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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为《沙集模式15年：信息化时代中国农民网商的生产生活》所作之序，转载请注明来源。

《沙集模式15年：信息化时代中国农民网商的生产生活》

陈良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

刘守英

这是一篇写了快两年的序。在疫情来临时，本文作者、睢宁县政协主席陈良同志约我给他正在著的《沙集模式》写序，我欣然答应，理由很简单，因为沙集已很有名，被誉为“淘宝第一镇”，而我当时正开始关注数字革命能否改变乡村。更主要是因为陈良其人，他2011年2月开始从县政府到县委再到政协一直分管电商与沙集打交道，其职业生涯四分之一的时间就干这一件事，他为此投入的精力和心血可想而知，他与沙集那些人的感情不言而喻，对沙集的未来的关心发自内心。因为疫情来临，我下去看情况的机会被堵死了，看当事人的一手材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无法抵近观察导致的大脑真空。

因为多年与地方官员打交道的经验，我基本能分出找我的地方官是哪一类的。与陈良初次打交道的，就把他归为琢磨事、想做成事、能做成事的一类，这样的地方官对自己所做的事跟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如果他要把所做的和盘托出，一般是可信的。等他的书稿到我手上以后，一口气阅读完，他一手的记录、基于实践的思考把我给“震住了”！这不仅仅是一本书，这是一段活生生的历史，是一部数字时代所有传统乡村都可以试试的后发“秘籍”。

尽管陈良隔三差五地委婉催稿，我都没有匆忙交卷，因为我一直不敢下结论，沙集所发生的一切到底怎么看，是否可持续？对其他地方是否有价值？直到国庆后的第一天，陈良坐高铁到北京来逼债，我问他为什么那么执着，他给我交底了，就是要“找我给个说法！”当晚给他求证我在序言中的几个疑问后，我坚定地告诉他，一周之内一定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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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农区都在等待机会

我们已经习惯了将过多镁光灯和文字投向先进典型的氛围，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些普通的地方和人的境遇更需要关心。1981年从洪湖走出来时，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典型的传统农区如何“起来”？那里的人世代辛劳，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也想法子四处奔波，但是他们的境况改善非常有限。

从我们村里的老乡来看，我见证过他们在改革初期包产到户时短暂的欢欣鼓舞，但不几年后只能靠出外打工寻求家庭状况的改变，直到我今年回家，老乡们绝大多数的房子变成了两层楼，但是村里已陷入老人留守的空寂。难道这就是传统乡村的宿命？我前些年回去时，他们还聚过来与我一起讨论出路，现在村里仅剩的相熟的老人们已没有了讨论村庄未来的心境。

沙集与我老家非常相似，在苏南模式名扬天下时，发展的奇迹也没有在这里发生。这里也经历过包产到户的洗礼，在那以后，农民们一面对分到手中的地精心耕种“讨生计”，一面在乡村分工分业通过农副互补和农工互补“讨生活”。在百般努力无法根本改变的无奈下，年轻人也跟我们村那些兄弟姐妹一样只好背井离乡，加入无数打工者的洪流去“谋生活”。

这一类农区的农民从不敢懒惰，因为稍微歇歇脚全家人当年的生计就会面临窘境，生活就会陷入窘迫。但是，这种典型的乡村经济也不是一无是处。这里不是传统意义的单一小农经济，农民在顽强不屈的谋生计、讨生活和谋生中，也沁入了进入骨子里的企业家精神气质，这种气质在他们在乡村集市的理性计算中练就，在狭小土地上农副业的盘算中养成，在乡村本地化加工和手工业分工中扩展，在改革后的创业和闯荡中孕育。这种藏在骨子里的那股想出人头地、想改变、不甘落后、想富起来的劲头，就差一把火给点燃！一旦燃起来一定一发不可收！

2

一条网线串成的乡村产业革命

传统乡村的“欲火”如何点燃？我们有过各种尝试，如三十年代的乡建，试图以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来改造乡村；五十年代直到今天的制度推动，土地改革—合作化—包产到户，试图通过制度改造来推动乡村的现代化；八九十年代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试图通过乡土生出工业化来实现乡村转型；改革以来农民的离土出村和代际革命，试图通过农民的进城来实现乡土中国的乡城转换。

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根本改变农民的命运，也没有带来乡村的同步复兴。沙集几乎经历了以上所有尝试，也没有带来这个地域的脱胎换骨。这一次靠什么撬动？听起来很洋——靠网络带来的信息联通！政府和企业搭建起信息基础设施，农民配上一台电脑，连接上网线，就可以在网上开一家自己心仪的网店了！一个个的“宝贝”从此跨越传统乡村范围，递到四面八方的买者手中。以我的经验，凡是关于乡村的事一旦说得神乎其神，是很难让人置信的。这一轮刚开始听到有人讲述这类故事时，我也是打问号的！沉睡了几千年的乡土文化就能被一根小小的线撼动？这个疑问在陈良这本书的完整刻画中变得可信。

其一，电商的作用。按他的话，让几千年农业社会以农为生的农民成为“网商”，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乡村“网商”在多元的平台上从事互联网线上交易，成为市场里的供方。我的理解是，平台对乡村的撬动非常关键，因为传统的乡村社会有的是好东西，但是，它只要在传统乡村熟人社会，就突不了原有的交易半径，原有的交易人群，就不能形成有规模的交易。这些本地的东西就只能是“土”。但是，有了平台，就将熟人社会的人际交易扩展到陌生人社会的非人际交易，市场半径大大扩展，交易对象大大变化，买方需求大大多样化，购买力大大增强，原来“土”的东西变成了“特”，乡村产品的价值大大提升。

其二，市场的兴起。电商让口袋里没有几毛钱的沙集农民们可以先开店，后生产，先找买家，再做卖家，通过方寸屏幕，根根网线，连接起海量市场，沉寂的乡村变成繁荣的电商生态。农民不分男女老少文化程度高低，纷纷涌入线上淘宝，开设有主的网络店铺，注册、店铺装修、发布宝贝、比门店还周到的客服等等。从创始到现在，到2020年底，沙集镇域共在全网开店15891家，占沙集农户总数80.6%，家家户户有店铺已成为真实的写照。

其三， 产业体系的生长。 网络将乡村以外的需求信息通过网店输入乡村，一家家拥有信息的农户纷纷在自家庭院或宅基地上办厂，以信息化对接市场，以“链”式组织生产，以智能化工具加工制作，形成与全国其他几个家具市场比肩的电商家具生产体系，“公司”成为沙集电商家具生产中的重要组织制度，生产管理制度、生产标准制度的建立使沙集的家具产业利用平台的优势崛起，通过制度化的组织与传统小农经济形态告别。 网店从初期的简陋装修到越来越讲究，店铺宝贝照片的日益讲究和题目的绞尽脑汁，电商买卖中的沟通的热情老道，成交后售后服务的周到，家具产业从木条子家具到300余种产品，到一环扣一环的产业链的形成，截至2020年底，沙集镇每年消费实木近41亿元，板材近32亿元，沙集镇域共有木材原料供应商88家，年经营收入在5000万以上的有25家。

其四，服务体系的形成。伴随网店和产业的壮大，服务体系不断壮大。专业化的网店装修、网店设计、视觉设计、品牌营销、爆款打造、优化推广等店铺运营服务商达410家，且都是有专科学历的外地人打理；给企业提供会计财务、法律、注册、知识产权保护、品牌商标办理、企业体系认证等服务的企业入驻；蔚为壮观的物流快递服务商从2006年的一家到2020年底共有物流快递门店235家，从业人员2139人；电信运营服务的发达，电信运营数据为全县所有乡镇用户数、流量费最多，在全徐州市名列前茅；金融服务纷至沓来，从2006年末至2020年底，沙集的电商产业给该镇带来巨大的资金流动性，典型的三家银行15年共计发放贷款2720笔，贷款累计金额28.08亿元，呆坏账只有6笔。是平台将市场的舞台搭到了乡村，一条网线将乡村与陌生的外面世界连结，蓄势待发的农民理性地对需求做出反应，需求创造生产，市场创造服务，一场产业革命的大幕就这样在沉睡的本以为无望的乡村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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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作为可以兴业

也可以让其腰斩

后发地区的起来不是一个要不要政府那么幼稚的问题。以我多年的观察，这些地区的政府大致有三类：

一类是因为落后，基本条件还没具备，政府忙于自上而下的推动，搞规划，开现场会，下指标，将资金和项目集中给少数企业和项目，树典型，但是忙来忙去就是政府忙活，老百姓不做反应。

另一类是好一阵坏一阵，一个地方运气好来一茬务实的干部，路子也摸对了，老百姓跟着干一阵，变化明显，但是，几年后又换了一茬，而且理想丰满，把前面做的推倒重来，这些地区的发展不可持续。

第三类非常幸运的，碰巧一茬一茬干部不折腾，顺势而为不自以为是，帮着百姓解决实事，帮企业解决一些问题，这类地区往往有个三四届班子接续着做就起来了。

陈良作为当事人对沙集政府如何抓住这次发展机遇中的作为描述非常重要也让人可信。由于沙集电商产业的兴起是自下而上、草根自发，不需要沙集的政府扮演第一类角色，它就担负起市场和企业需要的“其余”即可，即在农民致富路上奔跑中铺设跑道、维持赛场环境、制定竞技规则与做好裁判。对于这些如小草般的草根创业，政府给点阳光、雨露、营养就灿烂；对于小草木成长中面临的病虫侵袭，政府加以治理与监管。

沙集电商15年发展进程中非常幸运的是，主要领导换了7位、平均30个月，在他们任期内，都对电商经济倾注了很多心血。政府及社会各界从网商的萌芽、成长到壮大，都给予“网商”诸多的呵护和关心，沙集电商家具产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享受了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帮助。

在沙集镇域电商产业帷幕刚刚拉开时，遇到动力电入户的最大难题，公共产品提供成为提高私人部门效率的关键，在市场力量的感化下，连被称为“电老虎”的供电企业都成为了服务“网商”的最佳窗口单位，使用户真正成为了上帝。沙集的电商长在乡村也避免了被过早正式化的“扼杀”，这些“网商”面对的是“官”主要是乡村干部，这些熟人社会里的“代理人”不好对乡里乡亲们“动真格”，他们在“网商”萌芽阶段时面对他们的不完善，没有粗暴地将其勦灭，他们还充当起乡绅的角色，投入精力、人力、物力帮助“网商”铺设修整村庄道路等基础设施。

在沙集现象获得高层领导批示后，地方政府进入积极地扶持推动。他们密集调研，出台措施，倾斜急缺资源，“缺什么、补什么”，整合各方资源，普及上网面，进行“信用体系”建设，鼓励回乡就业创业，出台政策在贷款申请、证照办理、人员培训等方面给予优惠和便利，“扶持” “网商”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推动”非“网商”居民从事“网商”，设立电商产业园区管委会、“电商办”，把电商作为县对镇、对县直有关部门科学发展观考核的项目，进行规划指导，建设园区，破解资金瓶颈，营造社会氛围。

这些举措正好顺应了沙集模式的成长和成型。在电商发展壮大后，政府在规范监管上发力，制定产品标准，创建产业集群，建立跨区域产业联盟，打造沙集区域公共品牌，优化供应链，加强行业自律，进行环保安全监管等等，成为沙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沙集名声变大以后，很多地方的政府区参考考察，我以为最要学的是地方政府如何作为，切忌回去大张旗鼓地发号施令，等底层起来以后又把火给浇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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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转变

沙集模式的效果如何评价？我以为就一个标准：农民变了没有？陈良以他十多年与这块土地打交道的亲历，花了大量笔墨描述这里的人的变化。沙集电商产业促进的工业化，带来了农民的历史性变化，这些世世代代在乡村挣扎的农民变成了“网络商人”，从创始到2020年底，沙集镇域共在全网开店15891家，占沙集农户总数80.6%，家家户户有店铺已成为真实的写照，开店最大的是 78岁，开店最小的为16岁，平均年龄31岁，从业者的年龄层次覆盖老中青三代，90后的孙子辈“新星”和50后的奶奶辈“新星”同场竞技。

他们仍是农民，因为他们还种着地，又从事着网上买卖，成为了网商，还从事产品的生产，是产业工人或企业家，农工商三重身份，被陈良定义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农工商者”。这种三重性使他们利用农民务实、勤劳、吃苦的本色，成为创业初始时最重要的本钱，他们的韧性和倔劲有利于打拼，互相不服输的基因能激发整村冒出一批创业者，随着从事非农产业成为主业，他们的农民印迹越来越变成“户籍身份”特征。线上交易使沙集农民变成网商，他们学会了以流量获取利润的商业模式，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消费观、财富观、诚信观与商人的特质联系更紧密，正在告别农民的行为习惯。由于工业化在乡村发生，农民也成为了工人，但他们与城市里的产业工人有很大差别，还做些农活和副业，有种农工互补的回归，他们不怎么服管，组织性和纪律性难以养成。

乡村工业化长出陈雷等一批企业家，随着产业扩大、外来人口加入、政府强化教育、协会加强交流、舆论宣传好的典型等多项措施的推动，促使了一部分所有权者类型的“老板”成长，他们一步步地向“企业家”靠近，他们历经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经济活动的锻炼，名利物质诱惑的社会环境的洗礼，绝大多数养成了“积极”的观念，经过互联网经济的公平赋能，财富的增加，社会地位的提高，老人安度晚年，小孩进城拥有良好的教育环境，令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质的变化，世界观变得健康向上。他们相信奋斗拼搏能够改变命运，这种世界观又影响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网络交易不谋面、不接触的商业模式，是对既有商业交易的革命性的颠覆，平台使买卖双方的生意建立在平台记录的“画押封缄”电子档案中，农民网商的“契约观”在这种实践中慢慢培养，逐步建立起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契约意识。他们契约精神的进步，支持着沙集迈向现代经济增长。

沙集模式辐射带动图/无线睢宁

与其说这是一篇序，不如说是捷足先登读完陈良这本书后的感悟。中国传统乡村的路径依赖如何打破？他们难道因为生于斯、长于斯，即穷于斯？他们难道只有打工谋生的命？乡村何以振兴？乡村如何有活力？要素如何进到乡村？乡村振兴不能靠浪漫，乡村振兴不能靠政府一头热，乡村振兴更不是靠口号。乡村振兴的唯一就是要找到路，找对路，靠各方力量持之以恒地干！沙集能做到，其他类似乡村也能做到。最后给地方父母官留一句历史成照的话：沙集靠信息革命搭上了发展之路，十五年的变迁证明了这条路是可以走通的，后面的政府只要顺势而为，大道至简，就可以成为中国正在经历的乡村振兴的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