春表示，反腐的主要矛头是贪官污吏，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使社会建立除垢去污的机制，它也会把矛头对准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对此有一个全面的打击和清理。从建立健康持续发展的社会来看，也必须要清除这些非常态的风气。

刘元春指出，在这场反腐运动中，全体民众要认识到中国社会必须要转变到法制有序的轨道上来，而不能继续在物欲横流的状态中运行。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胡星斗对记者分析，我们应该看到，政府正在重新塑造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推翻原有的颠倒黑白的潜规则，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新秩序。

胡星斗提醒，同时公务员也应该看到，短期来说，他们的灰色收入确实减少了，但通过反腐，最终会提高整个社会收益，促使公务员的薪水提高。国家不是正在酝酿给公务员加工资吗？这就是将来的趋势，要减少那些灰色收入，而提高公开账面上的收入。

“过去一些公务员的收入分为明暗两块，由于腐败消耗了大量的财力，使得经济成本很高，交易成本很高，整个国家制度运作成本都很高，但通过反腐会使得成本下降，最终促使社会和个人收益提高。”胡星斗补充说。

反腐制度化

法制中国亟待提上日程

2009年著名作家吴思创作了《潜规则》一书，该书因为揭露现实规则之后隐藏着另一种规则而闻名，自此潜规则一词开始流行。对此有人说，中国就是一个潜规则盛行的国度，潜规则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在这样的国度里能否生长出现代文明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他表示质疑。

刘元春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都需要面对的制度困境和文化困境，这更需要强化全体国民的素养和认识。

但胡星斗表示，这其实是为腐败辩护。我国的潜规则确实比较严重，但它是伴随着人治产生的，中国几千年的人治社会造成了潜规则的盛行，但只要中国想实现转型，这种潜规则就必须打破和解决。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周边的国家新加坡，同样是华人社会，过去他们也像中国一样，潜规则盛行，但现在社会秩序已经和西方发达国家差不多了，一切都公开透明。

可供内地借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人日常生活中的潜规则盛行，相对目前内地而言犹过之而无不及。当时做任何事都要找熟人、送红包，主持公平正义的警察局更是腐败的重灾区，整个警察队伍几乎全军覆灭，难以找到一个不腐败的警员。

“也就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香港就焕然一新，成为了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胡星斗说，当然内地很大，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中央政府还是有威信的，只要想纠正一切违法行为、一切违宪行为，建立法制社会，还是能做到的，关键是看做还是不做。

自从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开始大力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建设，但胡星斗认为，这些都要建立在法制社会的基础之上，没有法制就没有诚信，就没有市场化秩序。“关键是建立一个法制社会，所谓法制社会就是一切都按照规则、程序来办事。这个规则不是潜规则，而是明规则。一个法制社会不是潜规则盛行的社会，潜规则是对抗明规则的。”

对此胡星斗建议，今年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法制中国这个议题上，反腐的制度建设上。“要在决策的公开透明、官员财产的公开申报、财政的公开透明方面下工夫，最关键是建立现代反腐制度，如果不能建立现代反腐制度，只是雨过地皮湿，一场狂风暴雨过后最终还会恢复平静，一切照旧。”

刘元春也表示，反腐不仅是点对点的反腐，更要在制度反腐上有所作为，从权力制衡的角度对权力体系进行重构，从而使得体制更合理、更透明、更阳光、更规范。如果没有在制度层面、权力层面做调整，只是抓几个贪官污吏，最终会发现只治标不治本。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在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大量的改革和探索。我们不仅要看到反腐所带来的好像故事片的八卦新闻，更要看到国家在反腐过程中对权力体系的重构。”刘元春说。

在这个过程中，胡星斗认为，发挥民众的监督作用也属于制度建设的一部分，“反腐败需要民众参与，只有由民众去监督、揭露、举报，才能取得实效，否则仅靠自上而下的指挥，一切都靠中纪委，除了打几个大老虎之外，对整个社会并没有太大的触动。因为现实中大老虎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还是小老虎和苍蝇。所以要依靠民众，依靠民主和媒体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对于民众自身，刘元春强调，民众一方面要明白国家的整体部署，从根本上支持国家在目前反腐方面的制度建设，很明显任何一项改革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很难成功。同时在反腐倡廉的活动中也要强化民众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些改革的理性认识，强化民众对原有行为规则和方式的深层次的颠覆，而不是简单地发泄一些自己对贪污现象的憎恨和情绪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