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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以来，粮食安全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安全所涉及的重要课题。粮食安全保障立法政策研究，可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重要理论支撑。2019年5月30日，“粮食安全保障法涉及重大政策研究”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623会议室成功举行，我院孙咏梅老师主持了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中国粮食研究培训中心副主任陈玉中、中国人民大学农发院教授孔祥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保民、河南工业大学教授穆中杰、中国粮食研究培训中心研究处处长胡文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殷少平、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程世勇、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张俊岩、中国人民大学农发院副教授毛学峰、中国粮食研究培训中心助理研究员李慧强、周竹君、贾小玲等粮食问题研究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研讨。

（图为研讨会现场）

陈玉中副主任表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要加快推进粮食安全保障立法进程，而粮食安全保障法作为全国人大的第一类立法，相关研究非常重要。粮食安全保障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如今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甚至可能重构。要靠立法而不是政策来指导市场和企业、保障粮食安全。要扛住粮食安全保障的重任，确保重要农产品的供给，将其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要抓牢三条链子，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确保供应链。目前粮食安全形势虽然较早些年大有改观，但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结构上都还存在着隐忧。不变的是种植粮食的比较收益总体较低，变的是种植业在农民占比中发生了变化。粮食安全保障法涉及重大政策研究，要为下一步的粮食生产、收储、质量监管等方面提供理论支撑，并转化成法律来规范和约束，通过法制化和市场化的办法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关专家指出，粮食安全是我国农业和农村政策不变的主线，粮食安全事关国家战略发展。在粮食安全保障立法的研究中需要考虑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粮食安全的内涵，继续坚持全面自给的安全观不仅难以实现，而且会严重阻碍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粮食安全应主要指主粮安全，且要从数量层面扩展到质量层面，最后还应包含区域专业化和农业服务的规模化，以减少农产品市场的同步震荡；二是在追求农业现代化时，不应再简单追求农业产值与就业占比的下降，而要同时追求单位土地的报酬上升，追求农业的工业化即追求农业生产要素组合的变化，进而提高农业的竞争力，还可以考虑提升土地质量；三是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解决大田作物规模和生产率不可兼得的难题；四是国际环境的变化，考虑粮食国际贸易的布局问题；五是立法的重要性本身，过去靠政策来强调粮食安全的做法受地方主管部门意愿的影响太大，今后应以立法工作来保证粮食安全。

有关专家指出，96年的时候提出粮食净进口量不超过总消费量的5%，但现在已经远远超出这个目标。目前中美贸易战的走向很难判断，但总体来说紧张态势不会逆转。光靠动员大家节约粮食不解决问题，因为有些原因根植于中国的饮食习惯和国情，解决方法还是要扩大供给的来源。除此以外，厂家出于求稳的考虑故意标短保质期、农产品在原产地因天气原因和生产方式改变而损耗等，都会影响粮食的供给。

有关专家从技术角度对粮食安全提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不仅农作物本身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且土地污染和水污染都比较严重，尤其是水污染，检测和防治都非常困难，这更降低了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王教授认为，如果要坚持现有政策，那么规模经营是出路，因为规模经营动用无人机等设备播洒农药，方式科学，农药残留度会低很多，但目前集约化成本太高。王教授还表示，中国的快检技术与美国差距并不大，但主要问题在于国内需求不稳定，没有稳定的销量保障快检产品企业的存活。

（图为与会嘉宾发言）

有关专家指出，立法是生产关系层面的事，应着眼于长远。要明确农业和粮食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立法和政策的目的，更要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以提高粮价为例，虽然政策本身出发点是保证农民的收入，但实际上会推高食品价格、提高工资、抬高工业化成本，进而导致农民滞留在农业部门内部。目前中国农业的顶梁柱是大农，过去几年农业规模化趋势明显，农业立法面向的主体已经改变。因此要进行以下调整，一是农业现代化的出路在规模化，立法应注重家庭农场，且在继续保障供给时要注重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二是立法应通过规定政府行为的边界来保证质量，通过发挥市场作用实现农产品的优质优价。

有关专家则从农业保险的角度出发，认为粮食安全保障法需要考虑两方面：一是法律之间的协调问题；二是立法之后的其他工作。农业保险主要的作用是风险管理，目前生产方面的保险已经比较发达，而收购环节的保险目前已经有了蔬菜价格保险，而针对农作物在因自然灾害受损后查勘理赔较为困难的情况，目前推出了农业气象指数保险。此外中央文件也提到了保险加期货，期货可以给保险提供定价指导和价格发现的功能，保险可以用期货规避风险。我国目前保费收入规模很大，但主要靠补贴，因此骗保骗补贴现象严重。保险立法只是一个阶段，接下来工作还有很多，比如生产风险、收购，甚至还有产业链的融资，今后要注重风险在哪以及有哪些合适的风险管理方式。

有关专家指出，日本和英国对谷物问题向来非常警觉，立场坚定强硬，而中国在实际操作中有点机会主义的倾向；粮食安全现在看上去没啥问题，收成年年增加，法律法规似乎也比较完备，但不能忘记历史上曾出过重大偏差，而现在出现了高产出、高进口以及由高库存带来的高额投入的新情况，这些都是需要保持警惕和亟待解决的。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就是我们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把农业化置于工业化之下，牺牲农业化来满足工业化。办法一是平衡工农业，保障粮食供给，保证农民权益；二是学习日本，摒弃相机抉择的政策。从机制上讲，要凝聚农业规模化的共识，因为我国人均亩数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要靠适度规模化提高生产效率。此外要平衡内外贸易，调动外部资源与我们内部资源相结合，解决我们粮食安全问题。上述问题都需要靠制度来解决，做到“藏粮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