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科学中引入“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概念，是道格拉斯·C·诺斯教授的新经济史学的一大特色。按照他的说法，这是“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注：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0页。下文凡引自该书者不再一一列注。）。凭借“路径依赖”，他试图解决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社会、政治、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第二，我们如何解释那些经济绩效极差的经济还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诺斯在阐述其路径依赖理论时，仍然不能忘怀马克思。他说：“马克思的故事得出的结果是乌托邦的（尽管沿着这一方式继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更加有害）。这一研究中的制度分析没有承诺提供一个愉快的结果。”所谓马克思的“故事”，是指马克思将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19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国家发展的现实而揭示出来的制度变革趋势。显然，就制度变迁道路问题对马克思与诺斯的理论进行比较，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马克思及其后继者为什么弄得诺斯不愉快，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帮助我们搞清：到底是提供了令人愉快结果的诺斯的故事，还是没有承诺提供一个愉快的结果的马克思的故事，指明了分析社会制度变迁的正确方法。

　　一、诺斯的故事

　　关于路径依赖方法

　　按照较早用路径依赖方法来研究技术变迁的经济学家保尔·大卫的说法，某一过程的路径依赖后果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的随机非线性动态系统，“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如果它们在结构上未受扰乱，就不能摆脱过去事件的影响，而且它们没有一个在整个状态空间上连续的、有限制的不变概率分布。换句话说，它们被吸入若干可能的‘吸引子’(at-tractors)中的哪一个的领域之中，……，从特征上说，取决于某些在这个过程的历史的较早时刻占优势的偶发和瞬时状态(aleatory and t-ransient condition)的持续影响。”（注：P.David,Why Are Instit-ution the"Carriers of History":Path Dependency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ventions,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Vol.5,No.2,1994.）也就是说，具有正反馈机制的非线性动态系统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就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径也很难发生改变，即形成一种“不可逆的自我强化趋向”。（注：U.W-itt,Evolution Economic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3,p.xxi.）在经济领域内，报酬递增就是一种正反馈机制。W.巴兰·阿瑟（注：W.B.Arthur,"Competing Technologies,Increasing Returns,and Lock-in by History Events."The Economic Journal,99(March,1989).）、保尔·大卫等人运用路径依赖的分析方法，首先对技术变迁问题进行了分析，后来这种方法又被某些学者用来解释某些产业组织的演化过程。他们认为，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在可替代的技术和组织方案中，具有现实或潜在优势的技术和方案可能落选，较差的技术和方案可能被选中，而因为存在由沉没成本、学习效应、网络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等造成的收益递增，技术和组织演进轨迹往往陷于难以摆脱的“闭锁”(lockin)状态。

　　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对路径依赖方法在经济上的运用持保留态度。威廉姆森就认为，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并无“数量上的显著性”。例如，在他看来，被阿瑟当做技术路径依赖案例的录像机技术选择和核反应堆技术选择，“尽管都是路径依赖的有趣例子，但‘获胜’的技术并不明显地劣于失败者，甚至获胜者是否劣于失败者也完全不清楚。”事实上，大卫那个QWERTY键盘对DSK键盘的经典案例（注：QWERTY打字机键盘布置于1870年被发明出来之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932年有人发明出据说可以大大提高打字速度的DSK键盘，但这种键盘未能推广开来。大卫等人将这个事例当做路径依赖的一个重要证据（P.David,"Clio and Economics of QWERTY"，载Economic History,May 1985），认为对QWERTY键盘的路径依赖排斥了效率更高的DSK(The Dvorak Simplified Keyboard)键盘。但是，后来有人对这一案例的重新调查和实验表明，DSK键盘未能被采用的原因，虽然与QWERTY键盘的收益递增有关，但主要是因为QWERTY键盘具有DSK键盘所没有的技术优势。（见S.Liebowitz and S.Margolis,1990,The Fable of the Keys）），已被进一步的调查和实验所推翻。威廉姆森据此指出，“在QWERTY键盘案例中，路径依赖对效率只有轻微的影响。”至于某些学者就某些行业的产业组织演进中的路径依赖进行的计算机模拟，威廉姆森也认为，这只是说明路径依赖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是，“将这类实验描述为对于‘偶然性和理性相对作用’的检验，尚为时过早。”他还进一步指出，尽管存在路径依赖现象，“然而，这并不能使我得出不变的键盘布置是从1870年至今打字机技术发展的最重要属性的印象。如何解释机械技术方面的改进？如何解释电动打字机的出现？如何解释个人计算机和激光打印机的发明？其他‘结构上优越’的技术都被忽视了吗？如果更有效率的技术或迟或早总是会取代较无效率的技术，难道应当把它（指路径依赖）当做特征性的现象吗？”威廉姆森的结论是“节约”(economizing)即对提高效率的追求，才是技术和组织变迁中的主要现象。（注：O.Williamson,1995,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The Hand 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edited by Smelser and Swedbery,Princeton Press.）近来，列波维茨威和马格利斯从对美国所谓“新经济”中有关高技术行业的路径依赖的若干重要案例的研究中，也得出了与威廉姆森类似的结论：“我们的主张是好的产品获胜。而一些经济模型得出的对立主张是好的产品可能不能取胜，而质次价高的坏产品却会得到网络效应和其他效应的保护。有无数的证据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没有任何一个清楚记录的例子是支持对立的主张的。”（注：S.J.Liebowitz and S.E.Margolis,1999,Winners,Losers,and Macrosoft,.Oakland,Calif.: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第243页。）威廉姆森等人对路径依赖方法的质疑和反对无疑是有力的。

　　事实上，一些持进化论经济学立场的西方学者，虽然认为运用路径依赖方法可以打破新古典以及新制度主义的比较静态分析框架，真正将历史引入经济分析（即所谓"history matters"），但也承认，由于缺少关于社会经济进化的综合理论，路径依赖的决定因素和作用机制还远未弄清，更不要说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型了。（注：U.Witt,Evolut-ion Economics.）总之，就社会经济进化研究而言，路径依赖目前还是一种有争论的分析方法。尽管如此，诺斯还是大胆地将这种方法搬到对社会的宏观制度结构的长期变迁的分析之中，用它来破解本文一开头引述的那两个艰深的历史之谜。

　　诺斯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概述

　　在诺斯看来，“有两种力量规范制度变迁的路线：一种是报酬递增，另一种是由复杂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他还指出，在非报酬递增和完全竞争的世界中，制度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报酬递减和市场竞争会使制度选择上的初始错误得到纠正。但是，在报酬递增条件下，制度则是重要的。制度初始建立的沉没成本很高，制度框架规定的机会集合会产生显著的组织学习效应，与其他组织的合约还会产生巨大的协作效应，正规制度的创立又会导致大量作为其延伸的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基于某一制度的合约处于支配地位还会使行动者形成对该制度的适应性预期。这种“制度矩阵的相互依赖的构造会产生巨大的报酬递增”，而报酬递增又成为阻碍制度框架变革的保守力量。不过，如果“相应的市场是竞争性的”，即“政治市场”是竞争性的，“或即便是大致接近零交易费用模型的”，报酬递增造成的对低效率路径的依赖，是容易得到校正的。但是，在信息反馈不完善、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巨大的现实世界中，路径依赖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初始的制度选择不正确，就会导致对低绩效制度的长期持续的路径依赖，反之亦然。那么，不同社会制度下行动者的初始选择的差异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在这个问题上，诺斯一方面强调偶然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将这种偶然性归结为意识形态或文化等非正规约束的差别。因为，“文化提供了一个以语言为基础的概念框架，用以破译与解释呈现到大脑中去的信息”。这就是说，不同的主观模式或文化，决定了初始选择的差别。初始选择的差别与制度报酬递增这一正反馈机制的结合，决定了不同民族对不同发展路径的依赖。而低绩效的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政治市场的交易成本太高。

　　在诺斯的上述理论体系中，有三个起支撑作用的要素。一是关于社会制度的报酬的理论。缺少了它，所谓制度的报酬递增就无从谈起，而报酬递增是决定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一个决定因素。二是关于政治市场和交易费用的理论，即“政治的科斯定理”，这是规范制度变迁路径的另一个因素。三是关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理论，这是诺斯全部理论的归宿，意识形态和文化最终决定了包括政治市场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的长期发展路径。我们下面的分析将要说明，这三个要素一个也不能成立。

　　制度的报酬以及制度的绩效

　　要谈论制度的报酬递增，首先需要弄清什么是制度的报酬。按照经济学上的常识，制度的报酬应当是指制度的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差额。因此，要确定制度的报酬又需要清楚地定义制度的成本和收益。然而，什么是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呢？如果假设社会是由同质的个人组成的，由于制度无疑是一种“公共产品”，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就都应当是社会的。但是，在坚持作为新制度主义首要假设的个人主义的前提下，社会的成本和收益事实上是无法确定的或不真实的；福利经济学的效用加总问题和阿罗不可能定理，已经说明要从基于个人效用的成本—收益计算中导出社会的成本和收益，会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严重的问题是，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就并不是由同质的个人组成的。事实上，社会中存在相互间具有利益差别、矛盾以至冲突的不同集团、不同阶层和不同阶级，任何个人都是从属于一定利益集团、阶层和阶级的。而在不同的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并不存在对于成本和收益的一致评价标准。在封建制度下，对农奴来说是成本的劳役、贡赋或地租，恰恰是封建主的收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从定为成本的工资，在工人来说恰恰是收益。

　　这就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所谓制度的报酬，究竟是社会中哪个集团、哪个阶层、哪个阶级的报酬？建立制度所耗费的沉没成本，以及由于制度的确立而产生的学习效应、协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究竟使得哪个集团、哪个阶层、哪个阶级的报酬递增？是否存在与社会的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层、不同阶级的划分完全无关的中性的制度报酬及其递增？既然文明社会中迄今一直存在着相互间具有利益差别、矛盾以至冲突的集团、阶层和阶级，中性的制度报酬就是一个难以成立的概念。正如A.A.施米德所说，“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不可能有总的成本—收益计算。”他还针对诺斯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依据总的成本—收益分析对经济史的解释指出，“A的机会对B意味着一种成本（放弃的机会），反之也一样，那么同时考虑双方的成本是不可能的”（注：A.A.施米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56页。）。

　　除了不成立的中性制度报酬之外，诺斯有时又把统治者通过税收寻得的租金，说成是制度的报酬。从这个意义上说，给定统治者建立和维持强力机构的成本，赋税征收得越多，统治者的净收益即制度报酬就越大，既存制度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就越是能够按既定路径长治久安。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往往是制度崩溃的直接原因。法国大革命的诱因，不就是国王想要增税以提高自己的“制度报酬”吗？诺斯的祖国之所以爆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导火线不也是英国统治者企图增税以增加自己的“制度报酬”吗？但按照诺斯所谓路径依赖的逻辑，应当发生的是完全相反的事情。总之，诺斯的所谓制度报酬递增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模糊概念。由这样一个概念引出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也只能是缺少根据的杜撰。

　　在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体系中，与递增制度报酬概念并列的，还有一个作为不同制度效率评价和比较标准的制度绩效概念。按理说，如果中性的制度报酬概念能够成立，再提出一个制度绩效概念就是多余的，因为人们完全可以直接根据不同制度所提供的报酬的多寡来判断它们的效率差异。但是，即便存在中性的制度报酬递增，它也已经被诺斯派了规定路径依赖的用场，而且它有可能导致恶性的路径依赖，因而就有必要另设一个比较制度效率的标准。

　　西方经济学中通行的帕累托效率标准能否用作制度绩效的标准呢？一些西方学者已经对此作出否定的回答。E.G.福路布滕和R.理奇指出，这样做会碰到社会福利边界上存在多个帕累托解的问题；离开了一定的价值判断，无法对这些解进行比较。（注：E.G.Furubotn and R.Litc-her,"The New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Economic History——Ed-itorial Preface."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145(1989):1-5.）事实上，帕累托最优状态是随一定制度框架所包含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状况、政治结构、法律和伦理规范而变化的。D.W.布若姆利认为，将帕累托标准当做制度效率标准，是“经济的制度结构与可以从这个制度结构中引出的效率判断之间的循环论证”（注：D.W.Bromley,Economic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Public Policy,Oxford:Blackwell,1989.）。B.维拉据此强调：“必须认识到的是，既然帕累托最优状态是由制度结构确定的，将它当成制度分析的评价标准就是毫无意义的。”他还进一步指出，用潜在的帕累托状态即补偿检验作为制度绩效指标，也会碰到类似的困难，因为正式制度结构所包含的权力对比决定了什么是损失，以及谁应当获得补偿和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补偿。（注：B.Vira,"The Political Coase Theorem:Identifying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lassical and Critical Institutionalism."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XXXI,September,1997.）此外，帕累托状态是一个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标准，将其运用于动态的制度变迁过程是让人难以理解的，因为在不断流逝的历史中，制度的选择集合是开放的、随时间变化的。

　　诺斯大概也看到了这些问题，因而提出了一个“适应效率”(adap-tive efficiency)，实际上就是财富总量的增长率，来作为帕累托标准的替代品。在他看来，所谓制度的无效率，意味着建立了一个不能导致经济增长的约束的集合。但是，对于制度绩效的评价来说，总量经济增长率仍然不是一个中性的标准。在存在不同社会集团、阶层和阶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情况下，社会的净收益即财富的增长额是很难明确定义的。正如布若姆利所说，“什么算是产出，什么被认为是增长，相当程度上是由公共选择决定的。成本和净产出的价值都取决于制度结构，因而不能用作不同制度结构的规范的评价标准。”维拉也指出，“谁具有初始的权利，谁就有权决定什么是成本，但具有降低成本的能力并不能为初始的权利提供法律上的根据。由于这些成本是选定的制度结构的函数，用总经济增长作制度比较的标准，同用帕累托效率作标准一样，是一种循环推理。”施米德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分析需要有关于价值判断的清楚陈述来指导，不能用看似中性语言的效率和增长来判断不同制度的优劣，而应当直截了当地提出在不同制度下谁受益、谁受损的问题。虽然诺斯想要避免潜在帕累托标准的问题，但他的适应性效率还是和补偿检验纠缠不清。例如，他在谈到有效率的政治市场时说，“它所需要的条件是很容易陈述的，即所制定的法律应使总收入增加，以及受益者应以一个十分低的交易费用向受损者提供补偿以使双方认为联合是值得的。”这就等于说适应性效率与潜在帕累托标准没有区别。在施米德看来，诺斯鼓吹貌似中性的效率标准，不过是为了掩盖其中包含的肯定既存权力结构的价值判断，实际上充当了“经济分析中的高级牧师”的角色。

　　政治的科斯定理

　　在诺斯的理论体系中，零交易费用或低交易费用的“政治市场”是校正低效率路径依赖的法宝。在诺斯看来，不发达国家之所以闭锁于低效率的制度变迁路径，原因就在于政治市场的交易成本太高，政治市场不完善。怎样才能提高政治市场的效率呢？诺斯的回答是使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接近于科斯的零交易费用模型。显然，他开出的这剂药方是否能够奏效，取决于政治的科斯定理能否成立，即政治市场以及政治交易费用的理论能否成立。

　　让我们从“政治市场”说起。这个概念是将交易经济学(catallaxy economics)推广到政治领域的产物。严格地说，诺斯所谓“政治市场”不仅是指在一定宪政秩序下发生的、旨在改变政府政策的“院外活动”之类的政治交易，而且是指以包括宪政秩序在内的政治制度本身为对象的交易活动。但是，作为政治交易依以发生的框架的制度，尤其是宪政秩序，能够成为交易的对象吗？就拿诺斯赞不绝口的英国1215年大宪章来说，虽然因在法律上肯定了新兴市民阶级的若干权利而对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它也不是进行宪政制度交换的结果，而是在保持封建宪政构架前提下对王权过度膨胀的限制，是置王权于封建宪政的约束之下。有历史学家指出：“实际大宪章是一个封建性的政治文件，其主要内容是保障封建主的权利”，“大宪章的多数条文重申封建贵族和教士的权利”，“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它未给予任何保障。”而且，大宪章也绝不是市场交易的产物。无地王约翰是在武装反叛的胁迫之下签署大宪章的，不久就加以否认，君臣之间的内战一直打到他死才停止。以后继位的亨利三世以及爱德华一世，也是经过叛乱和内战的教训才就范的。（注：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9-172页。）而17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更是与诺斯的政治市场交易无关，而是经过两次内战、军人独裁和一次政变才完成的。其间，在诺斯看来原本应当成为政治市场交易一方的国王，杀头的杀头，逃亡的逃亡。据诺斯说是由大宪章启动的良性路径依赖的产物，而且交易费用最低的美国式“自由制度”，也是经过血腥的战争才得以确立的。《独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逊的名言“自由之树应不断用爱国志士和暴君的鲜血来浇灌”，看来是被诺斯这个历史学家有意地忘记了。但是，可以忘掉但无法抹煞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政治制度的市场，尤其是宪政制度的市场，从来就不存在，它只是一种新制度主义的幻觉。

　　政治制度的市场之所以不存在，原因在于政治关系与市场交易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规定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统治与从属、主导与依附的关系，其基础是支配经济资源以及政治资源、军事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权力在不同社会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的分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强制；后者规定的是自由和平等的交易主体的相互关系，其基础是交易者之间权利的平等，以及权利交换的互利性和自愿性。政治关系，尤其是宪政秩序，规定了哪些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权利平等的交易主体的相互关系的性质，以及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交易的具体社会经济意义。例如，奴隶制的宪政秩序规定了平等的权利关系只可能发生在自由民之间，而不可能发生在自由民与奴隶之间。又如，在资本主义的宪政秩序下，资本家和工人在“劳动市场”上是作为权利平等的交易主体相互对待的，但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却是以实质上的强制为基础的：虽然工人具有选择雇主的自由，但如果他除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他就没有不受雇的自由。事实上，如果真的存在什么平等和自由的政治市场，那也只适用于在一定宪政秩序框架中居于统治和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阶层或阶级内部不同成员的相互关系。重要的政治制度变迁，尤其是宪政秩序的变革，意味着旧秩序下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权力结构的解体，意味着对原先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阶层和阶级的权力的全部或大部的剥夺。这个意义上的社会制度变迁，根本不可能通过自由、平等的市场交易来完成。因此，用高交易成本政治市场来解释制度变迁的失败，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正如维拉在批评政治科斯定理时指出的，“……对变革制度企图的失败的新古典解释强调交易费用，是（将交易成本理论）用错了地方。制度变革未能发生的原因并不只是补偿受损者的谈判的高交易成本。合意的变革往往遭到受损者的抵抗，解决办法也并不总是使受损者得到补偿。制度变革通常是没有补偿的。”

　　其实，即便是一些持“科斯立场”或新制度主义立场的西方学者，对无限制地扩大交易费用理论的应用范围，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例如，布坎南和斯塔布列宾就曾指出，“科斯的分析只适用于厂商之间的外部性关系”，将科斯定理推广到其他类型的相互作用，即使是经济领域内的其他相互作用，也是有问题的。（注：J.M.Buchanan and W.C.Stub-blebine,1962,Externality.Economica(NS)29(1962).）然而，就是撇开这类问题，假定诺斯所说的那种政治市场存在，所谓“政治交易费用”能否成为政治市场的效率标准，也大成问题。

　　这里，首先碰到的麻烦是：撇开制度的收益，单用交易费用能否对政治市场的效率作出判断。只有真实的收益与真实成本的差额即净收益，或者说制度的报酬，才是比较不同社会的政治市场效率差异的合理标准。然而，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所谓制度的收益或报酬，是一个模糊甚至虚幻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不计收益，而将政治市场的效率比较仅仅归结为它们在交易成本上的差异。可见，把收益从交易成本分析中排除并非出于阐述上的方便，它对于诺斯来说，是一项分析上的必要条件。但是，抛开收益来比较成本是毫无意义的。要想使交易成本的大小成为政治市场效率的标准，办法之一是假定作为比较对象的不同政治市场交易所提供的毛收益相等。可是，不仅这种假设只能靠巧合来满足，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还会碰到如何确定政治制度的收益这一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

　　退一步说，即便脱离制度收益的交易成本能够成为政治市场的效率标准，它也是一个没有时间维度的静态比较标准。这样一个标准，以及以其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不能用作解释作为动态过程的制度变迁的。除非在创世纪的神话中，上帝在造出亚当和夏娃的同时，再奉送给他们一份关于将要在没有终点的时间长河中发生的形形色色制度的完备菜单，以备这对夫妇及他们的子孙随着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主观偏好的差异和变化，运用成本—收益计算方法，在这个菜单中进行选择。这正是诺斯教授为我们创造的新神话。这说明他这个历史学家，不懂得赫拉克利特那个“你不可能踏入同一条河流两次”的历史的辩证法。这与上面谈到的与收益无关的交易成本问题是有联系的：按照新古典理论，要将收益从分析中排除掉，只有在零利润的一般均衡的条件下才能做得到。而根据一般均衡的定义，在这种状态中是不存在任何改变现状、进行交易的激励的。对于制度变迁分析来说，这意味着变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只由交易成本计算推动的政治交易及制度变迁，是一种悖论。这是给动态过程穿上比较静态分析的小鞋导致的荒谬结果。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作为新制度主义支柱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比较静态性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它不能用作分析本质上是一个进化过程的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注：例见G.Slarter and D.Spencer,"The Uncertainty Foundation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March 2000。）进化经济学引入路径依赖方法的目的，就是要用它取代交易费用这个静态的分析框架。诺斯却硬将这两个根本冲突的理论拼凑在一起，实行一种方枘圆凿的荒谬结合。

　　意识形态、文化和认知结构

　　我们已经知道，诺斯将制度初始选择的差异归结于意识形态或文化的差异。这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文化的差异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诺斯并无十分明确的回答，但从他对“大脑对信息的处理方式”的重要性的强调可以推知，文化的差别来自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即认知结构的差别。他说，“大脑对信息的处理方式不仅是制度存在的基础，而且也是理解非正规约束在构成社会短期与长期演进中的选择集合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关键。”至此，人们终于可以看清楚本文一开始引述的两个历史之谜的谜底。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同民族的大脑处理信息方式不同决定文化上的差别，“决定了历史上社会、政治或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由此又可以推知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某些民族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的笨拙从而其文化的低劣，可以“解释那些经济绩效极差的经济生存了相当长的时期”。（注：诺斯将文化的差异归结为认知结构的差异时，其灵感可能来自以利瓦伊－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中的法国结构主义学派。这个学派认为，文化差异的关键在于认知结构——人类心智利用现实的模式，不同人群精神结构的差异决定了社会结构的差异。但是，法国结构主义还认为，在认知结构的差异下，存在着一个所有人类社会都相同的基本的精神结构基础。利瓦伊－斯特劳斯的多数研究都在描述这个基本的和普遍的精神结构。诺斯的理论中却有一种否认人类普遍精神结构的倾向。F.普洛格等人指出，法国结构主义的理论只是“不能被科学证实”的猜测，这种理论“已经被许多人类学家抛弃。”（F.普洛格、D.G.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9-51页。）

　　显然，所谓文化和意识形态决定初始选择，而制度报酬递增和政治市场的高交易成本决定由初始选择规定的长期发展路径，不过是拐弯抹角地重复了“人们的意见决定历史”这样一种陈腐的历史观。我们在诺斯的著作中确实可以看到美国废除奴隶制是因为“废奴集团的宗教狂热，……加上北方选区对奴隶制的无道德的信念的增加”导致南北战争，美国农民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原因“只有在行动者的主观逻辑下才能弄清”，以及法律解释上的变化是因为“法官的主观看法改变了”之类的说法。但是，对于人们的意见即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发生改变，除了正规制度“降低了人们表达自己的信念的价格”之类含混的说法之外，诺斯没能提供任何清楚的解释。如果将“正规制度降低了表达主观信念的价格”理解为正规制度决定意识形态的变化，则诺斯又陷入了意见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意见这个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循环论证：假如制度由预先存在的意识形态决定，意识形态就不可能由制度产生；而如果是预先存在的制度决定意识形态，制度就不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当然，诺斯可以争辩说，制度和意识形态是相互作用的。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因为，这里的问题是，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存在，是二者相互作用的前提；要说清楚它们的相互作用，首先要弄清二者各自的存在根据。

　　至于将意识形态或文化的差异归结为“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或认知结构的差异，并将其视为“路径依赖的来源”，则隐含着我们在前面已经揭明的那个推论：拙劣的认知结构所决定的低劣的文化，使某些民族长期闭锁于低效率的发展路径。这里要强调的是，这是诺斯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理论必然要导致的结论。因为，按照判断制度绩效的适应性效率标准，效率的高低体现制度的绩效，而由制度的绩效则可反推出认知结构的优劣。事实上，诺斯是作过这种推理的。他说：“尽管我们没有一个对社会伦理规范的合理解释，但我们能在博弈论逻辑下建立一个关于伦理规范的财富最大化模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实证上揭示和检验什么样的非正规约束最有可能产生合作行为，或这类非正规约束的渐进变化将如何改变游戏，以此来增加（或减少）合作结果”。诺斯这些说法所包含的“政策性结论”是很清楚的：经济上落后国家的人民，必须将美国人的认知结构移植到自己的大脑中，彻底放弃自己的文化，才有可能摆脱低绩效的路径依赖。对这样一种隐隐散发着文化霸权主义以至种族主义气息的理论，还值得费更多的笔墨来评说吗？

　　二、马克思的故事

　　马克思破解历史之谜的钥匙

　　马克思的全部故事是从对这样一个事实的陈述开始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9页。）

　　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始终认为一切历史变迁的最终原因，存在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中。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从未深入地思考过，甚至未能清楚地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意识形态的来源是什么？政治变迁的动因又何在？马克思赋予人类的生产活动以“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历史观的伟大变革，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合理的答案。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这一伟大发现的意义时指出：“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5-336页。）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基础上的。要想颠覆这一学说，就必须颠覆这一事实。但是，即使是马克思的最激烈的反对者，恐怕也不会愚蠢到试图这样做，因为这意味着要求人们停止生产、饿着肚皮来创造历史。

　　在马克思看来，既然生产是历史的基本前提，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社会制度的本质或基础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即社会的经济结构。他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包括法律、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破解诺斯所提出的两个历史之谜的钥匙。而诺斯之所以让马克思的理论搞得不愉快，是将这个理论运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得不出这种制度将在良性路径依赖下万古长存的结论。相反，马克思根据自己的理论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像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形态一样，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作用下由盛转衰，并为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所替代。（注：与诺斯的不愉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熊彼特对马克思的这种“社会进化”理论的高度评价。他说：“马克思的理论具有一种为其他经济理论所没有的意义，即它是进化的：它企图揭示这样一种机制，仅仅由于这种机制的作用，不借外部因素的助力，就会把任何一定的社会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社会状态。”他还指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呈现出“一种经济过程内在进化的伟大景象”，“这种过程以某种方式通过积累发生作用，以某种方式摧毁了竞争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后者将以某种方式让位于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正是这个事实，并且仅仅是这个事实，使我们有权把马克思称为伟大的经济分析家。”（《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97页））

　　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社会制度的不同演进模式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人类历史上相继存在的各种社会形态或社会模式，归根结底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所谓历史上社会制度演进的不同模式，实际上也就是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结构，以及与一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和法律的上层建筑。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由于散居世界各地的原始人群控驭自然的能力很低，作为他们生存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动植物种类等自然禀赋方面的差别，造成了活动在不同地区的原始人群的不同生产方式，即他们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的不同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上的差异，又是包括宗教信仰、伦理规范、生活习俗、语言和思维习惯等等在内的世界各种民族文化差别形成的客观根据。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否认文化上的差异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影响，但与诺斯不同的是，它是从不同民族从事生产活动的物质条件的差别来理解和说明文化差别，而不是将文化上的差别归结为先验的主观模式或认知结构上的差别。

　　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但认为不能将民族文化差异对制度模式的影响过分夸大，从而否认整个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轨迹的统一性。事实上，世界各个地区的社会制度变迁是遵循着一个大致统一的轨迹的。而这种统一性，正是由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上层建筑必然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也就是说，在相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文化传统不同的民族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尽管各具特色，但其基本构造是类似的。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对北美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婚姻关系、财产观念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与古代希腊和古罗马的制度作比较，发现印第安人的制度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制度在基本构造上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因为人类的起源只有一个，人类的发展进程基本上也是相同，只是在各大陆采取了不同的但是一致的进程，所以在达到同等进步状态的一切部落及民族中都是极其相似的。因此，美洲印第安人诸部落的经验，或多或少地代表处于与他们相应状态的我们远祖的历史及经验。构成人类记录之一部分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制度、技术、发明以及实际上的经验，实具有超越印第安人种族本身界限的高超价值。”摩尔根还指出：“以上所叙述的这一知识，本质地改变了从来流行的野蛮人、开化人与文明人之间关系的见解。到现在我们可以以确实的证据说：恰如文明时代以前我们知道存在开化时代一样，在人类一切部落中，于开化时代之前也存在有野蛮时代。人类的历史都是同一源泉、同一经验和同一进步的。”他根据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事实强调：“人类从阶梯的底层开始、而渐次上升的这一重要事实，由连续而发明的生存上的诸技术而明白地显现出来。在他们这一方面的技能上，乃是决定人类在地球上获得优越权的整个关键。……所以人类进步上的许多伟大时代，多少都直接地与生活资源之扩大相一致。”（注：摩尔根(L.Morgan,1877)：《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5、2、28页。）显然，摩尔根讲述的是一个与马克思相同的故事。而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则明显地带有否定人类社会制度发展的统一性的倾向。（注：新进化论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虽然强调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主张“多线进化论”，但同时认为，通过对不同社会变化顺序的比较，有可能发现某种文化交叉的规律性。他注意到，在古代世界发展起来的复杂的国家社会，例如近东地区、墨西哥、北部秘鲁、埃及和中国，似乎是在同一种情形下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区都处在干旱和半干旱的自然环境下，都发展出发达的灌溉技术。斯图尔德由此推断出，面临相同环境适应问题的社会将会产生相近的技术，而且，在它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些社会的政治制度也将沿着相近的道路发展。也就是说，生活在大致相同的环境下、从而发展出相似技术的不同民族，也会发展出相似的文化。（F.普洛格等：《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第43-44页）可见，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也不能成为诺斯那种彼此隔绝的发展路径理论的证据。）实际上处于统一发展轨迹上的不同阶段的各民族的社会制度差异，按照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却成了类似于生物进化分叉造成的不同物种之间那种彼此隔绝的发展路径。可见，诺斯的眼界还没有超出摩尔根一百多年前就批评过的那种“从来流行的野蛮人、开化人与文明人之间关系的见解”。正因为如此，他才试图建立一个适用于一切社会制度形态的经济绩效标准。但这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毫无意义的。将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印第安部落的南瓜、玉米的增长率，与近代工业国的机器生产的增长率相比较，并由此得出前者的制度绩效不如后者的结论，不过是闹笑话而已。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社会制度，即任何生产关系及竖立于其上的法律和文化等上层建筑，都不可能是常盛不衰的。因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原先是生产力适当形式的一定社会制度，最终将转变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由于有生产力这个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的作用，脱离整个人类社会演进的统一轨迹的不变路径依赖是不存在的。纵观历史，任何民族的长期制度变迁都是繁荣与衰退交替的过程，并不必然存在完全衰退或完全繁荣的制度变迁路径。为诺斯称道的由于制定了“大宪章”而进入良性路径依赖的英国，为什么20世纪未以来日见衰落，以至从“日不落帝国”下降为一个二流国家？为什么在诺斯看来因11世纪王权膨胀损害了私人产权而陷入恶性路径依赖的西班牙，最终也建立了与英国类似的制度，并成为与英国的发展水平相差无几的工业化国家？这些事实，都是诺斯那个虚构的路径依赖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而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世界历史上各国繁荣与衰退的反复交替，正是这些国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必然表现。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阶级斗争及它所导致的社会革命，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生产力冲破旧制度的桎梏、创造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形式的重要杠杆。但是，正如我们在分析诺斯的制度报酬和政治市场理论时已经说明的，在诺斯的论述中，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起作用的只是一些社会属性不明的所谓政治或经济的企业家，制度变迁是通过他们所从事的政治买卖而不是社会革命来实现的。诺斯也承认自己“没有提供一个革命的理论”，未能说明“常常是暴力和革命的结果”的“非连续性变迁”。事实上，以个人主义的自利人假设为全部理论出发点的诺斯，始终企图从超历史、超阶级的个人动机中去寻找制度变迁的原因，时时为“搭便车”之类“自利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困扰，因而无法理解更无法解释以千百万人的牺牲为代价的社会革命，最后只好将革命归结为某种意识形态影响人们行为的强度。而马克思则从作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自然历史过程”的生产力发展突破旧生产关系束缚的要求，从代表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与代表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旧制度的反动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中，揭示出在人类社会的重大制度变革中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从而对社会革命做出了合理的说明。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马克思虽然提供了一个改变宪政制度的社会革命理论，但未能提供一种解释一定宪政秩序内的渐进性制度变迁的理论。对于这种争辩的回答是：对于渐进性的制度变迁，马克思的理论也是有很强的解释力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就对手工工场向机器工厂的技术变迁如何使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转变为“现实的隶属”作了详细的阐述，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产生到成熟的渐进发展。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的发展上，说明了股份制这种社会资本替代个人资本的演化过程。而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宪政秩序内的渐进改革，无论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还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迁，从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理论为指导的，——这不仅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力的印证，而且是马克思理论的巨大实践力量的展示。

　　马克思认为，在考察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的社会制度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将社会制度的变迁归因于文化、观念的改变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能够跳出18世纪启蒙学者的循环论证的牢笼，对文化、意识形态的变化作出唯物主义的合理说明。诺斯的看法正好与马克思相反，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被他归结为人们主观模式或观念的变化。而在无法回答观念为何变化时，他又乞灵于意见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意见的循环论证。可见，诺斯的历史观，不过是早就为马克思所超越了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现代翻版。在这种陈腐历史观的支配下，作为经济学家的诺斯，连在自己祖国历史上发生的南北战争，都无法从社会经济根源上加以说明，而将这场导致美国社会制度巨大变革的革命归结为“废奴集团的宗教狂热”、“对奴隶制无道德信念的增强”。在这个问题上，诺斯的见识不如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美国学者比尔德夫妇。他们指出，“在这次大变革中，北方和西方的资本家、工人和农民推翻了南方种植场主在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力。”（注：C.Beard and M.Beard,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New York,1927.）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则进一步指出：“这场战争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它所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这场战争的总的后果在于它清除了资本主义道路上的障碍，同时刺激了这个制度，使它大大发展起来。”（注：W.Z.Forster,The Negro People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1954.）事实上，脱离开美国生产力的发展与农奴制生产关系的冲突，离开了作为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力图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范围的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和渴求土地的广大农民与南方奴隶主的经济利益冲突（注：刘祚昌：《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是根本无法解释早在古代就存在的“奴隶制无道德的信念”为什么会在南北战争前后突然发扬光大起来。

　　为什么落后的经济方式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存在

　　对于诺斯提出的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应当是：为什么在大致统一的社会发展轨迹上，不同的民族前进的速度有快有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必须根据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而决不能像诺斯那样用一个漏洞百出的路径依赖模型来说明。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根据马克思的方法，从各民族生产力和社会制度发展的具体条件中，归纳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大致合理的一般性答案。

　　世界各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首先与这些民族生存的自然条件的不同有关。自然条件的不同，不仅决定了不同民族生产方式的差异，而且决定了它们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物质需要所付出的努力程度的差别。一般说来，在比较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所需要付出的努力比较大。而这种较大努力的报酬，不仅是生存需要的满足，还会伴随着生产知识的较快积累，利用自然以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即生产力的较快提高。简言之，在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界挑战较严峻的地方，经济发展较快，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演进相应较快，反之则反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是从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挑战和应战”来说明世界古代历史上各个主要文明的兴起的。他对历史事实的归纳表明，面临较严峻自然挑战的民族，往往能够创造出领先的文明。（注：汤因比(A.J.Toynbee,1956)：《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同时，还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是能够通过人的努力加以改变的“较恶劣”的自然条件，而不是超过人类既有能力的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事实上，某些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停顿，是由于自然条件过于恶劣的限制。不过，将各民族发展的差异归因于自然条件的差别，主要适用于各民族交往不太发达的古代。这正如王亚南先生所说，“愈往过去，社会生产力愈不发展，它克服自然障碍，打破地域限制，使各国道一风同、比肩前进的可能性就愈小了。”他认为，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原则”（注：王亚南(1946)：《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但是，随着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的发展，自然条件差异造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别，在历史上是呈缩小趋势的。（注：F.普洛格等人类学家指出，随着工业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文化和种族的差异已大为缩小，……早期的人类学家曾极力去解释世界各种文化的差异，但现在世界的文化已经变得越来越相似了。”（出处见F.普洛格前引书，第271页））一般说来，这只是不同民族在大致统一的社会变迁轨迹上分出先后的初始的、次要的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一定历史阶段内包括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具体形式。马克思在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时，明确地指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不能忽视的反作用。恩格斯对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作过这样的说明：“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1页。）意识形态也具有类似于国家政权的这种反作用。一定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当它在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时，是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的，而总是要凭借自己掌握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来镇压和抑制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兴阶级的变革要求，维护旧的生产关系，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结果就会造成恩格斯所说的第三种情况，从而形成该社会生产力停滞、社会制度变革迟缓的局面。而这种反作用能够使旧生产关系在多大程度或多长时期内压制生产力的进步，或抗御住生产力进步的冲击，则与既存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韧性有关。一般说来，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发展得越健全越完善，其韧性就越强。

　　如果说上述政治制度结构的韧性，是世界历史上某些民族在较长时期内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内因，那么，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以及在这种交往中形成的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则有可能成为某些国家长期难以摆脱相对落后状态的外因。在国际交往和经济联系还不太发达的古代，这种外因的作用表现得还不太明显。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国家的兴起，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说的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逐渐形成（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历史日益向世界历史转变，它的巨大作用也日益凸显出来。将市场拓展到全世界，既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而这是以使相对落后的国家殖民化的方式来实现的。这种殖民主义扩张，对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殖民化对象的落后国家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摧毁了这些国家的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瓦解了旧的经济结构，为新的生产方式在这些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外部刺激；另一方面，它又以对这些国家经济资源的或公开或隐蔽的掠夺对这些国家经济造成巨大的摧残，极其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经济自主发展的活力。纵观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史，从重商主义时代的天良丧尽的奴隶贩运、鸦片贸易以及对美洲贵金属的无耻抢劫，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不平等贸易和资本输出，以至原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民族独立的所谓“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工业、技术和金融依附，应当说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扩张的后一种作用超过了前一种作用。这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剥削制度的固有逻辑在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上的必然表现。

　　事实上，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国家的发达，始终是以处于这个体系外围的后进国家的不发达为条件的。而要保持这个条件，就必须保持中心对外围的经济优势和政治统治，使外围依附于中心，遵从中心规定的游戏规则。中心国家为了保持其对外围国家的统治，往往与外围国家中代表旧制度的反动统治阶级结盟。旧中国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位一位的统治，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南美洲国家封建地主和反动军人政权的相互勾结，是另一个典型例证。对此，王亚南先生曾有这样一段精辟的分析：“……在一切为帝国主义势力侵入的落后国家，假使不是变成完全的殖民地的话，就只能有这样的前途：原来的封建体制，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资本逐渐渗透进来的情形下，不可能不陷在动摇解体的过程中，但同是帝国主义的商品和资本的侵入，又不允许它好好地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化。结局，一般地讲来，这个社会，就只能看它所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支配和影响的程度如何，把不利于这种势力扩展的封建因素破坏，把有利于它的封建因素保留下来；把妨碍它扩展的资本主义成分（民族资本主义成分）压倒，把依附它的资本主义成分（买办资本主义成分）扶植起来。因此帝国主义对于落后社会的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化运动，与其说是由他们直接进行的，毋宁是由他们通过落后社会的统治阶级、封建官僚阶级，按照他们的意旨来进行的。结局，大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就在帝国主义利益的统一要求下，变成相互依存和三位一体的‘通家’。而这种社会的经济，也只能采取一种把封建剥削做基础，而在这上面建立起买办官僚资本的特殊支配形态。”王亚南先生还进一步强调：“应该说，对于正常发展显得非常特殊的这种经济形态，在一切受着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社会，毋宁是非常一般的，虽然其发展的程度和表现形式，因各别社会的不同历史条件而各不相同。”（注：王亚南前引书，第3页。）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后进国家要按西方的样板复制出一个本民族的发达资本主义，是十分困难的。正因为如此，列宁、毛泽东这些马克思的后继者，才采取了冲破帝国主义控制的薄弱环节的革命战略，创造性地实施了马克思那个著名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构想，选择了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在后进国家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道路。这大概也就是诺斯认为他们的著作“更加有害”的原因。

　　诺斯经常以拉丁美洲国家的落后为例来“证实”自己的理论。但是，在依附论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的一大批拉丁美洲经济学家，则程度不同地得出了与马克思的后继者类似的结论。他们所说的依附，就是外围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扩张受到中心国家经济发展和扩张制约的情况。在“依附的发展”状态下，外围国家的发展只是中心国家自主扩张的被动反映。多斯·桑托斯指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依附性关系，是以中心国家跨国公司的垄断性控制、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统治、以及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垄断为基础的；这种依附性的生产体系不断再生产出外围国家依附中心国家的经济政治结构，外围国家不得不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与中心国家进行贸易和竞争，必须强制地推行对劳动力的超级剥削关系和贫富两级分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而由此形成的经济剩余，一部分为国内反动统治阶级非生产地消费掉，另一部分则流向中心国家，成为其资本积累的重要源泉。（注：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1975)：《帝国主义与依附》（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长期担任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普雷维什的结论是，“我们可以按照中心的模式发展的这种神话正在消失”，“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自发扩散的神话也正在消失”，“发达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向心性的、吸收性的和统治性的。它的扩展是为了利用外围，而不是为了发展外围。世界体系中的矛盾是非常严重的。”（注：普雷维什(R.Prebisch,1981)：《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尽管拉丁美洲学派的某些具体政策主张有失偏颇，但其理论无疑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诺斯却不着边际地将拉美国家的问题归结为在11世纪的反摩尔人战争中形成的西班牙专制王权造成的路径依赖，认为拉美的问题出在“承袭了西班牙—葡萄牙的集权与官僚化的传统”。

　　三、结语

　　至此，读者恐怕已经能够对诺斯和马克思的两种社会制度变迁理论的优劣作出判断，笔者也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诺斯的路径依赖学说是一个东拼西凑、牵强附会、在逻辑上根本不成立，并且对实际历史进程的解释力几乎为零的理论。它不仅无助于破解历史上的社会制度变迁之谜，而且本身就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虽然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得出的关于现代社会发展方向的预见，还有待于今后历史发展实际进程的进一步验证，而且也不能说它在一切细节上都是无可挑剔的，但这个理论本身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并且在总体上能够得到历史事实的坚强支持。遵循这个理论，是可以在纷繁的历史现象中理出一条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清晰线索的。可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解释，至今仍然是所有历史理论中最有说服力的。

    从自然科学中引入“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概念，是道格拉斯·C·诺斯教授的新经济史学的一大特色。按照他的说法，这是“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注：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0页。下文凡引自该书者不再一一列注。）。凭借“路径依赖”，他试图解决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社会、政治、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第二，我们如何解释那些经济绩效极差的经济还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诺斯在阐述其路径依赖理论时，仍然不能忘怀马克思。他说：“马克思的故事得出的结果是乌托邦的（尽管沿着这一方式继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更加有害）。这一研究中的制度分析没有承诺提供一个愉快的结果。”所谓马克思的“故事”，是指马克思将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19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国家发展的现实而揭示出来的制度变革趋势。显然，就制度变迁道路问题对马克思与诺斯的理论进行比较，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马克思及其后继者为什么弄得诺斯不愉快，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帮助我们搞清：到底是提供了令人愉快结果的诺斯的故事，还是没有承诺提供一个愉快的结果的马克思的故事，指明了分析社会制度变迁的正确方法。

　　一、诺斯的故事

　　关于路径依赖方法

　　按照较早用路径依赖方法来研究技术变迁的经济学家保尔·大卫的说法，某一过程的路径依赖后果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的随机非线性动态系统，“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如果它们在结构上未受扰乱，就不能摆脱过去事件的影响，而且它们没有一个在整个状态空间上连续的、有限制的不变概率分布。换句话说，它们被吸入若干可能的‘吸引子’(at-tractors)中的哪一个的领域之中，……，从特征上说，取决于某些在这个过程的历史的较早时刻占优势的偶发和瞬时状态(aleatory and t-ransient condition)的持续影响。”（注：P.David,Why Are Instit-ution the"Carriers of History":Path Dependency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ventions,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Vol.5,No.2,1994.）也就是说，具有正反馈机制的非线性动态系统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就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径也很难发生改变，即形成一种“不可逆的自我强化趋向”。（注：U.W-itt,Evolution Economic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3,p.xxi.）在经济领域内，报酬递增就是一种正反馈机制。W.巴兰·阿瑟（注：W.B.Arthur,"Competing Technologies,Increasing Returns,and Lock-in by History Events."The Economic Journal,99(March,1989).）、保尔·大卫等人运用路径依赖的分析方法，首先对技术变迁问题进行了分析，后来这种方法又被某些学者用来解释某些产业组织的演化过程。他们认为，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在可替代的技术和组织方案中，具有现实或潜在优势的技术和方案可能落选，较差的技术和方案可能被选中，而因为存在由沉没成本、学习效应、网络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等造成的收益递增，技术和组织演进轨迹往往陷于难以摆脱的“闭锁”(lockin)状态。

　　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对路径依赖方法在经济上的运用持保留态度。威廉姆森就认为，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并无“数量上的显著性”。例如，在他看来，被阿瑟当做技术路径依赖案例的录像机技术选择和核反应堆技术选择，“尽管都是路径依赖的有趣例子，但‘获胜’的技术并不明显地劣于失败者，甚至获胜者是否劣于失败者也完全不清楚。”事实上，大卫那个QWERTY键盘对DSK键盘的经典案例（注：QWERTY打字机键盘布置于1870年被发明出来之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932年有人发明出据说可以大大提高打字速度的DSK键盘，但这种键盘未能推广开来。大卫等人将这个事例当做路径依赖的一个重要证据（P.David,"Clio and Economics of QWERTY"，载Economic History,May 1985），认为对QWERTY键盘的路径依赖排斥了效率更高的DSK(The Dvorak Simplified Keyboard)键盘。但是，后来有人对这一案例的重新调查和实验表明，DSK键盘未能被采用的原因，虽然与QWERTY键盘的收益递增有关，但主要是因为QWERTY键盘具有DSK键盘所没有的技术优势。（见S.Liebowitz and S.Margolis,1990,The Fable of the Keys）），已被进一步的调查和实验所推翻。威廉姆森据此指出，“在QWERTY键盘案例中，路径依赖对效率只有轻微的影响。”至于某些学者就某些行业的产业组织演进中的路径依赖进行的计算机模拟，威廉姆森也认为，这只是说明路径依赖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是，“将这类实验描述为对于‘偶然性和理性相对作用’的检验，尚为时过早。”他还进一步指出，尽管存在路径依赖现象，“然而，这并不能使我得出不变的键盘布置是从1870年至今打字机技术发展的最重要属性的印象。如何解释机械技术方面的改进？如何解释电动打字机的出现？如何解释个人计算机和激光打印机的发明？其他‘结构上优越’的技术都被忽视了吗？如果更有效率的技术或迟或早总是会取代较无效率的技术，难道应当把它（指路径依赖）当做特征性的现象吗？”威廉姆森的结论是“节约”(economizing)即对提高效率的追求，才是技术和组织变迁中的主要现象。（注：O.Williamson,1995,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The Hand 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edited by Smelser and Swedbery,Princeton Press.）近来，列波维茨威和马格利斯从对美国所谓“新经济”中有关高技术行业的路径依赖的若干重要案例的研究中，也得出了与威廉姆森类似的结论：“我们的主张是好的产品获胜。而一些经济模型得出的对立主张是好的产品可能不能取胜，而质次价高的坏产品却会得到网络效应和其他效应的保护。有无数的证据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没有任何一个清楚记录的例子是支持对立的主张的。”（注：S.J.Liebowitz and S.E.Margolis,1999,Winners,Losers,and Macrosoft,.Oakland,Calif.: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第243页。）威廉姆森等人对路径依赖方法的质疑和反对无疑是有力的。

　　事实上，一些持进化论经济学立场的西方学者，虽然认为运用路径依赖方法可以打破新古典以及新制度主义的比较静态分析框架，真正将历史引入经济分析（即所谓"history matters"），但也承认，由于缺少关于社会经济进化的综合理论，路径依赖的决定因素和作用机制还远未弄清，更不要说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型了。（注：U.Witt,Evolut-ion Economics.）总之，就社会经济进化研究而言，路径依赖目前还是一种有争论的分析方法。尽管如此，诺斯还是大胆地将这种方法搬到对社会的宏观制度结构的长期变迁的分析之中，用它来破解本文一开头引述的那两个艰深的历史之谜。

　　诺斯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概述

　　在诺斯看来，“有两种力量规范制度变迁的路线：一种是报酬递增，另一种是由复杂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他还指出，在非报酬递增和完全竞争的世界中，制度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报酬递减和市场竞争会使制度选择上的初始错误得到纠正。但是，在报酬递增条件下，制度则是重要的。制度初始建立的沉没成本很高，制度框架规定的机会集合会产生显著的组织学习效应，与其他组织的合约还会产生巨大的协作效应，正规制度的创立又会导致大量作为其延伸的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基于某一制度的合约处于支配地位还会使行动者形成对该制度的适应性预期。这种“制度矩阵的相互依赖的构造会产生巨大的报酬递增”，而报酬递增又成为阻碍制度框架变革的保守力量。不过，如果“相应的市场是竞争性的”，即“政治市场”是竞争性的，“或即便是大致接近零交易费用模型的”，报酬递增造成的对低效率路径的依赖，是容易得到校正的。但是，在信息反馈不完善、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巨大的现实世界中，路径依赖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初始的制度选择不正确，就会导致对低绩效制度的长期持续的路径依赖，反之亦然。那么，不同社会制度下行动者的初始选择的差异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在这个问题上，诺斯一方面强调偶然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将这种偶然性归结为意识形态或文化等非正规约束的差别。因为，“文化提供了一个以语言为基础的概念框架，用以破译与解释呈现到大脑中去的信息”。这就是说，不同的主观模式或文化，决定了初始选择的差别。初始选择的差别与制度报酬递增这一正反馈机制的结合，决定了不同民族对不同发展路径的依赖。而低绩效的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政治市场的交易成本太高。

　　在诺斯的上述理论体系中，有三个起支撑作用的要素。一是关于社会制度的报酬的理论。缺少了它，所谓制度的报酬递增就无从谈起，而报酬递增是决定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一个决定因素。二是关于政治市场和交易费用的理论，即“政治的科斯定理”，这是规范制度变迁路径的另一个因素。三是关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理论，这是诺斯全部理论的归宿，意识形态和文化最终决定了包括政治市场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的长期发展路径。我们下面的分析将要说明，这三个要素一个也不能成立。

　　制度的报酬以及制度的绩效

　　要谈论制度的报酬递增，首先需要弄清什么是制度的报酬。按照经济学上的常识，制度的报酬应当是指制度的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差额。因此，要确定制度的报酬又需要清楚地定义制度的成本和收益。然而，什么是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呢？如果假设社会是由同质的个人组成的，由于制度无疑是一种“公共产品”，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就都应当是社会的。但是，在坚持作为新制度主义首要假设的个人主义的前提下，社会的成本和收益事实上是无法确定的或不真实的；福利经济学的效用加总问题和阿罗不可能定理，已经说明要从基于个人效用的成本—收益计算中导出社会的成本和收益，会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严重的问题是，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就并不是由同质的个人组成的。事实上，社会中存在相互间具有利益差别、矛盾以至冲突的不同集团、不同阶层和不同阶级，任何个人都是从属于一定利益集团、阶层和阶级的。而在不同的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并不存在对于成本和收益的一致评价标准。在封建制度下，对农奴来说是成本的劳役、贡赋或地租，恰恰是封建主的收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从定为成本的工资，在工人来说恰恰是收益。

　　这就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所谓制度的报酬，究竟是社会中哪个集团、哪个阶层、哪个阶级的报酬？建立制度所耗费的沉没成本，以及由于制度的确立而产生的学习效应、协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究竟使得哪个集团、哪个阶层、哪个阶级的报酬递增？是否存在与社会的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层、不同阶级的划分完全无关的中性的制度报酬及其递增？既然文明社会中迄今一直存在着相互间具有利益差别、矛盾以至冲突的集团、阶层和阶级，中性的制度报酬就是一个难以成立的概念。正如A.A.施米德所说，“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不可能有总的成本—收益计算。”他还针对诺斯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依据总的成本—收益分析对经济史的解释指出，“A的机会对B意味着一种成本（放弃的机会），反之也一样，那么同时考虑双方的成本是不可能的”（注：A.A.施米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56页。）。

　　除了不成立的中性制度报酬之外，诺斯有时又把统治者通过税收寻得的租金，说成是制度的报酬。从这个意义上说，给定统治者建立和维持强力机构的成本，赋税征收得越多，统治者的净收益即制度报酬就越大，既存制度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就越是能够按既定路径长治久安。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往往是制度崩溃的直接原因。法国大革命的诱因，不就是国王想要增税以提高自己的“制度报酬”吗？诺斯的祖国之所以爆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导火线不也是英国统治者企图增税以增加自己的“制度报酬”吗？但按照诺斯所谓路径依赖的逻辑，应当发生的是完全相反的事情。总之，诺斯的所谓制度报酬递增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模糊概念。由这样一个概念引出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也只能是缺少根据的杜撰。

　　在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体系中，与递增制度报酬概念并列的，还有一个作为不同制度效率评价和比较标准的制度绩效概念。按理说，如果中性的制度报酬概念能够成立，再提出一个制度绩效概念就是多余的，因为人们完全可以直接根据不同制度所提供的报酬的多寡来判断它们的效率差异。但是，即便存在中性的制度报酬递增，它也已经被诺斯派了规定路径依赖的用场，而且它有可能导致恶性的路径依赖，因而就有必要另设一个比较制度效率的标准。

　　西方经济学中通行的帕累托效率标准能否用作制度绩效的标准呢？一些西方学者已经对此作出否定的回答。E.G.福路布滕和R.理奇指出，这样做会碰到社会福利边界上存在多个帕累托解的问题；离开了一定的价值判断，无法对这些解进行比较。（注：E.G.Furubotn and R.Litc-her,"The New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Economic History——Ed-itorial Preface."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145(1989):1-5.）事实上，帕累托最优状态是随一定制度框架所包含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状况、政治结构、法律和伦理规范而变化的。D.W.布若姆利认为，将帕累托标准当做制度效率标准，是“经济的制度结构与可以从这个制度结构中引出的效率判断之间的循环论证”（注：D.W.Bromley,Economic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Public Policy,Oxford:Blackwell,1989.）。B.维拉据此强调：“必须认识到的是，既然帕累托最优状态是由制度结构确定的，将它当成制度分析的评价标准就是毫无意义的。”他还进一步指出，用潜在的帕累托状态即补偿检验作为制度绩效指标，也会碰到类似的困难，因为正式制度结构所包含的权力对比决定了什么是损失，以及谁应当获得补偿和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补偿。（注：B.Vira,"The Political Coase Theorem:Identifying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lassical and Critical Institutionalism."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XXXI,September,1997.）此外，帕累托状态是一个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标准，将其运用于动态的制度变迁过程是让人难以理解的，因为在不断流逝的历史中，制度的选择集合是开放的、随时间变化的。

　　诺斯大概也看到了这些问题，因而提出了一个“适应效率”(adap-tive efficiency)，实际上就是财富总量的增长率，来作为帕累托标准的替代品。在他看来，所谓制度的无效率，意味着建立了一个不能导致经济增长的约束的集合。但是，对于制度绩效的评价来说，总量经济增长率仍然不是一个中性的标准。在存在不同社会集团、阶层和阶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情况下，社会的净收益即财富的增长额是很难明确定义的。正如布若姆利所说，“什么算是产出，什么被认为是增长，相当程度上是由公共选择决定的。成本和净产出的价值都取决于制度结构，因而不能用作不同制度结构的规范的评价标准。”维拉也指出，“谁具有初始的权利，谁就有权决定什么是成本，但具有降低成本的能力并不能为初始的权利提供法律上的根据。由于这些成本是选定的制度结构的函数，用总经济增长作制度比较的标准，同用帕累托效率作标准一样，是一种循环推理。”施米德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分析需要有关于价值判断的清楚陈述来指导，不能用看似中性语言的效率和增长来判断不同制度的优劣，而应当直截了当地提出在不同制度下谁受益、谁受损的问题。虽然诺斯想要避免潜在帕累托标准的问题，但他的适应性效率还是和补偿检验纠缠不清。例如，他在谈到有效率的政治市场时说，“它所需要的条件是很容易陈述的，即所制定的法律应使总收入增加，以及受益者应以一个十分低的交易费用向受损者提供补偿以使双方认为联合是值得的。”这就等于说适应性效率与潜在帕累托标准没有区别。在施米德看来，诺斯鼓吹貌似中性的效率标准，不过是为了掩盖其中包含的肯定既存权力结构的价值判断，实际上充当了“经济分析中的高级牧师”的角色。

　　政治的科斯定理

　　在诺斯的理论体系中，零交易费用或低交易费用的“政治市场”是校正低效率路径依赖的法宝。在诺斯看来，不发达国家之所以闭锁于低效率的制度变迁路径，原因就在于政治市场的交易成本太高，政治市场不完善。怎样才能提高政治市场的效率呢？诺斯的回答是使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接近于科斯的零交易费用模型。显然，他开出的这剂药方是否能够奏效，取决于政治的科斯定理能否成立，即政治市场以及政治交易费用的理论能否成立。

　　让我们从“政治市场”说起。这个概念是将交易经济学(catallaxy economics)推广到政治领域的产物。严格地说，诺斯所谓“政治市场”不仅是指在一定宪政秩序下发生的、旨在改变政府政策的“院外活动”之类的政治交易，而且是指以包括宪政秩序在内的政治制度本身为对象的交易活动。但是，作为政治交易依以发生的框架的制度，尤其是宪政秩序，能够成为交易的对象吗？就拿诺斯赞不绝口的英国1215年大宪章来说，虽然因在法律上肯定了新兴市民阶级的若干权利而对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它也不是进行宪政制度交换的结果，而是在保持封建宪政构架前提下对王权过度膨胀的限制，是置王权于封建宪政的约束之下。有历史学家指出：“实际大宪章是一个封建性的政治文件，其主要内容是保障封建主的权利”，“大宪章的多数条文重申封建贵族和教士的权利”，“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它未给予任何保障。”而且，大宪章也绝不是市场交易的产物。无地王约翰是在武装反叛的胁迫之下签署大宪章的，不久就加以否认，君臣之间的内战一直打到他死才停止。以后继位的亨利三世以及爱德华一世，也是经过叛乱和内战的教训才就范的。（注：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9-172页。）而17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更是与诺斯的政治市场交易无关，而是经过两次内战、军人独裁和一次政变才完成的。其间，在诺斯看来原本应当成为政治市场交易一方的国王，杀头的杀头，逃亡的逃亡。据诺斯说是由大宪章启动的良性路径依赖的产物，而且交易费用最低的美国式“自由制度”，也是经过血腥的战争才得以确立的。《独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逊的名言“自由之树应不断用爱国志士和暴君的鲜血来浇灌”，看来是被诺斯这个历史学家有意地忘记了。但是，可以忘掉但无法抹煞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政治制度的市场，尤其是宪政制度的市场，从来就不存在，它只是一种新制度主义的幻觉。

　　政治制度的市场之所以不存在，原因在于政治关系与市场交易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规定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统治与从属、主导与依附的关系，其基础是支配经济资源以及政治资源、军事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权力在不同社会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的分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强制；后者规定的是自由和平等的交易主体的相互关系，其基础是交易者之间权利的平等，以及权利交换的互利性和自愿性。政治关系，尤其是宪政秩序，规定了哪些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权利平等的交易主体的相互关系的性质，以及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交易的具体社会经济意义。例如，奴隶制的宪政秩序规定了平等的权利关系只可能发生在自由民之间，而不可能发生在自由民与奴隶之间。又如，在资本主义的宪政秩序下，资本家和工人在“劳动市场”上是作为权利平等的交易主体相互对待的，但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却是以实质上的强制为基础的：虽然工人具有选择雇主的自由，但如果他除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他就没有不受雇的自由。事实上，如果真的存在什么平等和自由的政治市场，那也只适用于在一定宪政秩序框架中居于统治和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阶层或阶级内部不同成员的相互关系。重要的政治制度变迁，尤其是宪政秩序的变革，意味着旧秩序下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权力结构的解体，意味着对原先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阶层和阶级的权力的全部或大部的剥夺。这个意义上的社会制度变迁，根本不可能通过自由、平等的市场交易来完成。因此，用高交易成本政治市场来解释制度变迁的失败，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正如维拉在批评政治科斯定理时指出的，“……对变革制度企图的失败的新古典解释强调交易费用，是（将交易成本理论）用错了地方。制度变革未能发生的原因并不只是补偿受损者的谈判的高交易成本。合意的变革往往遭到受损者的抵抗，解决办法也并不总是使受损者得到补偿。制度变革通常是没有补偿的。”

　　其实，即便是一些持“科斯立场”或新制度主义立场的西方学者，对无限制地扩大交易费用理论的应用范围，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例如，布坎南和斯塔布列宾就曾指出，“科斯的分析只适用于厂商之间的外部性关系”，将科斯定理推广到其他类型的相互作用，即使是经济领域内的其他相互作用，也是有问题的。（注：J.M.Buchanan and W.C.Stub-blebine,1962,Externality.Economica(NS)29(1962).）然而，就是撇开这类问题，假定诺斯所说的那种政治市场存在，所谓“政治交易费用”能否成为政治市场的效率标准，也大成问题。

　　这里，首先碰到的麻烦是：撇开制度的收益，单用交易费用能否对政治市场的效率作出判断。只有真实的收益与真实成本的差额即净收益，或者说制度的报酬，才是比较不同社会的政治市场效率差异的合理标准。然而，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所谓制度的收益或报酬，是一个模糊甚至虚幻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不计收益，而将政治市场的效率比较仅仅归结为它们在交易成本上的差异。可见，把收益从交易成本分析中排除并非出于阐述上的方便，它对于诺斯来说，是一项分析上的必要条件。但是，抛开收益来比较成本是毫无意义的。要想使交易成本的大小成为政治市场效率的标准，办法之一是假定作为比较对象的不同政治市场交易所提供的毛收益相等。可是，不仅这种假设只能靠巧合来满足，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还会碰到如何确定政治制度的收益这一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

　　退一步说，即便脱离制度收益的交易成本能够成为政治市场的效率标准，它也是一个没有时间维度的静态比较标准。这样一个标准，以及以其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不能用作解释作为动态过程的制度变迁的。除非在创世纪的神话中，上帝在造出亚当和夏娃的同时，再奉送给他们一份关于将要在没有终点的时间长河中发生的形形色色制度的完备菜单，以备这对夫妇及他们的子孙随着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主观偏好的差异和变化，运用成本—收益计算方法，在这个菜单中进行选择。这正是诺斯教授为我们创造的新神话。这说明他这个历史学家，不懂得赫拉克利特那个“你不可能踏入同一条河流两次”的历史的辩证法。这与上面谈到的与收益无关的交易成本问题是有联系的：按照新古典理论，要将收益从分析中排除掉，只有在零利润的一般均衡的条件下才能做得到。而根据一般均衡的定义，在这种状态中是不存在任何改变现状、进行交易的激励的。对于制度变迁分析来说，这意味着变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只由交易成本计算推动的政治交易及制度变迁，是一种悖论。这是给动态过程穿上比较静态分析的小鞋导致的荒谬结果。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作为新制度主义支柱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比较静态性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它不能用作分析本质上是一个进化过程的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注：例见G.Slarter and D.Spencer,"The Uncertainty Foundation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March 2000。）进化经济学引入路径依赖方法的目的，就是要用它取代交易费用这个静态的分析框架。诺斯却硬将这两个根本冲突的理论拼凑在一起，实行一种方枘圆凿的荒谬结合。

　　意识形态、文化和认知结构

　　我们已经知道，诺斯将制度初始选择的差异归结于意识形态或文化的差异。这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文化的差异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诺斯并无十分明确的回答，但从他对“大脑对信息的处理方式”的重要性的强调可以推知，文化的差别来自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即认知结构的差别。他说，“大脑对信息的处理方式不仅是制度存在的基础，而且也是理解非正规约束在构成社会短期与长期演进中的选择集合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关键。”至此，人们终于可以看清楚本文一开始引述的两个历史之谜的谜底。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同民族的大脑处理信息方式不同决定文化上的差别，“决定了历史上社会、政治或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由此又可以推知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某些民族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的笨拙从而其文化的低劣，可以“解释那些经济绩效极差的经济生存了相当长的时期”。（注：诺斯将文化的差异归结为认知结构的差异时，其灵感可能来自以利瓦伊－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中的法国结构主义学派。这个学派认为，文化差异的关键在于认知结构——人类心智利用现实的模式，不同人群精神结构的差异决定了社会结构的差异。但是，法国结构主义还认为，在认知结构的差异下，存在着一个所有人类社会都相同的基本的精神结构基础。利瓦伊－斯特劳斯的多数研究都在描述这个基本的和普遍的精神结构。诺斯的理论中却有一种否认人类普遍精神结构的倾向。F.普洛格等人指出，法国结构主义的理论只是“不能被科学证实”的猜测，这种理论“已经被许多人类学家抛弃。”（F.普洛格、D.G.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9-51页。）

　　显然，所谓文化和意识形态决定初始选择，而制度报酬递增和政治市场的高交易成本决定由初始选择规定的长期发展路径，不过是拐弯抹角地重复了“人们的意见决定历史”这样一种陈腐的历史观。我们在诺斯的著作中确实可以看到美国废除奴隶制是因为“废奴集团的宗教狂热，……加上北方选区对奴隶制的无道德的信念的增加”导致南北战争，美国农民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原因“只有在行动者的主观逻辑下才能弄清”，以及法律解释上的变化是因为“法官的主观看法改变了”之类的说法。但是，对于人们的意见即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发生改变，除了正规制度“降低了人们表达自己的信念的价格”之类含混的说法之外，诺斯没能提供任何清楚的解释。如果将“正规制度降低了表达主观信念的价格”理解为正规制度决定意识形态的变化，则诺斯又陷入了意见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意见这个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循环论证：假如制度由预先存在的意识形态决定，意识形态就不可能由制度产生；而如果是预先存在的制度决定意识形态，制度就不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当然，诺斯可以争辩说，制度和意识形态是相互作用的。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因为，这里的问题是，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存在，是二者相互作用的前提；要说清楚它们的相互作用，首先要弄清二者各自的存在根据。

　　至于将意识形态或文化的差异归结为“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或认知结构的差异，并将其视为“路径依赖的来源”，则隐含着我们在前面已经揭明的那个推论：拙劣的认知结构所决定的低劣的文化，使某些民族长期闭锁于低效率的发展路径。这里要强调的是，这是诺斯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理论必然要导致的结论。因为，按照判断制度绩效的适应性效率标准，效率的高低体现制度的绩效，而由制度的绩效则可反推出认知结构的优劣。事实上，诺斯是作过这种推理的。他说：“尽管我们没有一个对社会伦理规范的合理解释，但我们能在博弈论逻辑下建立一个关于伦理规范的财富最大化模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实证上揭示和检验什么样的非正规约束最有可能产生合作行为，或这类非正规约束的渐进变化将如何改变游戏，以此来增加（或减少）合作结果”。诺斯这些说法所包含的“政策性结论”是很清楚的：经济上落后国家的人民，必须将美国人的认知结构移植到自己的大脑中，彻底放弃自己的文化，才有可能摆脱低绩效的路径依赖。对这样一种隐隐散发着文化霸权主义以至种族主义气息的理论，还值得费更多的笔墨来评说吗？

　　二、马克思的故事

　　马克思破解历史之谜的钥匙

　　马克思的全部故事是从对这样一个事实的陈述开始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9页。）

　　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始终认为一切历史变迁的最终原因，存在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中。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从未深入地思考过，甚至未能清楚地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意识形态的来源是什么？政治变迁的动因又何在？马克思赋予人类的生产活动以“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历史观的伟大变革，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合理的答案。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这一伟大发现的意义时指出：“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5-336页。）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基础上的。要想颠覆这一学说，就必须颠覆这一事实。但是，即使是马克思的最激烈的反对者，恐怕也不会愚蠢到试图这样做，因为这意味着要求人们停止生产、饿着肚皮来创造历史。

　　在马克思看来，既然生产是历史的基本前提，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社会制度的本质或基础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即社会的经济结构。他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包括法律、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破解诺斯所提出的两个历史之谜的钥匙。而诺斯之所以让马克思的理论搞得不愉快，是将这个理论运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得不出这种制度将在良性路径依赖下万古长存的结论。相反，马克思根据自己的理论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像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形态一样，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作用下由盛转衰，并为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所替代。（注：与诺斯的不愉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熊彼特对马克思的这种“社会进化”理论的高度评价。他说：“马克思的理论具有一种为其他经济理论所没有的意义，即它是进化的：它企图揭示这样一种机制，仅仅由于这种机制的作用，不借外部因素的助力，就会把任何一定的社会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社会状态。”他还指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呈现出“一种经济过程内在进化的伟大景象”，“这种过程以某种方式通过积累发生作用，以某种方式摧毁了竞争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后者将以某种方式让位于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正是这个事实，并且仅仅是这个事实，使我们有权把马克思称为伟大的经济分析家。”（《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97页））

　　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社会制度的不同演进模式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人类历史上相继存在的各种社会形态或社会模式，归根结底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所谓历史上社会制度演进的不同模式，实际上也就是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结构，以及与一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和法律的上层建筑。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由于散居世界各地的原始人群控驭自然的能力很低，作为他们生存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动植物种类等自然禀赋方面的差别，造成了活动在不同地区的原始人群的不同生产方式，即他们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的不同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上的差异，又是包括宗教信仰、伦理规范、生活习俗、语言和思维习惯等等在内的世界各种民族文化差别形成的客观根据。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否认文化上的差异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影响，但与诺斯不同的是，它是从不同民族从事生产活动的物质条件的差别来理解和说明文化差别，而不是将文化上的差别归结为先验的主观模式或认知结构上的差别。

　　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但认为不能将民族文化差异对制度模式的影响过分夸大，从而否认整个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轨迹的统一性。事实上，世界各个地区的社会制度变迁是遵循着一个大致统一的轨迹的。而这种统一性，正是由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上层建筑必然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也就是说，在相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文化传统不同的民族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尽管各具特色，但其基本构造是类似的。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对北美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婚姻关系、财产观念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与古代希腊和古罗马的制度作比较，发现印第安人的制度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制度在基本构造上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因为人类的起源只有一个，人类的发展进程基本上也是相同，只是在各大陆采取了不同的但是一致的进程，所以在达到同等进步状态的一切部落及民族中都是极其相似的。因此，美洲印第安人诸部落的经验，或多或少地代表处于与他们相应状态的我们远祖的历史及经验。构成人类记录之一部分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制度、技术、发明以及实际上的经验，实具有超越印第安人种族本身界限的高超价值。”摩尔根还指出：“以上所叙述的这一知识，本质地改变了从来流行的野蛮人、开化人与文明人之间关系的见解。到现在我们可以以确实的证据说：恰如文明时代以前我们知道存在开化时代一样，在人类一切部落中，于开化时代之前也存在有野蛮时代。人类的历史都是同一源泉、同一经验和同一进步的。”他根据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事实强调：“人类从阶梯的底层开始、而渐次上升的这一重要事实，由连续而发明的生存上的诸技术而明白地显现出来。在他们这一方面的技能上，乃是决定人类在地球上获得优越权的整个关键。……所以人类进步上的许多伟大时代，多少都直接地与生活资源之扩大相一致。”（注：摩尔根(L.Morgan,1877)：《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5、2、28页。）显然，摩尔根讲述的是一个与马克思相同的故事。而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则明显地带有否定人类社会制度发展的统一性的倾向。（注：新进化论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虽然强调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主张“多线进化论”，但同时认为，通过对不同社会变化顺序的比较，有可能发现某种文化交叉的规律性。他注意到，在古代世界发展起来的复杂的国家社会，例如近东地区、墨西哥、北部秘鲁、埃及和中国，似乎是在同一种情形下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区都处在干旱和半干旱的自然环境下，都发展出发达的灌溉技术。斯图尔德由此推断出，面临相同环境适应问题的社会将会产生相近的技术，而且，在它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些社会的政治制度也将沿着相近的道路发展。也就是说，生活在大致相同的环境下、从而发展出相似技术的不同民族，也会发展出相似的文化。（F.普洛格等：《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第43-44页）可见，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也不能成为诺斯那种彼此隔绝的发展路径理论的证据。）实际上处于统一发展轨迹上的不同阶段的各民族的社会制度差异，按照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却成了类似于生物进化分叉造成的不同物种之间那种彼此隔绝的发展路径。可见，诺斯的眼界还没有超出摩尔根一百多年前就批评过的那种“从来流行的野蛮人、开化人与文明人之间关系的见解”。正因为如此，他才试图建立一个适用于一切社会制度形态的经济绩效标准。但这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毫无意义的。将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印第安部落的南瓜、玉米的增长率，与近代工业国的机器生产的增长率相比较，并由此得出前者的制度绩效不如后者的结论，不过是闹笑话而已。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社会制度，即任何生产关系及竖立于其上的法律和文化等上层建筑，都不可能是常盛不衰的。因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原先是生产力适当形式的一定社会制度，最终将转变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由于有生产力这个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的作用，脱离整个人类社会演进的统一轨迹的不变路径依赖是不存在的。纵观历史，任何民族的长期制度变迁都是繁荣与衰退交替的过程，并不必然存在完全衰退或完全繁荣的制度变迁路径。为诺斯称道的由于制定了“大宪章”而进入良性路径依赖的英国，为什么20世纪未以来日见衰落，以至从“日不落帝国”下降为一个二流国家？为什么在诺斯看来因11世纪王权膨胀损害了私人产权而陷入恶性路径依赖的西班牙，最终也建立了与英国类似的制度，并成为与英国的发展水平相差无几的工业化国家？这些事实，都是诺斯那个虚构的路径依赖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而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世界历史上各国繁荣与衰退的反复交替，正是这些国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必然表现。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阶级斗争及它所导致的社会革命，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生产力冲破旧制度的桎梏、创造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形式的重要杠杆。但是，正如我们在分析诺斯的制度报酬和政治市场理论时已经说明的，在诺斯的论述中，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起作用的只是一些社会属性不明的所谓政治或经济的企业家，制度变迁是通过他们所从事的政治买卖而不是社会革命来实现的。诺斯也承认自己“没有提供一个革命的理论”，未能说明“常常是暴力和革命的结果”的“非连续性变迁”。事实上，以个人主义的自利人假设为全部理论出发点的诺斯，始终企图从超历史、超阶级的个人动机中去寻找制度变迁的原因，时时为“搭便车”之类“自利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困扰，因而无法理解更无法解释以千百万人的牺牲为代价的社会革命，最后只好将革命归结为某种意识形态影响人们行为的强度。而马克思则从作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自然历史过程”的生产力发展突破旧生产关系束缚的要求，从代表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与代表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旧制度的反动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中，揭示出在人类社会的重大制度变革中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从而对社会革命做出了合理的说明。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马克思虽然提供了一个改变宪政制度的社会革命理论，但未能提供一种解释一定宪政秩序内的渐进性制度变迁的理论。对于这种争辩的回答是：对于渐进性的制度变迁，马克思的理论也是有很强的解释力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就对手工工场向机器工厂的技术变迁如何使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转变为“现实的隶属”作了详细的阐述，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产生到成熟的渐进发展。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的发展上，说明了股份制这种社会资本替代个人资本的演化过程。而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宪政秩序内的渐进改革，无论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还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迁，从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理论为指导的，——这不仅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力的印证，而且是马克思理论的巨大实践力量的展示。

　　马克思认为，在考察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的社会制度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将社会制度的变迁归因于文化、观念的改变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能够跳出18世纪启蒙学者的循环论证的牢笼，对文化、意识形态的变化作出唯物主义的合理说明。诺斯的看法正好与马克思相反，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被他归结为人们主观模式或观念的变化。而在无法回答观念为何变化时，他又乞灵于意见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意见的循环论证。可见，诺斯的历史观，不过是早就为马克思所超越了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现代翻版。在这种陈腐历史观的支配下，作为经济学家的诺斯，连在自己祖国历史上发生的南北战争，都无法从社会经济根源上加以说明，而将这场导致美国社会制度巨大变革的革命归结为“废奴集团的宗教狂热”、“对奴隶制无道德信念的增强”。在这个问题上，诺斯的见识不如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美国学者比尔德夫妇。他们指出，“在这次大变革中，北方和西方的资本家、工人和农民推翻了南方种植场主在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力。”（注：C.Beard and M.Beard,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New York,1927.）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则进一步指出：“这场战争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它所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这场战争的总的后果在于它清除了资本主义道路上的障碍，同时刺激了这个制度，使它大大发展起来。”（注：W.Z.Forster,The Negro People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1954.）事实上，脱离开美国生产力的发展与农奴制生产关系的冲突，离开了作为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力图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范围的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和渴求土地的广大农民与南方奴隶主的经济利益冲突（注：刘祚昌：《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是根本无法解释早在古代就存在的“奴隶制无道德的信念”为什么会在南北战争前后突然发扬光大起来。

　　为什么落后的经济方式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存在

　　对于诺斯提出的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应当是：为什么在大致统一的社会发展轨迹上，不同的民族前进的速度有快有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必须根据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而决不能像诺斯那样用一个漏洞百出的路径依赖模型来说明。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根据马克思的方法，从各民族生产力和社会制度发展的具体条件中，归纳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大致合理的一般性答案。

　　世界各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首先与这些民族生存的自然条件的不同有关。自然条件的不同，不仅决定了不同民族生产方式的差异，而且决定了它们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物质需要所付出的努力程度的差别。一般说来，在比较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所需要付出的努力比较大。而这种较大努力的报酬，不仅是生存需要的满足，还会伴随着生产知识的较快积累，利用自然以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即生产力的较快提高。简言之，在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界挑战较严峻的地方，经济发展较快，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演进相应较快，反之则反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是从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挑战和应战”来说明世界古代历史上各个主要文明的兴起的。他对历史事实的归纳表明，面临较严峻自然挑战的民族，往往能够创造出领先的文明。（注：汤因比(A.J.Toynbee,1956)：《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同时，还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是能够通过人的努力加以改变的“较恶劣”的自然条件，而不是超过人类既有能力的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事实上，某些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停顿，是由于自然条件过于恶劣的限制。不过，将各民族发展的差异归因于自然条件的差别，主要适用于各民族交往不太发达的古代。这正如王亚南先生所说，“愈往过去，社会生产力愈不发展，它克服自然障碍，打破地域限制，使各国道一风同、比肩前进的可能性就愈小了。”他认为，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原则”（注：王亚南(1946)：《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但是，随着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的发展，自然条件差异造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别，在历史上是呈缩小趋势的。（注：F.普洛格等人类学家指出，随着工业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文化和种族的差异已大为缩小，……早期的人类学家曾极力去解释世界各种文化的差异，但现在世界的文化已经变得越来越相似了。”（出处见F.普洛格前引书，第271页））一般说来，这只是不同民族在大致统一的社会变迁轨迹上分出先后的初始的、次要的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一定历史阶段内包括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具体形式。马克思在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时，明确地指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不能忽视的反作用。恩格斯对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作过这样的说明：“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1页。）意识形态也具有类似于国家政权的这种反作用。一定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当它在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时，是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的，而总是要凭借自己掌握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来镇压和抑制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兴阶级的变革要求，维护旧的生产关系，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结果就会造成恩格斯所说的第三种情况，从而形成该社会生产力停滞、社会制度变革迟缓的局面。而这种反作用能够使旧生产关系在多大程度或多长时期内压制生产力的进步，或抗御住生产力进步的冲击，则与既存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韧性有关。一般说来，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发展得越健全越完善，其韧性就越强。

　　如果说上述政治制度结构的韧性，是世界历史上某些民族在较长时期内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内因，那么，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以及在这种交往中形成的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则有可能成为某些国家长期难以摆脱相对落后状态的外因。在国际交往和经济联系还不太发达的古代，这种外因的作用表现得还不太明显。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国家的兴起，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说的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逐渐形成（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历史日益向世界历史转变，它的巨大作用也日益凸显出来。将市场拓展到全世界，既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而这是以使相对落后的国家殖民化的方式来实现的。这种殖民主义扩张，对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殖民化对象的落后国家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摧毁了这些国家的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瓦解了旧的经济结构，为新的生产方式在这些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外部刺激；另一方面，它又以对这些国家经济资源的或公开或隐蔽的掠夺对这些国家经济造成巨大的摧残，极其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经济自主发展的活力。纵观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史，从重商主义时代的天良丧尽的奴隶贩运、鸦片贸易以及对美洲贵金属的无耻抢劫，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不平等贸易和资本输出，以至原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民族独立的所谓“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工业、技术和金融依附，应当说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扩张的后一种作用超过了前一种作用。这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剥削制度的固有逻辑在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上的必然表现。

　　事实上，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国家的发达，始终是以处于这个体系外围的后进国家的不发达为条件的。而要保持这个条件，就必须保持中心对外围的经济优势和政治统治，使外围依附于中心，遵从中心规定的游戏规则。中心国家为了保持其对外围国家的统治，往往与外围国家中代表旧制度的反动统治阶级结盟。旧中国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位一位的统治，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南美洲国家封建地主和反动军人政权的相互勾结，是另一个典型例证。对此，王亚南先生曾有这样一段精辟的分析：“……在一切为帝国主义势力侵入的落后国家，假使不是变成完全的殖民地的话，就只能有这样的前途：原来的封建体制，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资本逐渐渗透进来的情形下，不可能不陷在动摇解体的过程中，但同是帝国主义的商品和资本的侵入，又不允许它好好地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化。结局，一般地讲来，这个社会，就只能看它所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支配和影响的程度如何，把不利于这种势力扩展的封建因素破坏，把有利于它的封建因素保留下来；把妨碍它扩展的资本主义成分（民族资本主义成分）压倒，把依附它的资本主义成分（买办资本主义成分）扶植起来。因此帝国主义对于落后社会的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化运动，与其说是由他们直接进行的，毋宁是由他们通过落后社会的统治阶级、封建官僚阶级，按照他们的意旨来进行的。结局，大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就在帝国主义利益的统一要求下，变成相互依存和三位一体的‘通家’。而这种社会的经济，也只能采取一种把封建剥削做基础，而在这上面建立起买办官僚资本的特殊支配形态。”王亚南先生还进一步强调：“应该说，对于正常发展显得非常特殊的这种经济形态，在一切受着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社会，毋宁是非常一般的，虽然其发展的程度和表现形式，因各别社会的不同历史条件而各不相同。”（注：王亚南前引书，第3页。）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后进国家要按西方的样板复制出一个本民族的发达资本主义，是十分困难的。正因为如此，列宁、毛泽东这些马克思的后继者，才采取了冲破帝国主义控制的薄弱环节的革命战略，创造性地实施了马克思那个著名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构想，选择了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在后进国家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道路。这大概也就是诺斯认为他们的著作“更加有害”的原因。

　　诺斯经常以拉丁美洲国家的落后为例来“证实”自己的理论。但是，在依附论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的一大批拉丁美洲经济学家，则程度不同地得出了与马克思的后继者类似的结论。他们所说的依附，就是外围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扩张受到中心国家经济发展和扩张制约的情况。在“依附的发展”状态下，外围国家的发展只是中心国家自主扩张的被动反映。多斯·桑托斯指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依附性关系，是以中心国家跨国公司的垄断性控制、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统治、以及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垄断为基础的；这种依附性的生产体系不断再生产出外围国家依附中心国家的经济政治结构，外围国家不得不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与中心国家进行贸易和竞争，必须强制地推行对劳动力的超级剥削关系和贫富两级分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而由此形成的经济剩余，一部分为国内反动统治阶级非生产地消费掉，另一部分则流向中心国家，成为其资本积累的重要源泉。（注：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1975)：《帝国主义与依附》（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长期担任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普雷维什的结论是，“我们可以按照中心的模式发展的这种神话正在消失”，“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自发扩散的神话也正在消失”，“发达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向心性的、吸收性的和统治性的。它的扩展是为了利用外围，而不是为了发展外围。世界体系中的矛盾是非常严重的。”（注：普雷维什(R.Prebisch,1981)：《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尽管拉丁美洲学派的某些具体政策主张有失偏颇，但其理论无疑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诺斯却不着边际地将拉美国家的问题归结为在11世纪的反摩尔人战争中形成的西班牙专制王权造成的路径依赖，认为拉美的问题出在“承袭了西班牙—葡萄牙的集权与官僚化的传统”。

　　三、结语

　　至此，读者恐怕已经能够对诺斯和马克思的两种社会制度变迁理论的优劣作出判断，笔者也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诺斯的路径依赖学说是一个东拼西凑、牵强附会、在逻辑上根本不成立，并且对实际历史进程的解释力几乎为零的理论。它不仅无助于破解历史上的社会制度变迁之谜，而且本身就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虽然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得出的关于现代社会发展方向的预见，还有待于今后历史发展实际进程的进一步验证，而且也不能说它在一切细节上都是无可挑剔的，但这个理论本身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并且在总体上能够得到历史事实的坚强支持。遵循这个理论，是可以在纷繁的历史现象中理出一条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清晰线索的。可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解释，至今仍然是所有历史理论中最有说服力的。

    从自然科学中引入“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概念，是道格拉斯·C·诺斯教授的新经济史学的一大特色。按照他的说法，这是“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注：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0页。下文凡引自该书者不再一一列注。）。凭借“路径依赖”，他试图解决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社会、政治、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第二，我们如何解释那些经济绩效极差的经济还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诺斯在阐述其路径依赖理论时，仍然不能忘怀马克思。他说：“马克思的故事得出的结果是乌托邦的（尽管沿着这一方式继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更加有害）。这一研究中的制度分析没有承诺提供一个愉快的结果。”所谓马克思的“故事”，是指马克思将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19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国家发展的现实而揭示出来的制度变革趋势。显然，就制度变迁道路问题对马克思与诺斯的理论进行比较，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马克思及其后继者为什么弄得诺斯不愉快，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帮助我们搞清：到底是提供了令人愉快结果的诺斯的故事，还是没有承诺提供一个愉快的结果的马克思的故事，指明了分析社会制度变迁的正确方法。

　　一、诺斯的故事

　　关于路径依赖方法

　　按照较早用路径依赖方法来研究技术变迁的经济学家保尔·大卫的说法，某一过程的路径依赖后果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的随机非线性动态系统，“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如果它们在结构上未受扰乱，就不能摆脱过去事件的影响，而且它们没有一个在整个状态空间上连续的、有限制的不变概率分布。换句话说，它们被吸入若干可能的‘吸引子’(at-tractors)中的哪一个的领域之中，……，从特征上说，取决于某些在这个过程的历史的较早时刻占优势的偶发和瞬时状态(aleatory and t-ransient condition)的持续影响。”（注：P.David,Why Are Instit-ution the"Carriers of History":Path Dependency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ventions,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Vol.5,No.2,1994.）也就是说，具有正反馈机制的非线性动态系统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就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径也很难发生改变，即形成一种“不可逆的自我强化趋向”。（注：U.W-itt,Evolution Economic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3,p.xxi.）在经济领域内，报酬递增就是一种正反馈机制。W.巴兰·阿瑟（注：W.B.Arthur,"Competing Technologies,Increasing Returns,and Lock-in by History Events."The Economic Journal,99(March,1989).）、保尔·大卫等人运用路径依赖的分析方法，首先对技术变迁问题进行了分析，后来这种方法又被某些学者用来解释某些产业组织的演化过程。他们认为，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在可替代的技术和组织方案中，具有现实或潜在优势的技术和方案可能落选，较差的技术和方案可能被选中，而因为存在由沉没成本、学习效应、网络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等造成的收益递增，技术和组织演进轨迹往往陷于难以摆脱的“闭锁”(lockin)状态。

　　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对路径依赖方法在经济上的运用持保留态度。威廉姆森就认为，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并无“数量上的显著性”。例如，在他看来，被阿瑟当做技术路径依赖案例的录像机技术选择和核反应堆技术选择，“尽管都是路径依赖的有趣例子，但‘获胜’的技术并不明显地劣于失败者，甚至获胜者是否劣于失败者也完全不清楚。”事实上，大卫那个QWERTY键盘对DSK键盘的经典案例（注：QWERTY打字机键盘布置于1870年被发明出来之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932年有人发明出据说可以大大提高打字速度的DSK键盘，但这种键盘未能推广开来。大卫等人将这个事例当做路径依赖的一个重要证据（P.David,"Clio and Economics of QWERTY"，载Economic History,May 1985），认为对QWERTY键盘的路径依赖排斥了效率更高的DSK(The Dvorak Simplified Keyboard)键盘。但是，后来有人对这一案例的重新调查和实验表明，DSK键盘未能被采用的原因，虽然与QWERTY键盘的收益递增有关，但主要是因为QWERTY键盘具有DSK键盘所没有的技术优势。（见S.Liebowitz and S.Margolis,1990,The Fable of the Keys）），已被进一步的调查和实验所推翻。威廉姆森据此指出，“在QWERTY键盘案例中，路径依赖对效率只有轻微的影响。”至于某些学者就某些行业的产业组织演进中的路径依赖进行的计算机模拟，威廉姆森也认为，这只是说明路径依赖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是，“将这类实验描述为对于‘偶然性和理性相对作用’的检验，尚为时过早。”他还进一步指出，尽管存在路径依赖现象，“然而，这并不能使我得出不变的键盘布置是从1870年至今打字机技术发展的最重要属性的印象。如何解释机械技术方面的改进？如何解释电动打字机的出现？如何解释个人计算机和激光打印机的发明？其他‘结构上优越’的技术都被忽视了吗？如果更有效率的技术或迟或早总是会取代较无效率的技术，难道应当把它（指路径依赖）当做特征性的现象吗？”威廉姆森的结论是“节约”(economizing)即对提高效率的追求，才是技术和组织变迁中的主要现象。（注：O.Williamson,1995,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The Hand 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edited by Smelser and Swedbery,Princeton Press.）近来，列波维茨威和马格利斯从对美国所谓“新经济”中有关高技术行业的路径依赖的若干重要案例的研究中，也得出了与威廉姆森类似的结论：“我们的主张是好的产品获胜。而一些经济模型得出的对立主张是好的产品可能不能取胜，而质次价高的坏产品却会得到网络效应和其他效应的保护。有无数的证据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没有任何一个清楚记录的例子是支持对立的主张的。”（注：S.J.Liebowitz and S.E.Margolis,1999,Winners,Losers,and Macrosoft,.Oakland,Calif.: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第243页。）威廉姆森等人对路径依赖方法的质疑和反对无疑是有力的。

　　事实上，一些持进化论经济学立场的西方学者，虽然认为运用路径依赖方法可以打破新古典以及新制度主义的比较静态分析框架，真正将历史引入经济分析（即所谓"history matters"），但也承认，由于缺少关于社会经济进化的综合理论，路径依赖的决定因素和作用机制还远未弄清，更不要说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型了。（注：U.Witt,Evolut-ion Economics.）总之，就社会经济进化研究而言，路径依赖目前还是一种有争论的分析方法。尽管如此，诺斯还是大胆地将这种方法搬到对社会的宏观制度结构的长期变迁的分析之中，用它来破解本文一开头引述的那两个艰深的历史之谜。

　　诺斯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概述

　　在诺斯看来，“有两种力量规范制度变迁的路线：一种是报酬递增，另一种是由复杂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他还指出，在非报酬递增和完全竞争的世界中，制度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报酬递减和市场竞争会使制度选择上的初始错误得到纠正。但是，在报酬递增条件下，制度则是重要的。制度初始建立的沉没成本很高，制度框架规定的机会集合会产生显著的组织学习效应，与其他组织的合约还会产生巨大的协作效应，正规制度的创立又会导致大量作为其延伸的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基于某一制度的合约处于支配地位还会使行动者形成对该制度的适应性预期。这种“制度矩阵的相互依赖的构造会产生巨大的报酬递增”，而报酬递增又成为阻碍制度框架变革的保守力量。不过，如果“相应的市场是竞争性的”，即“政治市场”是竞争性的，“或即便是大致接近零交易费用模型的”，报酬递增造成的对低效率路径的依赖，是容易得到校正的。但是，在信息反馈不完善、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巨大的现实世界中，路径依赖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初始的制度选择不正确，就会导致对低绩效制度的长期持续的路径依赖，反之亦然。那么，不同社会制度下行动者的初始选择的差异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在这个问题上，诺斯一方面强调偶然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将这种偶然性归结为意识形态或文化等非正规约束的差别。因为，“文化提供了一个以语言为基础的概念框架，用以破译与解释呈现到大脑中去的信息”。这就是说，不同的主观模式或文化，决定了初始选择的差别。初始选择的差别与制度报酬递增这一正反馈机制的结合，决定了不同民族对不同发展路径的依赖。而低绩效的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政治市场的交易成本太高。

　　在诺斯的上述理论体系中，有三个起支撑作用的要素。一是关于社会制度的报酬的理论。缺少了它，所谓制度的报酬递增就无从谈起，而报酬递增是决定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一个决定因素。二是关于政治市场和交易费用的理论，即“政治的科斯定理”，这是规范制度变迁路径的另一个因素。三是关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理论，这是诺斯全部理论的归宿，意识形态和文化最终决定了包括政治市场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的长期发展路径。我们下面的分析将要说明，这三个要素一个也不能成立。

　　制度的报酬以及制度的绩效

　　要谈论制度的报酬递增，首先需要弄清什么是制度的报酬。按照经济学上的常识，制度的报酬应当是指制度的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差额。因此，要确定制度的报酬又需要清楚地定义制度的成本和收益。然而，什么是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呢？如果假设社会是由同质的个人组成的，由于制度无疑是一种“公共产品”，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就都应当是社会的。但是，在坚持作为新制度主义首要假设的个人主义的前提下，社会的成本和收益事实上是无法确定的或不真实的；福利经济学的效用加总问题和阿罗不可能定理，已经说明要从基于个人效用的成本—收益计算中导出社会的成本和收益，会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严重的问题是，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就并不是由同质的个人组成的。事实上，社会中存在相互间具有利益差别、矛盾以至冲突的不同集团、不同阶层和不同阶级，任何个人都是从属于一定利益集团、阶层和阶级的。而在不同的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并不存在对于成本和收益的一致评价标准。在封建制度下，对农奴来说是成本的劳役、贡赋或地租，恰恰是封建主的收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从定为成本的工资，在工人来说恰恰是收益。

　　这就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所谓制度的报酬，究竟是社会中哪个集团、哪个阶层、哪个阶级的报酬？建立制度所耗费的沉没成本，以及由于制度的确立而产生的学习效应、协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究竟使得哪个集团、哪个阶层、哪个阶级的报酬递增？是否存在与社会的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层、不同阶级的划分完全无关的中性的制度报酬及其递增？既然文明社会中迄今一直存在着相互间具有利益差别、矛盾以至冲突的集团、阶层和阶级，中性的制度报酬就是一个难以成立的概念。正如A.A.施米德所说，“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不可能有总的成本—收益计算。”他还针对诺斯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依据总的成本—收益分析对经济史的解释指出，“A的机会对B意味着一种成本（放弃的机会），反之也一样，那么同时考虑双方的成本是不可能的”（注：A.A.施米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56页。）。

　　除了不成立的中性制度报酬之外，诺斯有时又把统治者通过税收寻得的租金，说成是制度的报酬。从这个意义上说，给定统治者建立和维持强力机构的成本，赋税征收得越多，统治者的净收益即制度报酬就越大，既存制度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就越是能够按既定路径长治久安。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往往是制度崩溃的直接原因。法国大革命的诱因，不就是国王想要增税以提高自己的“制度报酬”吗？诺斯的祖国之所以爆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导火线不也是英国统治者企图增税以增加自己的“制度报酬”吗？但按照诺斯所谓路径依赖的逻辑，应当发生的是完全相反的事情。总之，诺斯的所谓制度报酬递增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模糊概念。由这样一个概念引出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也只能是缺少根据的杜撰。

　　在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体系中，与递增制度报酬概念并列的，还有一个作为不同制度效率评价和比较标准的制度绩效概念。按理说，如果中性的制度报酬概念能够成立，再提出一个制度绩效概念就是多余的，因为人们完全可以直接根据不同制度所提供的报酬的多寡来判断它们的效率差异。但是，即便存在中性的制度报酬递增，它也已经被诺斯派了规定路径依赖的用场，而且它有可能导致恶性的路径依赖，因而就有必要另设一个比较制度效率的标准。

　　西方经济学中通行的帕累托效率标准能否用作制度绩效的标准呢？一些西方学者已经对此作出否定的回答。E.G.福路布滕和R.理奇指出，这样做会碰到社会福利边界上存在多个帕累托解的问题；离开了一定的价值判断，无法对这些解进行比较。（注：E.G.Furubotn and R.Litc-her,"The New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Economic History——Ed-itorial Preface."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145(1989):1-5.）事实上，帕累托最优状态是随一定制度框架所包含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状况、政治结构、法律和伦理规范而变化的。D.W.布若姆利认为，将帕累托标准当做制度效率标准，是“经济的制度结构与可以从这个制度结构中引出的效率判断之间的循环论证”（注：D.W.Bromley,Economic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Public Policy,Oxford:Blackwell,1989.）。B.维拉据此强调：“必须认识到的是，既然帕累托最优状态是由制度结构确定的，将它当成制度分析的评价标准就是毫无意义的。”他还进一步指出，用潜在的帕累托状态即补偿检验作为制度绩效指标，也会碰到类似的困难，因为正式制度结构所包含的权力对比决定了什么是损失，以及谁应当获得补偿和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补偿。（注：B.Vira,"The Political Coase Theorem:Identifying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lassical and Critical Institutionalism."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XXXI,September,1997.）此外，帕累托状态是一个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标准，将其运用于动态的制度变迁过程是让人难以理解的，因为在不断流逝的历史中，制度的选择集合是开放的、随时间变化的。

　　诺斯大概也看到了这些问题，因而提出了一个“适应效率”(adap-tive efficiency)，实际上就是财富总量的增长率，来作为帕累托标准的替代品。在他看来，所谓制度的无效率，意味着建立了一个不能导致经济增长的约束的集合。但是，对于制度绩效的评价来说，总量经济增长率仍然不是一个中性的标准。在存在不同社会集团、阶层和阶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情况下，社会的净收益即财富的增长额是很难明确定义的。正如布若姆利所说，“什么算是产出，什么被认为是增长，相当程度上是由公共选择决定的。成本和净产出的价值都取决于制度结构，因而不能用作不同制度结构的规范的评价标准。”维拉也指出，“谁具有初始的权利，谁就有权决定什么是成本，但具有降低成本的能力并不能为初始的权利提供法律上的根据。由于这些成本是选定的制度结构的函数，用总经济增长作制度比较的标准，同用帕累托效率作标准一样，是一种循环推理。”施米德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分析需要有关于价值判断的清楚陈述来指导，不能用看似中性语言的效率和增长来判断不同制度的优劣，而应当直截了当地提出在不同制度下谁受益、谁受损的问题。虽然诺斯想要避免潜在帕累托标准的问题，但他的适应性效率还是和补偿检验纠缠不清。例如，他在谈到有效率的政治市场时说，“它所需要的条件是很容易陈述的，即所制定的法律应使总收入增加，以及受益者应以一个十分低的交易费用向受损者提供补偿以使双方认为联合是值得的。”这就等于说适应性效率与潜在帕累托标准没有区别。在施米德看来，诺斯鼓吹貌似中性的效率标准，不过是为了掩盖其中包含的肯定既存权力结构的价值判断，实际上充当了“经济分析中的高级牧师”的角色。

　　政治的科斯定理

　　在诺斯的理论体系中，零交易费用或低交易费用的“政治市场”是校正低效率路径依赖的法宝。在诺斯看来，不发达国家之所以闭锁于低效率的制度变迁路径，原因就在于政治市场的交易成本太高，政治市场不完善。怎样才能提高政治市场的效率呢？诺斯的回答是使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接近于科斯的零交易费用模型。显然，他开出的这剂药方是否能够奏效，取决于政治的科斯定理能否成立，即政治市场以及政治交易费用的理论能否成立。

　　让我们从“政治市场”说起。这个概念是将交易经济学(catallaxy economics)推广到政治领域的产物。严格地说，诺斯所谓“政治市场”不仅是指在一定宪政秩序下发生的、旨在改变政府政策的“院外活动”之类的政治交易，而且是指以包括宪政秩序在内的政治制度本身为对象的交易活动。但是，作为政治交易依以发生的框架的制度，尤其是宪政秩序，能够成为交易的对象吗？就拿诺斯赞不绝口的英国1215年大宪章来说，虽然因在法律上肯定了新兴市民阶级的若干权利而对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它也不是进行宪政制度交换的结果，而是在保持封建宪政构架前提下对王权过度膨胀的限制，是置王权于封建宪政的约束之下。有历史学家指出：“实际大宪章是一个封建性的政治文件，其主要内容是保障封建主的权利”，“大宪章的多数条文重申封建贵族和教士的权利”，“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它未给予任何保障。”而且，大宪章也绝不是市场交易的产物。无地王约翰是在武装反叛的胁迫之下签署大宪章的，不久就加以否认，君臣之间的内战一直打到他死才停止。以后继位的亨利三世以及爱德华一世，也是经过叛乱和内战的教训才就范的。（注：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9-172页。）而17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更是与诺斯的政治市场交易无关，而是经过两次内战、军人独裁和一次政变才完成的。其间，在诺斯看来原本应当成为政治市场交易一方的国王，杀头的杀头，逃亡的逃亡。据诺斯说是由大宪章启动的良性路径依赖的产物，而且交易费用最低的美国式“自由制度”，也是经过血腥的战争才得以确立的。《独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逊的名言“自由之树应不断用爱国志士和暴君的鲜血来浇灌”，看来是被诺斯这个历史学家有意地忘记了。但是，可以忘掉但无法抹煞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政治制度的市场，尤其是宪政制度的市场，从来就不存在，它只是一种新制度主义的幻觉。

　　政治制度的市场之所以不存在，原因在于政治关系与市场交易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规定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统治与从属、主导与依附的关系，其基础是支配经济资源以及政治资源、军事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权力在不同社会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的分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强制；后者规定的是自由和平等的交易主体的相互关系，其基础是交易者之间权利的平等，以及权利交换的互利性和自愿性。政治关系，尤其是宪政秩序，规定了哪些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权利平等的交易主体的相互关系的性质，以及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交易的具体社会经济意义。例如，奴隶制的宪政秩序规定了平等的权利关系只可能发生在自由民之间，而不可能发生在自由民与奴隶之间。又如，在资本主义的宪政秩序下，资本家和工人在“劳动市场”上是作为权利平等的交易主体相互对待的，但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却是以实质上的强制为基础的：虽然工人具有选择雇主的自由，但如果他除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他就没有不受雇的自由。事实上，如果真的存在什么平等和自由的政治市场，那也只适用于在一定宪政秩序框架中居于统治和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阶层或阶级内部不同成员的相互关系。重要的政治制度变迁，尤其是宪政秩序的变革，意味着旧秩序下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权力结构的解体，意味着对原先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阶层和阶级的权力的全部或大部的剥夺。这个意义上的社会制度变迁，根本不可能通过自由、平等的市场交易来完成。因此，用高交易成本政治市场来解释制度变迁的失败，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正如维拉在批评政治科斯定理时指出的，“……对变革制度企图的失败的新古典解释强调交易费用，是（将交易成本理论）用错了地方。制度变革未能发生的原因并不只是补偿受损者的谈判的高交易成本。合意的变革往往遭到受损者的抵抗，解决办法也并不总是使受损者得到补偿。制度变革通常是没有补偿的。”

　　其实，即便是一些持“科斯立场”或新制度主义立场的西方学者，对无限制地扩大交易费用理论的应用范围，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例如，布坎南和斯塔布列宾就曾指出，“科斯的分析只适用于厂商之间的外部性关系”，将科斯定理推广到其他类型的相互作用，即使是经济领域内的其他相互作用，也是有问题的。（注：J.M.Buchanan and W.C.Stub-blebine,1962,Externality.Economica(NS)29(1962).）然而，就是撇开这类问题，假定诺斯所说的那种政治市场存在，所谓“政治交易费用”能否成为政治市场的效率标准，也大成问题。

　　这里，首先碰到的麻烦是：撇开制度的收益，单用交易费用能否对政治市场的效率作出判断。只有真实的收益与真实成本的差额即净收益，或者说制度的报酬，才是比较不同社会的政治市场效率差异的合理标准。然而，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所谓制度的收益或报酬，是一个模糊甚至虚幻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不计收益，而将政治市场的效率比较仅仅归结为它们在交易成本上的差异。可见，把收益从交易成本分析中排除并非出于阐述上的方便，它对于诺斯来说，是一项分析上的必要条件。但是，抛开收益来比较成本是毫无意义的。要想使交易成本的大小成为政治市场效率的标准，办法之一是假定作为比较对象的不同政治市场交易所提供的毛收益相等。可是，不仅这种假设只能靠巧合来满足，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还会碰到如何确定政治制度的收益这一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

　　退一步说，即便脱离制度收益的交易成本能够成为政治市场的效率标准，它也是一个没有时间维度的静态比较标准。这样一个标准，以及以其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不能用作解释作为动态过程的制度变迁的。除非在创世纪的神话中，上帝在造出亚当和夏娃的同时，再奉送给他们一份关于将要在没有终点的时间长河中发生的形形色色制度的完备菜单，以备这对夫妇及他们的子孙随着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主观偏好的差异和变化，运用成本—收益计算方法，在这个菜单中进行选择。这正是诺斯教授为我们创造的新神话。这说明他这个历史学家，不懂得赫拉克利特那个“你不可能踏入同一条河流两次”的历史的辩证法。这与上面谈到的与收益无关的交易成本问题是有联系的：按照新古典理论，要将收益从分析中排除掉，只有在零利润的一般均衡的条件下才能做得到。而根据一般均衡的定义，在这种状态中是不存在任何改变现状、进行交易的激励的。对于制度变迁分析来说，这意味着变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只由交易成本计算推动的政治交易及制度变迁，是一种悖论。这是给动态过程穿上比较静态分析的小鞋导致的荒谬结果。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作为新制度主义支柱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比较静态性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它不能用作分析本质上是一个进化过程的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注：例见G.Slarter and D.Spencer,"The Uncertainty Foundation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March 2000。）进化经济学引入路径依赖方法的目的，就是要用它取代交易费用这个静态的分析框架。诺斯却硬将这两个根本冲突的理论拼凑在一起，实行一种方枘圆凿的荒谬结合。

　　意识形态、文化和认知结构

　　我们已经知道，诺斯将制度初始选择的差异归结于意识形态或文化的差异。这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文化的差异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诺斯并无十分明确的回答，但从他对“大脑对信息的处理方式”的重要性的强调可以推知，文化的差别来自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即认知结构的差别。他说，“大脑对信息的处理方式不仅是制度存在的基础，而且也是理解非正规约束在构成社会短期与长期演进中的选择集合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关键。”至此，人们终于可以看清楚本文一开始引述的两个历史之谜的谜底。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同民族的大脑处理信息方式不同决定文化上的差别，“决定了历史上社会、政治或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由此又可以推知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某些民族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的笨拙从而其文化的低劣，可以“解释那些经济绩效极差的经济生存了相当长的时期”。（注：诺斯将文化的差异归结为认知结构的差异时，其灵感可能来自以利瓦伊－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中的法国结构主义学派。这个学派认为，文化差异的关键在于认知结构——人类心智利用现实的模式，不同人群精神结构的差异决定了社会结构的差异。但是，法国结构主义还认为，在认知结构的差异下，存在着一个所有人类社会都相同的基本的精神结构基础。利瓦伊－斯特劳斯的多数研究都在描述这个基本的和普遍的精神结构。诺斯的理论中却有一种否认人类普遍精神结构的倾向。F.普洛格等人指出，法国结构主义的理论只是“不能被科学证实”的猜测，这种理论“已经被许多人类学家抛弃。”（F.普洛格、D.G.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9-51页。）

　　显然，所谓文化和意识形态决定初始选择，而制度报酬递增和政治市场的高交易成本决定由初始选择规定的长期发展路径，不过是拐弯抹角地重复了“人们的意见决定历史”这样一种陈腐的历史观。我们在诺斯的著作中确实可以看到美国废除奴隶制是因为“废奴集团的宗教狂热，……加上北方选区对奴隶制的无道德的信念的增加”导致南北战争，美国农民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原因“只有在行动者的主观逻辑下才能弄清”，以及法律解释上的变化是因为“法官的主观看法改变了”之类的说法。但是，对于人们的意见即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发生改变，除了正规制度“降低了人们表达自己的信念的价格”之类含混的说法之外，诺斯没能提供任何清楚的解释。如果将“正规制度降低了表达主观信念的价格”理解为正规制度决定意识形态的变化，则诺斯又陷入了意见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意见这个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循环论证：假如制度由预先存在的意识形态决定，意识形态就不可能由制度产生；而如果是预先存在的制度决定意识形态，制度就不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当然，诺斯可以争辩说，制度和意识形态是相互作用的。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因为，这里的问题是，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存在，是二者相互作用的前提；要说清楚它们的相互作用，首先要弄清二者各自的存在根据。

　　至于将意识形态或文化的差异归结为“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或认知结构的差异，并将其视为“路径依赖的来源”，则隐含着我们在前面已经揭明的那个推论：拙劣的认知结构所决定的低劣的文化，使某些民族长期闭锁于低效率的发展路径。这里要强调的是，这是诺斯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理论必然要导致的结论。因为，按照判断制度绩效的适应性效率标准，效率的高低体现制度的绩效，而由制度的绩效则可反推出认知结构的优劣。事实上，诺斯是作过这种推理的。他说：“尽管我们没有一个对社会伦理规范的合理解释，但我们能在博弈论逻辑下建立一个关于伦理规范的财富最大化模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实证上揭示和检验什么样的非正规约束最有可能产生合作行为，或这类非正规约束的渐进变化将如何改变游戏，以此来增加（或减少）合作结果”。诺斯这些说法所包含的“政策性结论”是很清楚的：经济上落后国家的人民，必须将美国人的认知结构移植到自己的大脑中，彻底放弃自己的文化，才有可能摆脱低绩效的路径依赖。对这样一种隐隐散发着文化霸权主义以至种族主义气息的理论，还值得费更多的笔墨来评说吗？

　　二、马克思的故事

　　马克思破解历史之谜的钥匙

　　马克思的全部故事是从对这样一个事实的陈述开始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9页。）

　　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始终认为一切历史变迁的最终原因，存在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中。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从未深入地思考过，甚至未能清楚地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意识形态的来源是什么？政治变迁的动因又何在？马克思赋予人类的生产活动以“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历史观的伟大变革，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合理的答案。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这一伟大发现的意义时指出：“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5-336页。）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基础上的。要想颠覆这一学说，就必须颠覆这一事实。但是，即使是马克思的最激烈的反对者，恐怕也不会愚蠢到试图这样做，因为这意味着要求人们停止生产、饿着肚皮来创造历史。

　　在马克思看来，既然生产是历史的基本前提，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社会制度的本质或基础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即社会的经济结构。他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包括法律、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破解诺斯所提出的两个历史之谜的钥匙。而诺斯之所以让马克思的理论搞得不愉快，是将这个理论运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得不出这种制度将在良性路径依赖下万古长存的结论。相反，马克思根据自己的理论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像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形态一样，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作用下由盛转衰，并为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所替代。（注：与诺斯的不愉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熊彼特对马克思的这种“社会进化”理论的高度评价。他说：“马克思的理论具有一种为其他经济理论所没有的意义，即它是进化的：它企图揭示这样一种机制，仅仅由于这种机制的作用，不借外部因素的助力，就会把任何一定的社会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社会状态。”他还指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呈现出“一种经济过程内在进化的伟大景象”，“这种过程以某种方式通过积累发生作用，以某种方式摧毁了竞争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后者将以某种方式让位于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正是这个事实，并且仅仅是这个事实，使我们有权把马克思称为伟大的经济分析家。”（《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97页））

　　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社会制度的不同演进模式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人类历史上相继存在的各种社会形态或社会模式，归根结底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所谓历史上社会制度演进的不同模式，实际上也就是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结构，以及与一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和法律的上层建筑。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由于散居世界各地的原始人群控驭自然的能力很低，作为他们生存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动植物种类等自然禀赋方面的差别，造成了活动在不同地区的原始人群的不同生产方式，即他们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的不同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上的差异，又是包括宗教信仰、伦理规范、生活习俗、语言和思维习惯等等在内的世界各种民族文化差别形成的客观根据。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否认文化上的差异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影响，但与诺斯不同的是，它是从不同民族从事生产活动的物质条件的差别来理解和说明文化差别，而不是将文化上的差别归结为先验的主观模式或认知结构上的差别。

　　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但认为不能将民族文化差异对制度模式的影响过分夸大，从而否认整个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轨迹的统一性。事实上，世界各个地区的社会制度变迁是遵循着一个大致统一的轨迹的。而这种统一性，正是由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上层建筑必然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也就是说，在相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文化传统不同的民族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尽管各具特色，但其基本构造是类似的。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对北美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婚姻关系、财产观念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与古代希腊和古罗马的制度作比较，发现印第安人的制度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制度在基本构造上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因为人类的起源只有一个，人类的发展进程基本上也是相同，只是在各大陆采取了不同的但是一致的进程，所以在达到同等进步状态的一切部落及民族中都是极其相似的。因此，美洲印第安人诸部落的经验，或多或少地代表处于与他们相应状态的我们远祖的历史及经验。构成人类记录之一部分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制度、技术、发明以及实际上的经验，实具有超越印第安人种族本身界限的高超价值。”摩尔根还指出：“以上所叙述的这一知识，本质地改变了从来流行的野蛮人、开化人与文明人之间关系的见解。到现在我们可以以确实的证据说：恰如文明时代以前我们知道存在开化时代一样，在人类一切部落中，于开化时代之前也存在有野蛮时代。人类的历史都是同一源泉、同一经验和同一进步的。”他根据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事实强调：“人类从阶梯的底层开始、而渐次上升的这一重要事实，由连续而发明的生存上的诸技术而明白地显现出来。在他们这一方面的技能上，乃是决定人类在地球上获得优越权的整个关键。……所以人类进步上的许多伟大时代，多少都直接地与生活资源之扩大相一致。”（注：摩尔根(L.Morgan,1877)：《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5、2、28页。）显然，摩尔根讲述的是一个与马克思相同的故事。而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则明显地带有否定人类社会制度发展的统一性的倾向。（注：新进化论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虽然强调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主张“多线进化论”，但同时认为，通过对不同社会变化顺序的比较，有可能发现某种文化交叉的规律性。他注意到，在古代世界发展起来的复杂的国家社会，例如近东地区、墨西哥、北部秘鲁、埃及和中国，似乎是在同一种情形下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区都处在干旱和半干旱的自然环境下，都发展出发达的灌溉技术。斯图尔德由此推断出，面临相同环境适应问题的社会将会产生相近的技术，而且，在它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些社会的政治制度也将沿着相近的道路发展。也就是说，生活在大致相同的环境下、从而发展出相似技术的不同民族，也会发展出相似的文化。（F.普洛格等：《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第43-44页）可见，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也不能成为诺斯那种彼此隔绝的发展路径理论的证据。）实际上处于统一发展轨迹上的不同阶段的各民族的社会制度差异，按照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却成了类似于生物进化分叉造成的不同物种之间那种彼此隔绝的发展路径。可见，诺斯的眼界还没有超出摩尔根一百多年前就批评过的那种“从来流行的野蛮人、开化人与文明人之间关系的见解”。正因为如此，他才试图建立一个适用于一切社会制度形态的经济绩效标准。但这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毫无意义的。将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印第安部落的南瓜、玉米的增长率，与近代工业国的机器生产的增长率相比较，并由此得出前者的制度绩效不如后者的结论，不过是闹笑话而已。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社会制度，即任何生产关系及竖立于其上的法律和文化等上层建筑，都不可能是常盛不衰的。因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原先是生产力适当形式的一定社会制度，最终将转变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由于有生产力这个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的作用，脱离整个人类社会演进的统一轨迹的不变路径依赖是不存在的。纵观历史，任何民族的长期制度变迁都是繁荣与衰退交替的过程，并不必然存在完全衰退或完全繁荣的制度变迁路径。为诺斯称道的由于制定了“大宪章”而进入良性路径依赖的英国，为什么20世纪未以来日见衰落，以至从“日不落帝国”下降为一个二流国家？为什么在诺斯看来因11世纪王权膨胀损害了私人产权而陷入恶性路径依赖的西班牙，最终也建立了与英国类似的制度，并成为与英国的发展水平相差无几的工业化国家？这些事实，都是诺斯那个虚构的路径依赖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而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世界历史上各国繁荣与衰退的反复交替，正是这些国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必然表现。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阶级斗争及它所导致的社会革命，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生产力冲破旧制度的桎梏、创造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形式的重要杠杆。但是，正如我们在分析诺斯的制度报酬和政治市场理论时已经说明的，在诺斯的论述中，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起作用的只是一些社会属性不明的所谓政治或经济的企业家，制度变迁是通过他们所从事的政治买卖而不是社会革命来实现的。诺斯也承认自己“没有提供一个革命的理论”，未能说明“常常是暴力和革命的结果”的“非连续性变迁”。事实上，以个人主义的自利人假设为全部理论出发点的诺斯，始终企图从超历史、超阶级的个人动机中去寻找制度变迁的原因，时时为“搭便车”之类“自利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困扰，因而无法理解更无法解释以千百万人的牺牲为代价的社会革命，最后只好将革命归结为某种意识形态影响人们行为的强度。而马克思则从作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自然历史过程”的生产力发展突破旧生产关系束缚的要求，从代表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与代表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旧制度的反动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中，揭示出在人类社会的重大制度变革中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从而对社会革命做出了合理的说明。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马克思虽然提供了一个改变宪政制度的社会革命理论，但未能提供一种解释一定宪政秩序内的渐进性制度变迁的理论。对于这种争辩的回答是：对于渐进性的制度变迁，马克思的理论也是有很强的解释力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就对手工工场向机器工厂的技术变迁如何使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转变为“现实的隶属”作了详细的阐述，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产生到成熟的渐进发展。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的发展上，说明了股份制这种社会资本替代个人资本的演化过程。而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宪政秩序内的渐进改革，无论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还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迁，从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理论为指导的，——这不仅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力的印证，而且是马克思理论的巨大实践力量的展示。

　　马克思认为，在考察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的社会制度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将社会制度的变迁归因于文化、观念的改变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能够跳出18世纪启蒙学者的循环论证的牢笼，对文化、意识形态的变化作出唯物主义的合理说明。诺斯的看法正好与马克思相反，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被他归结为人们主观模式或观念的变化。而在无法回答观念为何变化时，他又乞灵于意见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意见的循环论证。可见，诺斯的历史观，不过是早就为马克思所超越了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现代翻版。在这种陈腐历史观的支配下，作为经济学家的诺斯，连在自己祖国历史上发生的南北战争，都无法从社会经济根源上加以说明，而将这场导致美国社会制度巨大变革的革命归结为“废奴集团的宗教狂热”、“对奴隶制无道德信念的增强”。在这个问题上，诺斯的见识不如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美国学者比尔德夫妇。他们指出，“在这次大变革中，北方和西方的资本家、工人和农民推翻了南方种植场主在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力。”（注：C.Beard and M.Beard,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New York,1927.）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则进一步指出：“这场战争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它所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这场战争的总的后果在于它清除了资本主义道路上的障碍，同时刺激了这个制度，使它大大发展起来。”（注：W.Z.Forster,The Negro People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1954.）事实上，脱离开美国生产力的发展与农奴制生产关系的冲突，离开了作为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力图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范围的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和渴求土地的广大农民与南方奴隶主的经济利益冲突（注：刘祚昌：《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是根本无法解释早在古代就存在的“奴隶制无道德的信念”为什么会在南北战争前后突然发扬光大起来。

　　为什么落后的经济方式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存在

　　对于诺斯提出的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应当是：为什么在大致统一的社会发展轨迹上，不同的民族前进的速度有快有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必须根据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而决不能像诺斯那样用一个漏洞百出的路径依赖模型来说明。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根据马克思的方法，从各民族生产力和社会制度发展的具体条件中，归纳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大致合理的一般性答案。

　　世界各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首先与这些民族生存的自然条件的不同有关。自然条件的不同，不仅决定了不同民族生产方式的差异，而且决定了它们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物质需要所付出的努力程度的差别。一般说来，在比较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所需要付出的努力比较大。而这种较大努力的报酬，不仅是生存需要的满足，还会伴随着生产知识的较快积累，利用自然以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即生产力的较快提高。简言之，在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界挑战较严峻的地方，经济发展较快，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演进相应较快，反之则反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是从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挑战和应战”来说明世界古代历史上各个主要文明的兴起的。他对历史事实的归纳表明，面临较严峻自然挑战的民族，往往能够创造出领先的文明。（注：汤因比(A.J.Toynbee,1956)：《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同时，还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是能够通过人的努力加以改变的“较恶劣”的自然条件，而不是超过人类既有能力的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事实上，某些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停顿，是由于自然条件过于恶劣的限制。不过，将各民族发展的差异归因于自然条件的差别，主要适用于各民族交往不太发达的古代。这正如王亚南先生所说，“愈往过去，社会生产力愈不发展，它克服自然障碍，打破地域限制，使各国道一风同、比肩前进的可能性就愈小了。”他认为，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原则”（注：王亚南(1946)：《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但是，随着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的发展，自然条件差异造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别，在历史上是呈缩小趋势的。（注：F.普洛格等人类学家指出，随着工业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文化和种族的差异已大为缩小，……早期的人类学家曾极力去解释世界各种文化的差异，但现在世界的文化已经变得越来越相似了。”（出处见F.普洛格前引书，第271页））一般说来，这只是不同民族在大致统一的社会变迁轨迹上分出先后的初始的、次要的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一定历史阶段内包括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具体形式。马克思在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时，明确地指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不能忽视的反作用。恩格斯对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作过这样的说明：“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1页。）意识形态也具有类似于国家政权的这种反作用。一定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当它在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时，是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的，而总是要凭借自己掌握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来镇压和抑制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兴阶级的变革要求，维护旧的生产关系，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结果就会造成恩格斯所说的第三种情况，从而形成该社会生产力停滞、社会制度变革迟缓的局面。而这种反作用能够使旧生产关系在多大程度或多长时期内压制生产力的进步，或抗御住生产力进步的冲击，则与既存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韧性有关。一般说来，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发展得越健全越完善，其韧性就越强。

　　如果说上述政治制度结构的韧性，是世界历史上某些民族在较长时期内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内因，那么，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以及在这种交往中形成的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则有可能成为某些国家长期难以摆脱相对落后状态的外因。在国际交往和经济联系还不太发达的古代，这种外因的作用表现得还不太明显。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国家的兴起，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说的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逐渐形成（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历史日益向世界历史转变，它的巨大作用也日益凸显出来。将市场拓展到全世界，既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而这是以使相对落后的国家殖民化的方式来实现的。这种殖民主义扩张，对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殖民化对象的落后国家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摧毁了这些国家的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瓦解了旧的经济结构，为新的生产方式在这些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外部刺激；另一方面，它又以对这些国家经济资源的或公开或隐蔽的掠夺对这些国家经济造成巨大的摧残，极其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经济自主发展的活力。纵观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史，从重商主义时代的天良丧尽的奴隶贩运、鸦片贸易以及对美洲贵金属的无耻抢劫，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不平等贸易和资本输出，以至原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民族独立的所谓“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工业、技术和金融依附，应当说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扩张的后一种作用超过了前一种作用。这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剥削制度的固有逻辑在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上的必然表现。

　　事实上，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国家的发达，始终是以处于这个体系外围的后进国家的不发达为条件的。而要保持这个条件，就必须保持中心对外围的经济优势和政治统治，使外围依附于中心，遵从中心规定的游戏规则。中心国家为了保持其对外围国家的统治，往往与外围国家中代表旧制度的反动统治阶级结盟。旧中国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位一位的统治，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南美洲国家封建地主和反动军人政权的相互勾结，是另一个典型例证。对此，王亚南先生曾有这样一段精辟的分析：“……在一切为帝国主义势力侵入的落后国家，假使不是变成完全的殖民地的话，就只能有这样的前途：原来的封建体制，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资本逐渐渗透进来的情形下，不可能不陷在动摇解体的过程中，但同是帝国主义的商品和资本的侵入，又不允许它好好地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化。结局，一般地讲来，这个社会，就只能看它所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支配和影响的程度如何，把不利于这种势力扩展的封建因素破坏，把有利于它的封建因素保留下来；把妨碍它扩展的资本主义成分（民族资本主义成分）压倒，把依附它的资本主义成分（买办资本主义成分）扶植起来。因此帝国主义对于落后社会的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化运动，与其说是由他们直接进行的，毋宁是由他们通过落后社会的统治阶级、封建官僚阶级，按照他们的意旨来进行的。结局，大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就在帝国主义利益的统一要求下，变成相互依存和三位一体的‘通家’。而这种社会的经济，也只能采取一种把封建剥削做基础，而在这上面建立起买办官僚资本的特殊支配形态。”王亚南先生还进一步强调：“应该说，对于正常发展显得非常特殊的这种经济形态，在一切受着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社会，毋宁是非常一般的，虽然其发展的程度和表现形式，因各别社会的不同历史条件而各不相同。”（注：王亚南前引书，第3页。）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后进国家要按西方的样板复制出一个本民族的发达资本主义，是十分困难的。正因为如此，列宁、毛泽东这些马克思的后继者，才采取了冲破帝国主义控制的薄弱环节的革命战略，创造性地实施了马克思那个著名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构想，选择了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在后进国家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道路。这大概也就是诺斯认为他们的著作“更加有害”的原因。

　　诺斯经常以拉丁美洲国家的落后为例来“证实”自己的理论。但是，在依附论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的一大批拉丁美洲经济学家，则程度不同地得出了与马克思的后继者类似的结论。他们所说的依附，就是外围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扩张受到中心国家经济发展和扩张制约的情况。在“依附的发展”状态下，外围国家的发展只是中心国家自主扩张的被动反映。多斯·桑托斯指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依附性关系，是以中心国家跨国公司的垄断性控制、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统治、以及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垄断为基础的；这种依附性的生产体系不断再生产出外围国家依附中心国家的经济政治结构，外围国家不得不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与中心国家进行贸易和竞争，必须强制地推行对劳动力的超级剥削关系和贫富两级分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而由此形成的经济剩余，一部分为国内反动统治阶级非生产地消费掉，另一部分则流向中心国家，成为其资本积累的重要源泉。（注：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1975)：《帝国主义与依附》（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长期担任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普雷维什的结论是，“我们可以按照中心的模式发展的这种神话正在消失”，“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自发扩散的神话也正在消失”，“发达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向心性的、吸收性的和统治性的。它的扩展是为了利用外围，而不是为了发展外围。世界体系中的矛盾是非常严重的。”（注：普雷维什(R.Prebisch,1981)：《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尽管拉丁美洲学派的某些具体政策主张有失偏颇，但其理论无疑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诺斯却不着边际地将拉美国家的问题归结为在11世纪的反摩尔人战争中形成的西班牙专制王权造成的路径依赖，认为拉美的问题出在“承袭了西班牙—葡萄牙的集权与官僚化的传统”。

　　三、结语

　　至此，读者恐怕已经能够对诺斯和马克思的两种社会制度变迁理论的优劣作出判断，笔者也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诺斯的路径依赖学说是一个东拼西凑、牵强附会、在逻辑上根本不成立，并且对实际历史进程的解释力几乎为零的理论。它不仅无助于破解历史上的社会制度变迁之谜，而且本身就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虽然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得出的关于现代社会发展方向的预见，还有待于今后历史发展实际进程的进一步验证，而且也不能说它在一切细节上都是无可挑剔的，但这个理论本身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并且在总体上能够得到历史事实的坚强支持。遵循这个理论，是可以在纷繁的历史现象中理出一条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清晰线索的。可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解释，至今仍然是所有历史理论中最有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