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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中国对外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节点，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为进一步完善开放结构布局和体制机制、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2018年11月1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对外开放四十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召开。会议特别邀请了韩国总理室下属的韩国对外经济研究院李汉娜研究员等学者出席，共同放宽历史视野，从国内外多维视角探讨新时代对外开放的立足点、关键点、着力点和创新点。
本次会议聚焦自由贸易体系下的对外开放，在逆全球化横行、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首届进博会顺利召开的大背景下，我国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上合组织等新的国际机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当前中国发展所面对的挑战与变革，从根本上只能通过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才能应对，本次会议的召开可谓正当其时。
本次研讨会以自贸区、自贸港、”一带一路“为切入点研讨中国对外开放历经之路、发展之态和未来之势。众位学者济济一堂，对四十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创新经验以及在现有国际国内形势下新一轮开放的内涵与方向进行了深入研判，与会专家从近年来主持多项“一带一路“研究和规划所积累的经验出发，提出了诸多具有前瞻性的深刻观点，并就此进行了热烈的交流碰撞。
从“乘客”到“驾驶员” 中国的新角色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德步教授表示，对外开放四十年，是中国与世界互相影响的四十年，我们的发展，享受了世界经济特别是劳动密集产业发展的红利，也为全球贸易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历史意义上看，中国为全球经济新格局的构建贡献了力量，中国走过的发展之路，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照和借鉴。
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从国际社会的参与者、受益者，逐渐变成全球增长动能的贡献者、全球公共产品的服务者、全球治理的引领者。在刚刚召开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的讲话，所展现的是中国对外开放为世界创造的机遇，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市场、投资和就业扩大的红利。从“搭他人的便车”到“让他人搭便车”，从抓住机遇到创造机遇，中国正在全球经济列车上实现从乘客到驾驶员的转变。近期国家提出的包括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举办进博会、推动RCEP等重大对外开放战略，都关系到中国持续对外开放的能力问题。高德步教授进一步指出四十年的经验说明，采取积极稳妥的对外开放战略，是增强国家实力的关键，近现代400多年世界发展的经验表明全球化、自由贸易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的必然选择。
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以及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的新形势，长期以来支持自由贸易国际秩序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逐步筑高贸易和投资壁垒。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王孝松教授则指出，当前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出现了全面的转变，出现多方面遏制中国的局面，其国内也日益频繁地出现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现象，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对于站在对外开放新起点的中国来说，未来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无疑将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和更多的困难，逆全球化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应抓住机遇，积极参与构建国际贸易体系的“中国规则”。
从“物品”到“人员” 开放的新内涵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科研部主任李海龙博士围绕近年“一带一路”与对外开放研究规划的实践深入分析后认为，中国对外开放实质是大国崛起中战略思路的转型，这种转型打破了传统开放观理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突出互利共赢的新开放观，这是一种着眼于提高效益、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的开放观。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区，包括近期被提升到更为重要高度的打造自由贸易港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基建支持、产能合作，经贸往来等，已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构建了基础平台，在“物”质基础和“物”品贸易上，已经具备了向更高水平迈进的条件。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分享中国发展红利，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让这些国家更积极的开放本国的市场，更顺畅地参与中国的产业分工、国际经贸和金融投资体系，同时也更加主动地融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标准”和“中国方案”。
李海龙博士进一步强调，要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动力是文化的融合互通，最核心的要素是“人”，自贸港的实质和未来发展的方向，就是构建“人”的自贸港，通过人才、思想、创意的自由流动，实现更高层面的开放，这也将是对外开放最重要的新内涵。 “人”才是未来区域和城市发展以及形成竞争力的关键战略性资源。无论是科技人才，还是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企业家，或是学习交流的青年学生，来往畅通的环境才能增强对他们的吸引，因此必须建立起适应开放双方的对话体系和交流方式，把自身的经验、思路、模式转化为适合对方的发展举措，才能在开放中实现共赢。这就于我们也提出了相应的创新要求，需要自由贸易港在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条件进行更为开放的制度安排，双向共建人文交流载体，推进中国价值观和影响力的落地，并在这个过程中，塑造全球可持续合作的中国典范。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赵勇副教授也表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将是中国下一阶段对外开放的核心载体。这两者的特色都是“自由”，而且是包括制度安排、人员流动等在内的更高等级的自由，这些区域将具有更大改革自主权，能够进一步激发地区的主动性和活力，推动对外开放进程。从国际上看，自由贸易港通常被视为开放程度最高的自贸区，往往是港口等交通物流中心，目前在世界集装箱港口里中转量排名前列的新加坡港和中国香港，均实施自由贸易港政策。因此下一阶段，我们可以对标香港、新加坡等与中国有共同或相似文化背景，经历过相近发展阶段的城市，学习他们在自贸港建设中实现发展的有益实践，借鉴东京、纽约等依靠开放的区域联合体引领变革的经验，通过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的自由化，在开放双方之间构建新的协同机制、交流方式，合作模式，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自贸港”，形成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的“中国标准”。
从“远亲”到“近邻” 东北亚的新机遇
韩国对外经济研究院李汉娜研究员等人认为，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时弱化了韩国甚至东北亚的合作关系，着重中东、非洲等地，近年来明显得以改善，更加均衡。对此韩国总统文在寅也积极回应，在2018年4月提出了将朝韩经济与中国和俄罗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一体化方案，即“朝鲜半岛新经济构想”，这是韩国积极参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强烈举措，近年来韩国学界积极关注中国发展的成就，随着半岛局势改善和中日关系的回暖，韩国学界一直积极倡导政府参与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共同打造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形成独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夏晓华指出，东北亚地区地缘相接、利益攸关、命运相连，无论是地缘还是现实的经贸合作，东北亚地区都具备团结合作的现实基础，由于历史原因和某些域外大国的干扰，东北亚自贸区的推进较为缓慢。中国应该将东北亚自贸区作为构建全球开放体系中的优先地位，不能只考虑“远亲”而不兼顾“近邻”，需要在区域中发挥主动主导作用，在朝核关系趋于缓和、中日关系改善的契机下，增强互信，推动东北亚自贸区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与会学者详尽梳理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探讨打造升级版的对外开放体系，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张凯研究员表示，改革与开放相伴相生，未来升级版的对外开放必须以深化改革为前提，注重多方面的协同开放和协同创新，注重物质方面的创新，也要突出制度、文化、精神的创新，提高文明度，提高中国的吸引力，只有“既搭别人便车，也让别人搭我们便车”，才能成功打造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