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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下午，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理论座谈会暨《世界是通的》新书发布会在人民大学逸夫楼举行。此书是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义桅关于“一带一路”研究的最新力作，与会嘉宾就王教授新书内容和相关议题进行了积极讨论和互动。
“一带一路”提出了一种新的理念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指出，当今世界的难处在于理念、观念的冲突与对抗。原本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我们是认可的，戴高乐等在二战后基于维护世界和平所提出和建立的框架确实一定时期保持了世界的相对和平稳定。但70年代后出现美国一家独大的情况，国际体系中的不公平、不正义的一面逐渐暴露出来，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开始对国际体系产生疑虑乃至提出挑战。这主要是沟通不畅、理念不同。
如今全球化趋势还在，大趋势不会错，但一些国家为了各自利益，保护本国就业，出现了反全球化、贸易保护的情况，而协调规范机制却没有跟上，出现资本驾驭一切的不正常现象，资本涌在市场，操纵商品、债券等等。体现在地缘政治、大国冲突、观念冲突。
“一带一路”提出了一种新的理念，应该做到落地、开花、结果，然后真正影响世界。要善于捕捉事物内在的规律，驾驭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永权指出，王义桅教授的研究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特色，具有全球化国际化视野，吸收了当今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和专家学者的观点，融贯中西。尤其是书中的实证研究对政策制定作用很大。
他希望，“一带一路”不光是倡议、理念，而应该成为一种学科研究，甚至成为一个综合性学科。研究怎样对外讲带有中国特色的“丝路故事”，让沿线国家及其人民能够理解其中内涵，真正惠及沿线人民，但要符合当地情况，注重沟通。
许永权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沿线国家有很多需求，而中国可以为他们提供，这样中国就可以向这些国家施加影响。要挖掘中国文化内涵，建立文化自信，关注中国5000的历史文化，尤其是丝路文化可以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一带一路”最根本的还是经济属性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陈甬军则在经济学方面对“一带一路”战略进行了剖析，认为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一带一路”有三个属性：和平发展、对外开放、国际经济合作，其中最根本的还是经济属性。习主席在7月1日讲话中指出，在“一带一路”等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
陈甬军强调，“一带一路”也要讲究盈利和经济循环，中国通过外汇先导，利用自己的资金、技术来帮助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实际上也是在培育市场，中国可以通过项目本身获利，还可以通过所在国家经济发展后的税收反馈来盈利。这样，沿线国家实现了经济发展，而中国输出了产能，资本、技术走了出去，实现了双赢。
另外，“一带一路”涉及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中东欧国家，同样，此模式也可以西欧、非洲推广，其中欧洲比较特殊，因为这些国家往往不缺技术，而是确实市场和资本，也有中国有巨大的合作空间。总之，“一带一路”是关系到中国发展与对外开放有顶层设计的国际化大战略。
“一带一路”应重视民间交流
人大国发院的乌云毕力格副院长和李肖教授则在文化层面对“一带一路”的实施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乌云毕力格认为，“一带一路”不能只是简单地理解为“我有钱，你有资源，然后我们交易”的理念，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与人与人之间交往有相似之处，没有深入的相互了解和信任难以达成真正长久的合作。
李肖指出，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时往往注重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而民间交流不足，沿线国家拉百姓没有感到多少实惠。基于历史的影响，沙皇俄国曾统治中亚100多年，俄罗斯至今对中亚影响很大，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印象不太好。而苏联解体后，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就开始了在中亚的深耕。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还比较专制，一旦发生政变或政局动荡，中国与他们的合作就变得困难甚至完全无法进行。所以中国应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民间交流，尤其是与当地拉百姓有关的交流。
“一带一路”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产业研究部副主任相均泳提出了“一带一路”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第一，领导组织相对松散,顶层设计协调机制有待加强。相均泳指出，中央有“一带一路”领导小组，各地方也都有推进“一带一路”的组织机构，但横向之间基本没什么交流，这就容易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第二，“一带一路”配套服务体系还需要加强。现在有很多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内公司需要向国外咨询服务机构购买服务，这对于中国企业的商业极机密和商业利益都是极为不利的。
第三，全国上下一拥而上，很多地方都宣称自己是“一带一路”的桥头堡。“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一个大品牌，涉及到的地区都可以寻找自己的合理定位，但大家都蜂拥而上，无序参与，往往使总体的效果大打折扣。
第四，对沿线国家深耕少，比较急躁。以中亚国家为例，中国本身与沿线国家有着足够的历史渊源，但苏联解体后，德日韩早已进入中亚深耕，当中国在这方面落伍了。另外，中国领导人与沿线国家签订合作协议，对执行的企业来说往往成了“政治任务”，沿线国家有漫天要价、趁机勒索的情况，致使中企毫无利润可言，甚至合作无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