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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以来，“一带一路”和自贸区这两个新的经济动员的概念逐渐成形、落地，也被称为中国产业和金融资本的新舞台，引起了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利茨所说，中国利用了全球化而不是为全球化所利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战略主动性得到了升级、强化，与外界合作共赢交集大大拓展。

时代周报记者就此专访了我院刘元春教授，探讨“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如何影响经济决策和未来经济发展。

时代周报：现在改革和发展似乎已经成为同一个事情的不同表述，比如发展要依靠改革红利，一带一路、自贸区这些用来刺激经济的政策层面的举措，被一些学者称为增量改革，如何理解？

刘元春：增量改革就是在不涉及存量利益问题的改革。我认为，一带一路和自贸区改革是通过新的开放模式，通过互联互通，对传统存量利益有所增进，因此改革的阻力相对存量要小。

时代周报：以前地方的经济发展是扶持某个行业，给予政策优惠，但现在实体经济发展已经慢下来，地方现在纷纷跟上自贸区和一带一路的概念，下一步地方政府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

刘元春：地方政府在一带一路和自贸区上改革的积极性来源于这些改革不是简单给予资金、项目甚至政策的优惠和支持，而是在制度层面的创新和支持。下一步地方政府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融入国际市场，打造新的竞争优势，塑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来发展经济。

时代周报：有人指出，一带一路应该防止成为国际版的西部大开发，虽作为很重要的战略，取得了不少成绩，总体上来说西部经济崛起不是很明显，修了很多路，做了很多基础设施，但是经济没有特别强劲地带起来。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大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可能又要求不那么看重短期的投资回报，那么它跟地方的发展投资冲动结合会有什么效果？

刘元春：首先对西部大开发的认识存在严重的偏误，西部大开发对于过去黄金增长时期的发展十分重要，西部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一带一路作为战略对于短期回报不十分看重，但并不等于不看重中长期投资回报。目前国家已经进行了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已经在一带一路各个节点做出了大量布局，这将在一段时期拉动这些结点的基础设施发展和整体经济发展，从目前来看传统的投资饥渴症和投资冲动难以在国际层面和区域层面全面再现。

时代周报： “一带一路”会把动员和带动民间的产业和金融资本作为重要的方面吗？

刘元春：中期内的答案是肯定的，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时代周报：中国在对外投资的过程当中，似乎特别要小心的是软预算约束的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比如中石油曾经在利比亚和分裂之前的苏丹投资损失惨重，你觉得未来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吗？会有什么方法避免？

刘元春：这些问题存在，而且比较严重。所以要依靠反腐，要依靠科学的投融资决策机制的建设，依靠有效的内控制度体系的建设。

时代周报：自贸区和一带一路的战略，对中国的产业格局会是什么样的影响，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金融业的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

刘元春：短期可以通过互联互通，使中国商品的国际市场向多维扩展，同时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减缓我国过剩产能的压力，同时通过丝路基金打破西方基金把持基础设施投资和货币体系的控制，有利于中国金融业走出去。（2015-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