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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承办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08” 于2008年5月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国资委、农业部农研中心、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重庆工商大学、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中国世界经济研究会、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社科联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400多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论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与模式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为研讨主题，系统回顾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沿着历史的脉络，不断与时俱进，旨在破解“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与经济高速发展之谜”，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教授认为，30年来，中国经济从几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前列，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经济体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成功实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这些发展成就表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不难发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过程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特色、主要内容和基本经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程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坚持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根本的特征。要继续深化改革，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是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源头和起点。要解放思想，就要继续破除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教条化、片面化、凝固化的倾向；要继续破除尤其是盲目推行新自由主义、盲目照搬西方发展模式等形形式式的“西教条”；还要注意破除改革开放中诸如：“市场万能论”以及“泛市场化”倾向等“新教条”。解放思想需要有“不唯上、不唯书、只为实”的科学态度、“认同与求异统一、继承与创新统一”的辩证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意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务实作风，提倡科学的批评、和谐的争鸣，在思想的碰撞中、观点的比较中集思广益，在分清是非、权衡轻重、趋利避害中形成深化改革的大智慧、大思路。解放思想，更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的举措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要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必然会提出如何评价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尽管资本主义经济与商品经济有如鱼水关系，但不能用商品经济去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更不能用商品经济来规定和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是侧重于从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进行界定的。搞经济体制改革，强调商品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实质上就要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支持。在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商品经济、市场调节、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逐步突破，就必然会碰到社会主义也要有市场经济的思想是如何发端、改革理论是如何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模式是如何确立的这一命题，这是科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框架的理论基石。回顾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历程，我们党内最早提出市场经济思想的是陈云和李先念同志，并经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从而确立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
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集中体现在：30年来我国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果是快速发展。苏南发展的三次异军突起，是我国改革开放三个重大阶段的集中体现：第一次起源于乡镇集体经济的市场化发展所启动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第二次则是国家实施沿海开放战略引发的外向型经济的兴起；第三次则是源于市场化改革深入所引发的民营经济的蓬勃兴起。苏南模式30年来在创新中的演进反映了我国经济转型的三个方面，体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一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三是增长方式的转型。苏南模式的重要经验就在于坚持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改革开放，在发展市场经济时没有完全放弃集体经济、集体富裕和政府调节等方面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其直接效应是，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提高效率方面的优势，又能发挥社会主义在实现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方面的优越性。
中国社科院金碚研究员首先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说明了中国人勤劳智慧、追求财富、喜欢储蓄的原因，并强调正是因为中国人普遍具有追求财富积累的愿望，市场经济在中国才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凡是开放竞争的领域，都是发展得最好的领域，这充分说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其次从国际比较尤其是从中印比较的角度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必须坚持的方向。虽然市场经济能较好地将个人目标的实现与社会目标的实现结合在一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只需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无需关注其他目标，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更要强化其社会责任感，为促进科学发展及社会和谐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当前的宏观调控与科学改革
中国社科院刘国光教授认为，2008年我国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同时存在需高度重视的通货膨胀压力。2008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防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防物价由结构性上涨变为明显的通胀”。从我国资源环境承受程度和基层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方面来说，要改变从紧、偏紧的宏观政策现在不是时候，“保增长、还是保物价”只是一个无谓之争。无论是物价上涨率或是经济增长率，调整到正常的健康水平，才是宏观调控的终极目标。今后两三年宏观调控的目标，在经济增长上，由目前过快的实际增长率逐步调整到潜在增长率水平即9％以内比较合适；在物价上涨上，把现在明显的通胀率回归到稳定物价的正常波动区间，即调整到正三负二之间的区间。为此，在宏观政策上要坚持中央既定的宏观调控政策。第一，从紧货币政策不能动摇，不容改变。目前看来，在从紧的货币政策执行中，数量型工具的运用比较多，如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于减缓流动性过剩，控制信贷规模，起了一定作用，而价格型工具如利率，运用得相对较弱。通货膨胀过高引发的负利率使居民存款贬值转移到强势集团手里，利率手段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中应受到适当的重视。第二，财政政策要稳中偏紧，不能因为财政增收超收过大就大手大脚，这样会对总需求推波助澜。当然同时也要注意到，经济下调以后，会不会滑入衰退周期?稳健的财政政策要坚持有保有压、偏宽偏紧的选择，以防止衰退或者减轻衰退的损失。
北京大学吴树青教授系统阐释了我国30年来发展观的与时俱进，从20世纪50年代的“多快好省”为起点的发展思路，到改革开放初期把“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建设的方针；从党的十二大“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到十三大把“经济效益”提到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出“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到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由“发展才是硬道理”而首次提出“又快又好”的发展，其后对“好”不断充实内容直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明确“又好又快”的发展理念。“好”字被提到了“快”字之前，鲜明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创新，反映了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升华。但这并不意味着速度问题对我们已经无足轻重。为了实现持续稳定的“快”，从根本上必须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解决需求结构上消费、投资、出口关系不协调，着力解决产业结构上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协调的问题，着力解决经济增长途径上的要素依赖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林岗教授指出，以前我们的改革是采取了先易后难的方式，改革开放进入发展的新阶段，就要对改革以来先易后难的思想进行进一步解放，对难题进行改革突破。另外，还要解放改革以来一定时期形成的思维定势，解决改革中形成的利益集团维护既定利益而对改革造成障碍的问题。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改革推向深入，把关系经济长期发展的民生问题放在中心位置，着力解决好收入差距等问题。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长期得不到很好解决，就可能引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过剩的产能就要到国际找市场，从而形成过于依赖外需的问题，这与我们的内需不足有很大关系。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段应碧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农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主要表现为：一是农产品国际贸易出现新情况，大量土地密集型农产品都依赖进口，对农民增收影响很大；二是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青壮年外出打工，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有可能出现农业边缘化问题；三是农产品供给发生新变化。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农产品供大于求，转化为现在很多农产品供给开始趋紧。为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通过发展现代农业，提高效益，增强农业竞争力。但是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存在两个难题，一是经营规模太小，二是不容易和市场对接。因此，我国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就需要在政策上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支持和发展中介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
农业部农研中心宋洪远指出，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形成了城乡分割的格局，这主要体现在产业体系、要素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的城乡差别上。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使城乡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产业体系突破了农业独立发展的政策，工农关系改善；二是要素配置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逐步打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三是国民收入分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促进了工业与农业，城乡协调发展。我国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就需要体制创新，推进包括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劳动者权益保护、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完善义务教育体制、完善农村卫生医疗体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村民自治制度等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
中国社科院张宇燕认为，斯密定理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奥尔森条件――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以及对契约的尊重，则保证了分工和专业化。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开放是外部市场扩大，改革是内部市场的扩大。改革实际上就是改善奥尔森条件，通过改革产权等扩大市场规模，主要表现在：第一，进入市场交换的人越来越多；第二，可交易的对象不断增加；第三，整个市场的货币化程度越来越高；第四，进入市场的人的创造力被激发出来。从四个角度来看中国就是走了对内对外同时扩大市场规模的道路，该理论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
三、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未来走势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马晓河研究员系统提出了30年来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三项改革开放成果：一是实行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制，有效解决了穷人和人民的温饱问题；二是恢复高考制度，培育了人力资本，解决了几百万精英公平上升的途径；三是对外开放，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借助外部资源促使中国迅速崛起。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主要可以归结为制度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是采取了从下到上，从易到难的渐进式路线；二是采取了先生产后流通，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顺序；三是采取了先东部沿海，后沿江，然后再到中西部地区的改革顺序；四是改革开放进程上采取了先试点，然后循序渐进的方式；五是在利益结构上采取了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当前改革中容易改革的地方越来越少，改革中形成的强大利益团体加大了改革的难度，未来的改革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选择新的路径，应该采取从上到下，以难带易，内外联动，重点突破的路线；二是要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三是要尽快改革财税体制；四是要尽快构建教育、医疗、养老、救济、就业等制度，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五是作为崛起的大国需要合理的权力结构。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陈东琪研究员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宏观经济体制发生了四大变化：一是从政府统揽一切到政府和市场逐步分工转变；二是从计划向规划转变，更多地强调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三是从综合平衡向宏观调控的转变；四是从封闭向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模式转变。但改革还不到位，如政府职能转变缓慢，经常有错位、越位和缺位的现象，宏观调控体系尚需进一步健全，中央和地方在调控职能分工上需要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还不健全等。为此，今后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特别是那些宏观调控对政府要求的职能；需要进一步理顺、健全宏观调控体系；需要通过加快改革，技术创新，促进宏观调控参数的市场化；需要加强对开放体系参数的宏观调控。
国家国资委贾小梁认为，根据改革阶段性的主导思路可以把30年国有企业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阶段改革的主导思路是利益调整。第二个阶段从1993年开始到“十六大”，国企改革主要是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的制度创新。第三阶段从“十六大”开始到现在，主要是把管资产和管人与管事相结合，涉及到了人事制度改革。改革的发展阶段突出了表明了改革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全过程，也证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是渐进式的，推动的重要措施从单兵推进到整体推进。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深化改革，一是在指导思想上要着眼于搞好国有经济而不是搞好每个国有企业，搞好国有经济要放到搞好国民经济的高度来思考，不能仅仅局限于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二是目前国有企业采取的职工持股和经营者持股已经严重背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初衷，职工持股的企业往往产生小团体利益，妨碍了企业的持续发展；三是国有企业今后改革能否取得成功还要取决于决策的科学性。
南开大学佟家栋教授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很快，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我国贸易顺差的态势一直在持续，外汇储备持续增长，但也带来了失衡的挑战：一是顺差带来了以中国为焦点的国际经济不平衡问题的讨论；二是国际收支顺差攀升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三是大量顺差意味着大量实际资源的输出和高额外汇储备带来银行占款增加，银行系统外汇占款成本增加；四是顺差对通货膨胀造成压力；五是顺差导致了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到抵消性影响。为减少顺差，我国采取了包括贸易政策调整、促进进口、汇率政策和产业政策调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然而总体上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顺差仍然继续扩大。这主要是因为减少加工业出口实际上也限制了进口，降低出口退税率表面上压低了利润空间但是如果企业能够消化，效果就有限。同时地方政府采取了各种优惠政策，暗里鼓励企业出口，另外我国比较优势短期内不可能发生变化。为此，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贸易政策，制定战略性贸易政策非常重要。
中国社科院李向阳研究员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实际就是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但对全球化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全面认识，否则就掉入陷阱。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从游离于国际经济体系之外到全球经济体系的接受者的过程，一方面通过参与接受规则，从贸易投资中获得收益，另一方面通过接受规则用开放促改革对中国带来了制度收益。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规则对我们的约束也越来越大，影响了我们在国际分工地位中的改变，要做出改变就需要中国参与和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中国要成为规则制定者，就要改变出口导向型模式和格局。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