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５年，我国经济增长６．９％，增速比２０１４年回落０．４个百分点，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就业、居民收入和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在世界经济深刻调整和国内经济艰难转型的背景下，能够取得这样的增长成绩殊为不易。本轮经济增速回落已持续五年，与以往的经济波动由周期性因素主导不同，这轮经济下行是结构性因素主导的结果，也标志着增长阶段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随着高速增长阶段各主要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被打破，经济运行中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特征有所凸显，但我国经济结构发生积极变化，发展动力转换加快推进，具备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迈进的诸多有利条件，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过度悲观或者唱空中国经济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经济增速回落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增速变化，与日本、韩国等已经完成阶段性转换的东亚经济体表现较为一致。２０１５年，按现价计算，我国人均ＧＤＰ略高于７９００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折合１１０００国际元，大体上对应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基本结束时的人均ＧＤＰ。回溯整个“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长７．８％，与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前五年的增速大体相当。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在１９７４年结束，之前五年即１９６９—１９７３年期间，ＧＤＰ年均增长６．５％。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上在１９９８年结束，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其ＧＤＰ年均增长７．４％。可见，我国经济增速回落是一个相对缓和的过程，没有明显失速。

　　在增速回落的同时，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和积极的变化。当前，我国经济更加依赖内需、更加依赖服务、更加依赖消费驱动。２０１５年消费增速自１９９９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增速，而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提高到６０％左右。城镇化率和服务业比重均超过５０％，未来还会进一步上升，将对改善就业和收入分配产生积极影响；我国还建成了大规模、高水平、成体系的基础设施，比如高铁运营里程接近２万公里，相当于全世界运营里程的６０％。城乡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较２０００年增加１０平方米以上，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而且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出口产品中高端消费品和投资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明显提高，国际市场份额保持稳定增长；分区域看，３１个省份当中，有１０个省份人均ＧＤＰ超过１万美元，这些省份常住人口数量总和超过５亿人。上述变化表明，我国在增长阶段转换中并没有放缓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正在向更高水平迈进。

　　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破７％”，有可能强化经济下滑的预期，甚至出现失速。事实上，７％并不是中国经济的分水岭，增速高一点低一点不是主要问题，关键要看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２０１５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１３１２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５％左右，居民收入实际增长７．４％，高于ＧＤＰ增速０．５个百分点，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应该看到，我国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当前的增速并没有明显偏离多数机构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测算。而且，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每个百分点对应的增量明显高于以往，２０１５年１个百分点的增量，已相当于５年前的１．５个百分点，１０年前的２．６个百分点。

　　评估中国经济要看到已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结构变化和动态调整的速度比较快，过去高速增长时期各变量的稳定关系被打破，一些在经济稳态时常用来判断跟踪经济增速的指标和方法有效性减弱。仅仅根据工业增加值、能源消费、货物运输量、工业产品产量，或者一些根据实物量编制的综合指数来推断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忽略了已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和新兴部门快速成长的积极影响，由此得出中国经济增速虚高的论断会有失偏颇。

　　过去，我国经济增速与工业密切相关，工业增加值与ＧＤＰ的相关度较高，用工业产值或重要工业产品实物量都能较好地测算ＧＤＰ增速。但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特别是随着钢铁、水泥、发电量等重要工业产品产量多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能源消费总量和ＧＤＰ变化之间的关系也不再稳定。比如，发达国家历史上有一个能源消费的“倒Ｕ型”规律，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单位ＧＤＰ能耗会明显上升，随后则会下降。在倒Ｕ曲线左侧时用能源消费检验ＧＤＰ增速会比较有效，而处于倒Ｕ曲线的顶部或右侧时，仍沿用过去的历史关系来检验则会失效。因此，简单根据工业增速或者能源消费变化推算ＧＤＰ增速的做法需要随着增长阶段变化而调整。

　　与此同时，服务业内部增长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与大宗商品运输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缓慢，比如铁路货运，但客运尤其是航空客运保持较快增长，２０１５年旅客周转量增长接近１５％。信息服务、金融、商务咨询、健康和娱乐等现代或新兴服务行业增长也比较迅速，而且这些行业对固定资产、能源原材料投入的要求都不高，属于轻资产行业。如果再简单套用分析工业生产的方法，基于实物量估计增加值，无疑会低估服务业增长对ＧＤＰ的贡献。目前部分研究对中国数据的质疑，正是忽视了中国经济已经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稳定的动力源

　　２０１５年中国经济增长６．９％，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位于前列，而且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基数大，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继续位居第一。根据ＩＭＦ公布的数据，按照可比价格计算，２０１５年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２９．８％。过去五年，都保持在２０％－３０％之间，是全球增长最重要的引擎。

　　国际上有人提出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事实上，中国２０１５年原油进口净增加２７１２万吨，谷物进口净增加１３１９万吨，大豆进口净增加１０３４万吨。２０１５年前１１个月，美国、欧盟２７国、日本加上中国一共进口商品９．１５万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占比接近１７％，与前五年的比重基本相当。中国进口占全球进口贸易比重并没有下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也明显惠及其他经济体。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不断加深，中国国内的结构改革和政策调整客观上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溢出效应。在实体经济层面，如上面所述，无论是增长还是贸易，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在金融层面，由于中国目前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不够，相对于广泛的贸易联系，我国和世界的金融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不少国际金融机构都认为，国外金融机构持有的境内人民币资产规模有限，中国金融市场波动可能带来的直接影响较小。全球资本市场对中国调整的反应，更大程度还是通过预期渠道来实现，而且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难免显现出过度悲观的情绪。

　　我国经济转型的阵痛是“成长中的烦恼”

　　经济转型必然会经历阵痛，成功的转型并不会自动发生，过程也非一帆风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当前正处在新旧增长动力接续转换的关键时期，房地产、钢铁、水泥等重点产品需求出现历史性转折之后，高速增长阶段供求大体上平衡的局面被打破，供给侧并没有作出足够及时的响应和调整，适宜新增长阶段的供求平衡尚未建立。部分领域尤其是重化工业部门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且短期内退出难度较大，大量被束缚或低效利用的要素资源难以向更高效率领域转移；新兴部门蓬勃成长，但量级上还不足以对冲传统部门的收缩，经济增速尚未企稳。如果反映各种要素真实价值的价格信号长期失真，市场配置要素的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经济供需结构就难以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新的平衡。

　　从经历过增长阶段转换期的经济体情况看，并非只有中国面临上述挑战。日本从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开始，也面临传统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产能过剩现象逐步凸显、产业政策效力下降、经济增长动力弱化的挑战。到１９７３年，同时还面临通货膨胀、日元升值、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也面临企业债务高企、贸易逆差规模较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显放缓的挑战。实际上，一个动态增长的经济体，结构上不平衡、不协调往往是常态。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宏观政策变化、市场空间的拓展、技术进步、制度变更等因素都可能造成已有经济结构的失衡。这种不平衡在经历过高速增长阶段的东亚经济体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短短几年内要逐步释放，如果再叠加外部的冲击，肯定会面临比较显著的经济增速和结构方面的调整。

　　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越早认识到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越早采取有力度的结构性改革措施，越能够比较好的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和有利的外部环境，经济转型就越平稳。近年来，我国对经济转型的认识不断加深，并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在保持总需求适度增长的同时，积极主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都是我国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推动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重要前提。

　　我国有条件实现中高速增长

　　从增长阶段转换的国际经验看，当一个经济体人均ＧＤＰ超过１１０００国际元之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将大大降低，即使增长减速，也基本是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之后的规律使然。２０１５年，我国人均ＧＤＰ已经达到１１０００国际元，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经济的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有利条件。

　　一是传统需求空间还有潜力，新的需求不断涌现。我国民生、环保、水利、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传统需求还有很大空间，新的需求增长点正在加快成长。随着交通、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的不断改善，各类社会公共服务覆盖范围的扩大，将促进信息、人才、商品、资本的集聚和优化再配置，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工正在发生新一轮的深刻变化；消费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旅游、健康、养老、休闲、文化等新消费热点不断涌现，传统消费呈现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的趋势。

　　二是人力资本继续提升，中高级要素不断聚集。尽管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开始下降，人口数量红利效应明显减弱，但我国人口素质不断提升，每年毕业大学生约７００万，城市２５－３４岁年龄段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３４％，接近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些高素质的人口，将为创新驱动注入新活力，为提升生产率提供新支撑。通过创新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改善部门内和部门间要素配置，全要素生产率仍能保持平稳增长，并为有效的资本积累打开空间。

　　三是改革激发创新热情，市场经济活力增强。这一轮创新创业活动，与互联网的融合更为紧密，需求导向、市场主导、大众参与、开放协同的特征更为突出。创新活动与“互联网＋”战略实施相互结合，推动了技术、人才和资金等中高级生产要素的优化和聚集，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互联网企业。全球前十大互联网公司中，中国企业占有四席。传统企业“触网”，进一步深化了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传统模式不断被颠覆，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或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降低创业成本，完善中小微企业服务体系，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创业和投资的热情。２０１５年，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１４７９．８万户，比上年增长１４．５％，其中第三产业新登记市场主体增长约２５％。

　　四是宏观管理框架改善，防范风险能力提升。我国逐步确立了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了宏观金融审慎管理体系，风险防范能力有所提升。首先，财政和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家庭资产负债表状况较为稳健，通胀水平较低。其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灵活。２０１５年我国实施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新机制，虽然一度引发市场动荡，但汇率波动性提升有助于隔离外部风险和冲击，增加货币政策自主性。第三，由于注意审慎监管，国内金融机构经营相对稳健，在宏观层面没有系统性失衡。截至２０１５年９月，我国全口径外债规模接近１．５３万亿美元，其中以外币计价的债务８０４２亿美元，占外汇储备资产的比重不到２５％；短期债务占外汇储备资产的比重也不到３２％。资产负债表并没有明显币种和期限错配。第四，我国成功应对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和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积累了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和其他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的有益经验。

　　总之，我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超过１３亿、经济规模近１１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都前所未有。我们既要有效应对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更要紧紧抓住由此带来的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机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调整转型必然会与世界经济形成互动和关联效应，其他经济体也需要调整适应并共同应对，携手重塑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２０１５年，我国经济增长６．９％，增速比２０１４年回落０．４个百分点，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就业、居民收入和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在世界经济深刻调整和国内经济艰难转型的背景下，能够取得这样的增长成绩殊为不易。本轮经济增速回落已持续五年，与以往的经济波动由周期性因素主导不同，这轮经济下行是结构性因素主导的结果，也标志着增长阶段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随着高速增长阶段各主要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被打破，经济运行中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特征有所凸显，但我国经济结构发生积极变化，发展动力转换加快推进，具备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迈进的诸多有利条件，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过度悲观或者唱空中国经济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经济增速回落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增速变化，与日本、韩国等已经完成阶段性转换的东亚经济体表现较为一致。２０１５年，按现价计算，我国人均ＧＤＰ略高于７９００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折合１１０００国际元，大体上对应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基本结束时的人均ＧＤＰ。回溯整个“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长７．８％，与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前五年的增速大体相当。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在１９７４年结束，之前五年即１９６９—１９７３年期间，ＧＤＰ年均增长６．５％。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上在１９９８年结束，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其ＧＤＰ年均增长７．４％。可见，我国经济增速回落是一个相对缓和的过程，没有明显失速。

　　在增速回落的同时，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和积极的变化。当前，我国经济更加依赖内需、更加依赖服务、更加依赖消费驱动。２０１５年消费增速自１９９９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增速，而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提高到６０％左右。城镇化率和服务业比重均超过５０％，未来还会进一步上升，将对改善就业和收入分配产生积极影响；我国还建成了大规模、高水平、成体系的基础设施，比如高铁运营里程接近２万公里，相当于全世界运营里程的６０％。城乡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较２０００年增加１０平方米以上，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而且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出口产品中高端消费品和投资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明显提高，国际市场份额保持稳定增长；分区域看，３１个省份当中，有１０个省份人均ＧＤＰ超过１万美元，这些省份常住人口数量总和超过５亿人。上述变化表明，我国在增长阶段转换中并没有放缓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正在向更高水平迈进。

　　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破７％”，有可能强化经济下滑的预期，甚至出现失速。事实上，７％并不是中国经济的分水岭，增速高一点低一点不是主要问题，关键要看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２０１５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１３１２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５％左右，居民收入实际增长７．４％，高于ＧＤＰ增速０．５个百分点，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应该看到，我国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当前的增速并没有明显偏离多数机构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测算。而且，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每个百分点对应的增量明显高于以往，２０１５年１个百分点的增量，已相当于５年前的１．５个百分点，１０年前的２．６个百分点。

　　评估中国经济要看到已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结构变化和动态调整的速度比较快，过去高速增长时期各变量的稳定关系被打破，一些在经济稳态时常用来判断跟踪经济增速的指标和方法有效性减弱。仅仅根据工业增加值、能源消费、货物运输量、工业产品产量，或者一些根据实物量编制的综合指数来推断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忽略了已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和新兴部门快速成长的积极影响，由此得出中国经济增速虚高的论断会有失偏颇。

　　过去，我国经济增速与工业密切相关，工业增加值与ＧＤＰ的相关度较高，用工业产值或重要工业产品实物量都能较好地测算ＧＤＰ增速。但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特别是随着钢铁、水泥、发电量等重要工业产品产量多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能源消费总量和ＧＤＰ变化之间的关系也不再稳定。比如，发达国家历史上有一个能源消费的“倒Ｕ型”规律，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单位ＧＤＰ能耗会明显上升，随后则会下降。在倒Ｕ曲线左侧时用能源消费检验ＧＤＰ增速会比较有效，而处于倒Ｕ曲线的顶部或右侧时，仍沿用过去的历史关系来检验则会失效。因此，简单根据工业增速或者能源消费变化推算ＧＤＰ增速的做法需要随着增长阶段变化而调整。

　　与此同时，服务业内部增长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与大宗商品运输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缓慢，比如铁路货运，但客运尤其是航空客运保持较快增长，２０１５年旅客周转量增长接近１５％。信息服务、金融、商务咨询、健康和娱乐等现代或新兴服务行业增长也比较迅速，而且这些行业对固定资产、能源原材料投入的要求都不高，属于轻资产行业。如果再简单套用分析工业生产的方法，基于实物量估计增加值，无疑会低估服务业增长对ＧＤＰ的贡献。目前部分研究对中国数据的质疑，正是忽视了中国经济已经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稳定的动力源

　　２０１５年中国经济增长６．９％，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位于前列，而且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基数大，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继续位居第一。根据ＩＭＦ公布的数据，按照可比价格计算，２０１５年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２９．８％。过去五年，都保持在２０％－３０％之间，是全球增长最重要的引擎。

　　国际上有人提出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事实上，中国２０１５年原油进口净增加２７１２万吨，谷物进口净增加１３１９万吨，大豆进口净增加１０３４万吨。２０１５年前１１个月，美国、欧盟２７国、日本加上中国一共进口商品９．１５万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占比接近１７％，与前五年的比重基本相当。中国进口占全球进口贸易比重并没有下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也明显惠及其他经济体。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不断加深，中国国内的结构改革和政策调整客观上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溢出效应。在实体经济层面，如上面所述，无论是增长还是贸易，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在金融层面，由于中国目前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不够，相对于广泛的贸易联系，我国和世界的金融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不少国际金融机构都认为，国外金融机构持有的境内人民币资产规模有限，中国金融市场波动可能带来的直接影响较小。全球资本市场对中国调整的反应，更大程度还是通过预期渠道来实现，而且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难免显现出过度悲观的情绪。

　　我国经济转型的阵痛是“成长中的烦恼”

　　经济转型必然会经历阵痛，成功的转型并不会自动发生，过程也非一帆风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当前正处在新旧增长动力接续转换的关键时期，房地产、钢铁、水泥等重点产品需求出现历史性转折之后，高速增长阶段供求大体上平衡的局面被打破，供给侧并没有作出足够及时的响应和调整，适宜新增长阶段的供求平衡尚未建立。部分领域尤其是重化工业部门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且短期内退出难度较大，大量被束缚或低效利用的要素资源难以向更高效率领域转移；新兴部门蓬勃成长，但量级上还不足以对冲传统部门的收缩，经济增速尚未企稳。如果反映各种要素真实价值的价格信号长期失真，市场配置要素的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经济供需结构就难以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新的平衡。

　　从经历过增长阶段转换期的经济体情况看，并非只有中国面临上述挑战。日本从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开始，也面临传统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产能过剩现象逐步凸显、产业政策效力下降、经济增长动力弱化的挑战。到１９７３年，同时还面临通货膨胀、日元升值、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也面临企业债务高企、贸易逆差规模较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显放缓的挑战。实际上，一个动态增长的经济体，结构上不平衡、不协调往往是常态。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宏观政策变化、市场空间的拓展、技术进步、制度变更等因素都可能造成已有经济结构的失衡。这种不平衡在经历过高速增长阶段的东亚经济体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短短几年内要逐步释放，如果再叠加外部的冲击，肯定会面临比较显著的经济增速和结构方面的调整。

　　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越早认识到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越早采取有力度的结构性改革措施，越能够比较好的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和有利的外部环境，经济转型就越平稳。近年来，我国对经济转型的认识不断加深，并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在保持总需求适度增长的同时，积极主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都是我国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推动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重要前提。

　　我国有条件实现中高速增长

　　从增长阶段转换的国际经验看，当一个经济体人均ＧＤＰ超过１１０００国际元之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将大大降低，即使增长减速，也基本是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之后的规律使然。２０１５年，我国人均ＧＤＰ已经达到１１０００国际元，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经济的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有利条件。

　　一是传统需求空间还有潜力，新的需求不断涌现。我国民生、环保、水利、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传统需求还有很大空间，新的需求增长点正在加快成长。随着交通、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的不断改善，各类社会公共服务覆盖范围的扩大，将促进信息、人才、商品、资本的集聚和优化再配置，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工正在发生新一轮的深刻变化；消费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旅游、健康、养老、休闲、文化等新消费热点不断涌现，传统消费呈现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的趋势。

　　二是人力资本继续提升，中高级要素不断聚集。尽管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开始下降，人口数量红利效应明显减弱，但我国人口素质不断提升，每年毕业大学生约７００万，城市２５－３４岁年龄段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３４％，接近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些高素质的人口，将为创新驱动注入新活力，为提升生产率提供新支撑。通过创新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改善部门内和部门间要素配置，全要素生产率仍能保持平稳增长，并为有效的资本积累打开空间。

　　三是改革激发创新热情，市场经济活力增强。这一轮创新创业活动，与互联网的融合更为紧密，需求导向、市场主导、大众参与、开放协同的特征更为突出。创新活动与“互联网＋”战略实施相互结合，推动了技术、人才和资金等中高级生产要素的优化和聚集，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互联网企业。全球前十大互联网公司中，中国企业占有四席。传统企业“触网”，进一步深化了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传统模式不断被颠覆，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或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降低创业成本，完善中小微企业服务体系，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创业和投资的热情。２０１５年，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１４７９．８万户，比上年增长１４．５％，其中第三产业新登记市场主体增长约２５％。

　　四是宏观管理框架改善，防范风险能力提升。我国逐步确立了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了宏观金融审慎管理体系，风险防范能力有所提升。首先，财政和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家庭资产负债表状况较为稳健，通胀水平较低。其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灵活。２０１５年我国实施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新机制，虽然一度引发市场动荡，但汇率波动性提升有助于隔离外部风险和冲击，增加货币政策自主性。第三，由于注意审慎监管，国内金融机构经营相对稳健，在宏观层面没有系统性失衡。截至２０１５年９月，我国全口径外债规模接近１．５３万亿美元，其中以外币计价的债务８０４２亿美元，占外汇储备资产的比重不到２５％；短期债务占外汇储备资产的比重也不到３２％。资产负债表并没有明显币种和期限错配。第四，我国成功应对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和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积累了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和其他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的有益经验。

　　总之，我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超过１３亿、经济规模近１１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都前所未有。我们既要有效应对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更要紧紧抓住由此带来的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机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调整转型必然会与世界经济形成互动和关联效应，其他经济体也需要调整适应并共同应对，携手重塑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２０１５年，我国经济增长６．９％，增速比２０１４年回落０．４个百分点，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就业、居民收入和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在世界经济深刻调整和国内经济艰难转型的背景下，能够取得这样的增长成绩殊为不易。本轮经济增速回落已持续五年，与以往的经济波动由周期性因素主导不同，这轮经济下行是结构性因素主导的结果，也标志着增长阶段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随着高速增长阶段各主要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被打破，经济运行中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特征有所凸显，但我国经济结构发生积极变化，发展动力转换加快推进，具备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迈进的诸多有利条件，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过度悲观或者唱空中国经济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经济增速回落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增速变化，与日本、韩国等已经完成阶段性转换的东亚经济体表现较为一致。２０１５年，按现价计算，我国人均ＧＤＰ略高于７９００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折合１１０００国际元，大体上对应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基本结束时的人均ＧＤＰ。回溯整个“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长７．８％，与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前五年的增速大体相当。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在１９７４年结束，之前五年即１９６９—１９７３年期间，ＧＤＰ年均增长６．５％。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上在１９９８年结束，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其ＧＤＰ年均增长７．４％。可见，我国经济增速回落是一个相对缓和的过程，没有明显失速。

　　在增速回落的同时，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和积极的变化。当前，我国经济更加依赖内需、更加依赖服务、更加依赖消费驱动。２０１５年消费增速自１９９９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增速，而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提高到６０％左右。城镇化率和服务业比重均超过５０％，未来还会进一步上升，将对改善就业和收入分配产生积极影响；我国还建成了大规模、高水平、成体系的基础设施，比如高铁运营里程接近２万公里，相当于全世界运营里程的６０％。城乡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较２０００年增加１０平方米以上，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而且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出口产品中高端消费品和投资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明显提高，国际市场份额保持稳定增长；分区域看，３１个省份当中，有１０个省份人均ＧＤＰ超过１万美元，这些省份常住人口数量总和超过５亿人。上述变化表明，我国在增长阶段转换中并没有放缓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正在向更高水平迈进。

　　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破７％”，有可能强化经济下滑的预期，甚至出现失速。事实上，７％并不是中国经济的分水岭，增速高一点低一点不是主要问题，关键要看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２０１５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１３１２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５％左右，居民收入实际增长７．４％，高于ＧＤＰ增速０．５个百分点，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应该看到，我国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当前的增速并没有明显偏离多数机构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测算。而且，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每个百分点对应的增量明显高于以往，２０１５年１个百分点的增量，已相当于５年前的１．５个百分点，１０年前的２．６个百分点。

　　评估中国经济要看到已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结构变化和动态调整的速度比较快，过去高速增长时期各变量的稳定关系被打破，一些在经济稳态时常用来判断跟踪经济增速的指标和方法有效性减弱。仅仅根据工业增加值、能源消费、货物运输量、工业产品产量，或者一些根据实物量编制的综合指数来推断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忽略了已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和新兴部门快速成长的积极影响，由此得出中国经济增速虚高的论断会有失偏颇。

　　过去，我国经济增速与工业密切相关，工业增加值与ＧＤＰ的相关度较高，用工业产值或重要工业产品实物量都能较好地测算ＧＤＰ增速。但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特别是随着钢铁、水泥、发电量等重要工业产品产量多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能源消费总量和ＧＤＰ变化之间的关系也不再稳定。比如，发达国家历史上有一个能源消费的“倒Ｕ型”规律，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单位ＧＤＰ能耗会明显上升，随后则会下降。在倒Ｕ曲线左侧时用能源消费检验ＧＤＰ增速会比较有效，而处于倒Ｕ曲线的顶部或右侧时，仍沿用过去的历史关系来检验则会失效。因此，简单根据工业增速或者能源消费变化推算ＧＤＰ增速的做法需要随着增长阶段变化而调整。

　　与此同时，服务业内部增长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与大宗商品运输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缓慢，比如铁路货运，但客运尤其是航空客运保持较快增长，２０１５年旅客周转量增长接近１５％。信息服务、金融、商务咨询、健康和娱乐等现代或新兴服务行业增长也比较迅速，而且这些行业对固定资产、能源原材料投入的要求都不高，属于轻资产行业。如果再简单套用分析工业生产的方法，基于实物量估计增加值，无疑会低估服务业增长对ＧＤＰ的贡献。目前部分研究对中国数据的质疑，正是忽视了中国经济已经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稳定的动力源

　　２０１５年中国经济增长６．９％，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位于前列，而且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基数大，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继续位居第一。根据ＩＭＦ公布的数据，按照可比价格计算，２０１５年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２９．８％。过去五年，都保持在２０％－３０％之间，是全球增长最重要的引擎。

　　国际上有人提出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事实上，中国２０１５年原油进口净增加２７１２万吨，谷物进口净增加１３１９万吨，大豆进口净增加１０３４万吨。２０１５年前１１个月，美国、欧盟２７国、日本加上中国一共进口商品９．１５万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占比接近１７％，与前五年的比重基本相当。中国进口占全球进口贸易比重并没有下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也明显惠及其他经济体。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不断加深，中国国内的结构改革和政策调整客观上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溢出效应。在实体经济层面，如上面所述，无论是增长还是贸易，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在金融层面，由于中国目前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不够，相对于广泛的贸易联系，我国和世界的金融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不少国际金融机构都认为，国外金融机构持有的境内人民币资产规模有限，中国金融市场波动可能带来的直接影响较小。全球资本市场对中国调整的反应，更大程度还是通过预期渠道来实现，而且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难免显现出过度悲观的情绪。

　　我国经济转型的阵痛是“成长中的烦恼”

　　经济转型必然会经历阵痛，成功的转型并不会自动发生，过程也非一帆风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当前正处在新旧增长动力接续转换的关键时期，房地产、钢铁、水泥等重点产品需求出现历史性转折之后，高速增长阶段供求大体上平衡的局面被打破，供给侧并没有作出足够及时的响应和调整，适宜新增长阶段的供求平衡尚未建立。部分领域尤其是重化工业部门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且短期内退出难度较大，大量被束缚或低效利用的要素资源难以向更高效率领域转移；新兴部门蓬勃成长，但量级上还不足以对冲传统部门的收缩，经济增速尚未企稳。如果反映各种要素真实价值的价格信号长期失真，市场配置要素的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经济供需结构就难以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新的平衡。

　　从经历过增长阶段转换期的经济体情况看，并非只有中国面临上述挑战。日本从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开始，也面临传统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产能过剩现象逐步凸显、产业政策效力下降、经济增长动力弱化的挑战。到１９７３年，同时还面临通货膨胀、日元升值、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也面临企业债务高企、贸易逆差规模较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显放缓的挑战。实际上，一个动态增长的经济体，结构上不平衡、不协调往往是常态。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宏观政策变化、市场空间的拓展、技术进步、制度变更等因素都可能造成已有经济结构的失衡。这种不平衡在经历过高速增长阶段的东亚经济体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短短几年内要逐步释放，如果再叠加外部的冲击，肯定会面临比较显著的经济增速和结构方面的调整。

　　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越早认识到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越早采取有力度的结构性改革措施，越能够比较好的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和有利的外部环境，经济转型就越平稳。近年来，我国对经济转型的认识不断加深，并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在保持总需求适度增长的同时，积极主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都是我国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推动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重要前提。

　　我国有条件实现中高速增长

　　从增长阶段转换的国际经验看，当一个经济体人均ＧＤＰ超过１１０００国际元之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将大大降低，即使增长减速，也基本是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之后的规律使然。２０１５年，我国人均ＧＤＰ已经达到１１０００国际元，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经济的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有利条件。

　　一是传统需求空间还有潜力，新的需求不断涌现。我国民生、环保、水利、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传统需求还有很大空间，新的需求增长点正在加快成长。随着交通、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的不断改善，各类社会公共服务覆盖范围的扩大，将促进信息、人才、商品、资本的集聚和优化再配置，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工正在发生新一轮的深刻变化；消费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旅游、健康、养老、休闲、文化等新消费热点不断涌现，传统消费呈现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的趋势。

　　二是人力资本继续提升，中高级要素不断聚集。尽管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开始下降，人口数量红利效应明显减弱，但我国人口素质不断提升，每年毕业大学生约７００万，城市２５－３４岁年龄段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３４％，接近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些高素质的人口，将为创新驱动注入新活力，为提升生产率提供新支撑。通过创新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改善部门内和部门间要素配置，全要素生产率仍能保持平稳增长，并为有效的资本积累打开空间。

　　三是改革激发创新热情，市场经济活力增强。这一轮创新创业活动，与互联网的融合更为紧密，需求导向、市场主导、大众参与、开放协同的特征更为突出。创新活动与“互联网＋”战略实施相互结合，推动了技术、人才和资金等中高级生产要素的优化和聚集，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互联网企业。全球前十大互联网公司中，中国企业占有四席。传统企业“触网”，进一步深化了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传统模式不断被颠覆，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或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降低创业成本，完善中小微企业服务体系，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创业和投资的热情。２０１５年，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１４７９．８万户，比上年增长１４．５％，其中第三产业新登记市场主体增长约２５％。

　　四是宏观管理框架改善，防范风险能力提升。我国逐步确立了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了宏观金融审慎管理体系，风险防范能力有所提升。首先，财政和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家庭资产负债表状况较为稳健，通胀水平较低。其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灵活。２０１５年我国实施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新机制，虽然一度引发市场动荡，但汇率波动性提升有助于隔离外部风险和冲击，增加货币政策自主性。第三，由于注意审慎监管，国内金融机构经营相对稳健，在宏观层面没有系统性失衡。截至２０１５年９月，我国全口径外债规模接近１．５３万亿美元，其中以外币计价的债务８０４２亿美元，占外汇储备资产的比重不到２５％；短期债务占外汇储备资产的比重也不到３２％。资产负债表并没有明显币种和期限错配。第四，我国成功应对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和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积累了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和其他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的有益经验。

　　总之，我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超过１３亿、经济规模近１１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都前所未有。我们既要有效应对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更要紧紧抓住由此带来的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机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调整转型必然会与世界经济形成互动和关联效应，其他经济体也需要调整适应并共同应对，携手重塑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