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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日用时1小时20分，向千余名听众作了一场内容丰富的经济形势报告。相比去年10月大家所熟知的那堂总理“经济公开课”，李克强此次还以“大家都比较关心、也有一些担忧”的经济形势开篇，而今日台下就坐的，是出席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的两院院士。

李克强谈到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处在合理区间，结构调整发生积极变化，市场预期等一些方面稳中向好。

他也指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各地发展不平衡，制约发展的不利因素依然较多。为此，要“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

李克强又一次提到了“定向调控”—6月6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工作座谈会时，李克强刚刚强调要“精准发力、定向调控”。五天内第二次谈到“定向调控”，李克强10日明确表示，要在坚持区间调控中更加注重定向调控，瞄准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确定调控“靶点”，在精准、及时、适度上下功夫。同时，做好预调微调，未雨绸缪、远近结合、防范风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中国“定向调控”思路，正逐渐清晰。4月16日，就在中国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发布的同一天，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加大涉农资金投放，对符合要求的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5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部署加大“定向降准”措施力度。中国央行亦两次宣布定向降准，一系列举措，已体现“定向发力”、“瞄准问题”的调控思路。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10日表示，中国当下“瞄准靶点”的定向调控思路出台，有两方面背景，随着定向调控的铺开，中国宏观调控将更具针对性，可实现“标本兼治”。

刘伟认为，其一是经济增长的背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需求疲软、国民收入分配、产业动力不足等问题，“表象是总量失衡，但归根到底都是结构性问题”。过去宏观管理偏向总量控制，治标不治本，而定向调控可以将短期和长期、均衡和持续、总量和结构相结合，重点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

其二是体制背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刘伟认为，这是实施定向调控最重要的基础性体制条件。“定向调控一定要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理清的情况下才能最大发挥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也认为，当前，传统的宏观调控机制解决不了中国发展中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因此必须启动定向调控。

刘元春认为，定向调控的“靶点”首先要基于“上限和下限”原则，即增长和就业不能越出下限、通胀不能突破上限；其二是保证投资不会出现过度下滑；其三是民生，要逐步实现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和全面铺开，建立广泛低度的大福利，建立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增加居民收入。此外，房地产等领域应也是定向调控的一个“靶点”。

“全局改革应该以结构性改革为核心，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耐心。”刘元春说。

就在央行宣布定向降准再度开闸的次日，央行有关负责人10日表态，下一阶段央行将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充分发挥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正向激励作用，加大相关政策参数的调整力度和频度，增加再贷款、再贴现力度，支持小微企业、“三农”发展。

业内人士预计，9日央行宣布对部分金融机构定向降准0.5个百分点，也并非本轮定向调整的终结。为了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央行通过预调微调的手段来实现“微刺激”还会继续下去。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预计，当前通胀压力小，货币政策仍有定向宽松的空间。

调整参数政策锁定差别存准率

央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阶段央行将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为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贷款提供流动性支持，充分发挥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正向激励作用。加大相关政策参数的调整力度和频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投放力度，引导扩大涉农和县域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加大再贴现支持力度。

同时，要加强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针对性、精准度和导向力，引导和督促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积极发挥银行间债券市场融资功能，拓宽中小微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加强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小微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

其中“加大相关政策参数的调整力度和频度”颇为引人注意。这里提及的政策，业内人士指称“差别存款准备金率”。

近年来，央行一直都在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以及金融机构稳健性状况和信贷政策执行情况，对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有关参数进行调整。

去年第三季度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就明确提及，第三季度，央行适当加大了对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有关政策参数的调整力度，以进一步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小微企业、“三农”及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信贷投入。

此次又在去年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大政策参数调整频度，由此可见差别存准动态调整将更具备灵活性、时效性和针对性。

而关于具体的参数指标和计算公式一直是个谜团。此前，央行副行长胡晓炼介绍，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基于社会融资总量、银行信贷投放与社会经济主要发展目标的偏离程度及具体金融机构对整个偏离的影响，考虑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和各机构的稳健状况及执行国家信贷政策情况等。

实际上，除了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外，央行政策工具箱中的“定向”工具还相当丰富。如再贷款，可在增加基础货币供应的同时锁定贷款对象及资金用途，同时引导信贷结构的优化，与“定向降准”有异曲同工之妙。定向购买，央行通过购买国债、金融债、铁道债、住房金融债等政府支持债券、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地方债以及中小微企业公司债，提供定向流动性支持。定向放松存贷比限制，可增强对特定领域的信贷支持。定向降息，直接面向企业，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加大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

资产证券化扩大试点

当前，我国金融宏观调控面临较大压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能仅仅依靠短期内货币政策的定向宽松，还必须从深化改革、发展市场、鼓励创新入手。

上述负责人指出，从国内外实践来看，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加快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阶段。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利于调整信贷结构、降低商业银行资本消耗，有利于商业银行转变过度依赖规模扩张的经营模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也有利于丰富市场投资产品，满足投资者合理配置金融资产需求。

从国内外金融市场实践来看，信贷资产证券化是盘活信贷存量的有效方法。截至2014年5月末，我国共23家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起发行了43单、1793亿元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

据介绍，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扎实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扩大试点工作，简化审核程序，提高发行效率，适当扩大基础资产范围，丰富多元化投资群体，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试点的积极性。

目前我国企业呈现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这位负责人指出，在融资总量总体稳定的情况下，融资难融资贵更多是结构上的问题，既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宏观发展阶段有关，也有微观主体自身、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原因。

从宏观层面看，在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融资需求都比较旺盛，当资金面回归常态后，投资难以缩减，往往借助各类渠道高息融资，并对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形成挤出。

从微观和市场层面看，企业资本金不足、主要依靠债务融资，债务率持续上升，抬高了风险溢价；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存在“财务软约束”，对资金价格不敏感，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一些信托、理财产品存在“刚性兑付”，人为抬高了无风险利率。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上发达经济体非常规货币政策逐步退出，一些新兴经济体开始提高利率，这些政策对我国有溢出效应。此外，部分金融机构由于存款竞争加剧、存在无序竞争的行为，部分金融中介收费不规范等，都是造成目前融资难、融资贵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