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厉以宁教授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厉以宁教授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轨迹？我们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

新京报：厉以宁教授深度参与并研究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你认为厉以宁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科做出了哪些不容忽视的贡献？

刘守英：厉以宁教授的一大贡献就是对中国的经济转型进行理论创新。我们知道，经济学的研究不是“书斋式”的，它一定是要直面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重大的问题，同时做出理论化思考。同样地，任何理论和创新都不是孤芳自赏的，一定是要为国家的现代化做贡献。厉以宁教授长期关注的股份制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就属于这样的类型。厉以宁不仅关注和参与讨论这些重大的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问题，并且为此提供了理论化的阐释和学理化的研究。可以说，厉以宁一直站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潮头”。

厉以宁教授对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一定要为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转型所服务。因此，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体制时，厉以宁教授对推进经济学的学科现代化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新京报：厉以宁教授曾说过，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不能止步的，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中国要摆脱路径依赖，你按旧方法就待在这里了，迟早要被淘汰。你如何看待厉以宁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判断？

刘守英：中国经济的主线，一个是发展，一个是改革。改革一直是、而且一定是中国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依赖制度变迁来不断地推动中国的发展和转型。另一方面，制度变革的关键在于找到中国发展的路径和它可实现的方案。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再完美的理论也需要符合客观实际，需要能够解决中国最紧迫和最关键的问题。厉以宁教授通过长期观察中国经济重大变化中的制度变迁，给出了他的制度改革方案，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奠定了基石。

新京报：你认为参与经济方向相关工作、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后辈，可以从厉以宁教授的身上获得哪些宝贵的经验？

刘守英：经济学家的责任就是基于现实问题，结合学术理论和生活经验的沉淀，客观地对影响整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给出分析和建议，同时提出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如何做一个无愧于时代的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研究和成就为中国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树立了典范和标杆。这个标杆主要体现在：第一，经济学家一定要直面时代面临的问题，客观地分析并提供负责任的观点；第二，作为一种职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更多地要服务于国家，来推动国家经济的进步。

厉以宁教授以身作则，告诉我们经济学家不光是一个职业，成为经济学家还需要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经济学家需要通过经济学的视野，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观察和观照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同时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然后务实地解决问题。厉以宁教授的一生告诉我们，经济学家一定要脚踏实地，一定要对中国国情了解。另外，经济学家还需要有国际视野，有客观的分析和负责任的态度，这样才能承担起作为知识分子的经济学家对社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