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援助研究中心主任张传红教授从历史和制度视角补充非洲发展建议。她指出非洲农村贫困源于殖民遗产，如莫桑比克剑麻、坦桑尼亚腰果、科特迪瓦可可等单一作物体系挤压主粮生产，造成减贫与粮食安全失衡。她强调非洲现代化比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更复杂，以坦桑尼亚为例说明农业增产难解附加值困境。张教授推介中国“离土不离乡”土地政策，为脱贫人口提供风险缓冲，并主张探索本土化治理模式，破除自由主义和殖民残余的双重制约。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汪三贵教授回顾中国制度变迁，指出减贫制度改革需要适应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他还强调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特殊性对农村减贫的独特价值：在集体所有权框架下，承包经营权流转既为工业化提供劳动力，又保留农村社会保障功能。同时，农村义务教育制度和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等配套投入，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制度保障。

经济学院胡羽珊副教授分享数字技术在农业减贫中的应用案例。她以河南某地为例，介绍当地农民通过手机学习种植中药材技术，并利用直播带货拓展销售渠道，成功实现增收。胡羽珊指出，数字技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减贫思路，尤其适合资源有限的地区。这种模式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能够绕开传统减贫模式对政府财政支持的依赖，为非洲等地区提供有益借鉴。

经济学院张珂玮助理教授强调政治稳定性是减贫和发展的核心要素。他指出，中国经验表明强大的政治责任和稳定性是减贫的基础。多党竞争可能忽视人民利益，而稳定政府能更有效地推进减贫。他还提到，减贫政策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因国家而异，不能简单照搬，需要开展更严谨的研究，评估哪些政策对贫困人口更有效，以确保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尼日利亚籍经济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Osasona Olutimi James指出，非洲减贫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如殖民历史遗留问题、教育资源不均衡、地区发展差异和政治经济结构问题。以尼日利亚为例，北部因殖民历史影响，教育水平低，贫困突出，而南部相对发达，区域差异使政策难以有效实施。他呼吁制定减贫政策时，需结合非洲历史和现实背景，注重本土化与可持续性，重视历史文化，推动非洲全面发展。

马拉维籍经济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Kamanga Billy Tayilosi指出，一些国家存在产品分配不均的问题，生产者难以将产品有效推向市场。他提到，政府干预可能推高产品价格，导致民众需高价购买本国生产的商品。他认为，中国在自主生产和自给自足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他建议非洲国家应提升自身生产能力，减少对外部依赖，以更好地管理资源，推动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