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将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阶段相比较，美国的“柯立芝繁荣”与之最为相似。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哈定以“回归常态”为竞选口号，于1921年当选美国总统。但不幸的是，他于1923年在“战后萧条”中病逝。柯立芝是当时的副总统，理所当然地接任总统一职，并于1924年成功连任。柯立芝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相信“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理念，并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

柯立芝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幸运的总统，从他接任总统的1923年开始，美国经济就开始出现了持续高涨，并且一直延续到1929年10月，长达104个月，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通过这次持续高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19年的742亿美元增加到1929年的1031亿美元，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315美元增加到1671美元。柯立芝曾自豪地宣称，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1929年，美国生产了资本主义世界48.5％的工业产品，对外投资达172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掌握了世界黄金储备的一半以上（50亿美元），并成为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家。这样一来，美国在世界上的头等大国地位就确定无疑了。美国这一时期的发展，正值柯立芝总统任期（1923年—1929年），因此被称为“柯立芝繁荣”。

中国经济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发展历程。第一个三十年是计划经济时期，也是现代化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的阶段，主要任务是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因而多有波折。第二个三十年是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更是经济高速发展和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时期。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居于第10位，而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为381元，属于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1979—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8%，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07年的249530亿元。其中，从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用了8年时间，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元用了5年时间，2001年首次超过10万亿元大关，到2006年更超过20万亿元。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绝无仅有。经历了两个三十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进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十年。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为了应对经济社会面临的新局势、新问题和新挑战，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局面。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美国柯立芝时代的增长结构和社会变迁相似

“柯立芝繁荣”所依靠的产业支柱主要是建筑、汽车和电气。1919年到1928年，美国建筑工业产值从120多亿美元增长到近17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6.7％。建筑业繁荣是弥补“一战”期间的“欠账”所引发的，同时也引发了持续的房地产热。此时的汽车工业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生产，使本属于富人的奢侈品进入了寻常百姓家。1919年，美国拥有家用轿车600多万辆，到1928年增加到2200万辆。1929年，美国的汽车制造业产值已经占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左右。汽车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钢铁、石油、化工、公路建设等一系列产业部门的发展。此外，随着电气工业的发展，美国人的家庭已率先实现了“电气化”。

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增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产业的繁荣和增长，但新兴产业也在迅速崛起，在某些方面正在实现弯道超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由于城市化的推动，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21世纪初，中国建筑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到2007年超过了5万亿元。现在中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33平方米以上，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37平方米以上。汽车工业从本世纪初开始有了突飞猛进地发展，到2015年已经达到1170万辆，全国私家车保有量达1.24亿辆，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31辆。此外，我国的家用电器早已普及，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总之，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呈现爆发式增长，包括结构也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在美国柯立芝时代，这种变化集中体现为城市化发展。根据1920年的人口普查，美国已经有超过50%的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到1930年又有将近1500万人转入城镇。城市化不仅仅是经济生活的变化，更是文化生活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进一步导致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在此期间，美国的服务业也迅速发展起来，金融与保险行业翻了两倍。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体，收音机的普及使信息传播大大加速了、普及了。现代科学似乎能够化一切为可能，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潜力似乎无限巨大，所有人都感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正在到来。这种自信与狂放，集中体现为爵士乐的产生和蓬勃发展。因此，柯立芝时代也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

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样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变。2016年，城镇人口比上年增加2182万人，农村人口减少1373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7.35%。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51.6%，消费较快增长主要集中在仍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旅游、医疗、保健和家政等服务领域，还集中在家装家饰、汽车等与住房和交通通讯有关的领域。这表明，中国人民的消费需求已经从简单的物质需求提高到生命质量、生活质量以及精神文化的高度。2016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53.2%，其中农村地区普及率达33.1%。互联网技术中包括的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引发了新的信息革命，博客、微博和微信等平台开启了自媒体时代，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总之，这也是一个“咆哮的时代”。

尽管中国当代经济社会与美国的“柯立芝繁荣”有多方面的类似之处，但当代中国有很多方面是美国柯立芝时代无法相比的

首先是社会发展方面。美国主张自由主义经济，特别是当时斯宾塞主义比较流行，一些著名的资本大亨如洛克菲勒等人，均为斯宾塞的信徒。尽管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流水线生产方式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效益，但广大工人阶级却没有从中同等受益，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足够的“获得感”。更重要的是，尽管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较高，但社会保障水平却十分落后。例如在大危机期间，美国工人失业数量达到5000多万，“胡佛小屋”成为广大失业者的居所。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2016年，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37862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50847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74839万人，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29524万人，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45315万人。这些在美国柯立芝时代基本上都是不存在的。

其次是精神文化方面。美国没有久远的历史，美国的文化是美洲洪荒文化、欧洲现代文化以及多民族文化融合而形成的。正是在柯立芝时代，美国的文化特质开始逐步显现，并以爵士乐、百老汇等为标志。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传统文化，一直都是中国人民自信和自豪的根本来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随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增强，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也在逐渐提升。在努力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中国也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再次是国际事务方面。柯立芝时代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经济的兴衰和周期，直接主导着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兴衰和周期。但是，美国并不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当时，衰落的大英帝国已经无力主导世界的自由贸易，而美国却坚持其孤立主义政策，并恪守百年以来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就导致原有国际经济秩序的逐步瓦解。事实上，因为符合“美国利益”，所以美国乐见其成，但对于整个世界经济来说，则是灾难性的。

当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62517亿元，全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达145亿美元，对沿线国家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760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的47.7%。此外，中国还在其他国际事务中积极承担责任和义务，树立起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有必要研究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避免重蹈大危机覆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到“十二五”期间仍保持了年均7.8%的增长速度。2010年，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的差距正在加速缩小。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根本转变。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到2015年，城市化率已达到56.1%。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不断扩大，贫困人口迅速减少，社会文化和价值观也在迅速发生变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有必要研究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吸取他们的历史教训。

柯立芝时代是自由主义的时代，尽管经济高度繁荣，但始终缺乏必要的经济调控和治理。事实上，美国“柯立芝繁荣”背后隐藏着严重的矛盾与危机。持续的经济高涨冲昏了美国人的头脑，他们似乎没有理由不相信美国“永久繁荣”的神话，而正是这种盲目和非理性的乐观情绪，使人们不知不觉地走向了危机。1929年3月，胡佛接任美国总统，当时正值“柯立芝繁荣”的尾声，美国经济仍表现出一片繁荣。当然，最令人振奋的是美国股票市场的行情。1928年3月至1929年9月，在18个月的时间里，一些热门股票价格飞涨，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股票，每股从179美元涨到335美元左右，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从128美元涨到396美元。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炒股赚钱这样的热门话题，人们普遍相信，股票价格没有最高，只有更高。胡佛总统在宣誓就职时还曾自豪地宣称：“今天，我们美国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加接近彻底战胜贫穷。”然而，就在胡佛就职后的半年多时间里，1929年10月29日，随着纽约股票市场的迅速崩溃，美国开始陷入历史上最严重和最持久的危机之中。到1933年7月，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美国股票市场蒸发了740亿美元，损失了5/6的财富。正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大危机，促使了美国经济和政策的根本转向，从而迎来了罗斯福新政和国家干预时代。

大危机的历史教训值得整个世界吸取，更需要我们吸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所不曾有过的。但与美国不同的是，我们有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较为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可以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更重要的是，党和政府始终保持着理性，并不断采用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运行实行控制，如采取严厉措施实行房地产调控、控制流动性以抑制资产泡沫的扩大、加大力量促使资本向实体经济回归。当然，我们究竟能否成功避免重蹈大危机的覆辙，还取决于多方面的功课，如加速增长方式转变，实现产业升级，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遏制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稳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并保持这一阶层的稳定，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坚持贸易自由等。

中国发展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只要我们能够理性地判断国民经济形势，坚决避免资产泡沫化升级，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就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美]吉尔伯特·C·菲特、吉姆·E·里斯：《美国经济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国家统计局，2008年10月27日。

若将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阶段相比较，美国的“柯立芝繁荣”与之最为相似。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哈定以“回归常态”为竞选口号，于1921年当选美国总统。但不幸的是，他于1923年在“战后萧条”中病逝。柯立芝是当时的副总统，理所当然地接任总统一职，并于1924年成功连任。柯立芝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相信“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理念，并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

柯立芝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幸运的总统，从他接任总统的1923年开始，美国经济就开始出现了持续高涨，并且一直延续到1929年10月，长达104个月，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通过这次持续高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19年的742亿美元增加到1929年的1031亿美元，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315美元增加到1671美元。柯立芝曾自豪地宣称，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1929年，美国生产了资本主义世界48.5％的工业产品，对外投资达172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掌握了世界黄金储备的一半以上（50亿美元），并成为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家。这样一来，美国在世界上的头等大国地位就确定无疑了。美国这一时期的发展，正值柯立芝总统任期（1923年—1929年），因此被称为“柯立芝繁荣”。

中国经济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发展历程。第一个三十年是计划经济时期，也是现代化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的阶段，主要任务是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因而多有波折。第二个三十年是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更是经济高速发展和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时期。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居于第10位，而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为381元，属于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1979—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8%，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07年的249530亿元。其中，从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用了8年时间，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元用了5年时间，2001年首次超过10万亿元大关，到2006年更超过20万亿元。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绝无仅有。经历了两个三十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进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十年。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为了应对经济社会面临的新局势、新问题和新挑战，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局面。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美国柯立芝时代的增长结构和社会变迁相似

“柯立芝繁荣”所依靠的产业支柱主要是建筑、汽车和电气。1919年到1928年，美国建筑工业产值从120多亿美元增长到近17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6.7％。建筑业繁荣是弥补“一战”期间的“欠账”所引发的，同时也引发了持续的房地产热。此时的汽车工业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生产，使本属于富人的奢侈品进入了寻常百姓家。1919年，美国拥有家用轿车600多万辆，到1928年增加到2200万辆。1929年，美国的汽车制造业产值已经占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左右。汽车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钢铁、石油、化工、公路建设等一系列产业部门的发展。此外，随着电气工业的发展，美国人的家庭已率先实现了“电气化”。

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增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产业的繁荣和增长，但新兴产业也在迅速崛起，在某些方面正在实现弯道超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由于城市化的推动，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21世纪初，中国建筑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到2007年超过了5万亿元。现在中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33平方米以上，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37平方米以上。汽车工业从本世纪初开始有了突飞猛进地发展，到2015年已经达到1170万辆，全国私家车保有量达1.24亿辆，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31辆。此外，我国的家用电器早已普及，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总之，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呈现爆发式增长，包括结构也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在美国柯立芝时代，这种变化集中体现为城市化发展。根据1920年的人口普查，美国已经有超过50%的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到1930年又有将近1500万人转入城镇。城市化不仅仅是经济生活的变化，更是文化生活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进一步导致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在此期间，美国的服务业也迅速发展起来，金融与保险行业翻了两倍。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体，收音机的普及使信息传播大大加速了、普及了。现代科学似乎能够化一切为可能，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潜力似乎无限巨大，所有人都感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正在到来。这种自信与狂放，集中体现为爵士乐的产生和蓬勃发展。因此，柯立芝时代也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

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样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变。2016年，城镇人口比上年增加2182万人，农村人口减少1373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7.35%。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51.6%，消费较快增长主要集中在仍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旅游、医疗、保健和家政等服务领域，还集中在家装家饰、汽车等与住房和交通通讯有关的领域。这表明，中国人民的消费需求已经从简单的物质需求提高到生命质量、生活质量以及精神文化的高度。2016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53.2%，其中农村地区普及率达33.1%。互联网技术中包括的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引发了新的信息革命，博客、微博和微信等平台开启了自媒体时代，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总之，这也是一个“咆哮的时代”。

尽管中国当代经济社会与美国的“柯立芝繁荣”有多方面的类似之处，但当代中国有很多方面是美国柯立芝时代无法相比的

首先是社会发展方面。美国主张自由主义经济，特别是当时斯宾塞主义比较流行，一些著名的资本大亨如洛克菲勒等人，均为斯宾塞的信徒。尽管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流水线生产方式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效益，但广大工人阶级却没有从中同等受益，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足够的“获得感”。更重要的是，尽管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较高，但社会保障水平却十分落后。例如在大危机期间，美国工人失业数量达到5000多万，“胡佛小屋”成为广大失业者的居所。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2016年，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37862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50847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74839万人，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29524万人，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45315万人。这些在美国柯立芝时代基本上都是不存在的。

其次是精神文化方面。美国没有久远的历史，美国的文化是美洲洪荒文化、欧洲现代文化以及多民族文化融合而形成的。正是在柯立芝时代，美国的文化特质开始逐步显现，并以爵士乐、百老汇等为标志。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传统文化，一直都是中国人民自信和自豪的根本来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随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增强，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也在逐渐提升。在努力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中国也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再次是国际事务方面。柯立芝时代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经济的兴衰和周期，直接主导着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兴衰和周期。但是，美国并不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当时，衰落的大英帝国已经无力主导世界的自由贸易，而美国却坚持其孤立主义政策，并恪守百年以来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就导致原有国际经济秩序的逐步瓦解。事实上，因为符合“美国利益”，所以美国乐见其成，但对于整个世界经济来说，则是灾难性的。

当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62517亿元，全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达145亿美元，对沿线国家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760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的47.7%。此外，中国还在其他国际事务中积极承担责任和义务，树立起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有必要研究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避免重蹈大危机覆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到“十二五”期间仍保持了年均7.8%的增长速度。2010年，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的差距正在加速缩小。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根本转变。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到2015年，城市化率已达到56.1%。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不断扩大，贫困人口迅速减少，社会文化和价值观也在迅速发生变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有必要研究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吸取他们的历史教训。

柯立芝时代是自由主义的时代，尽管经济高度繁荣，但始终缺乏必要的经济调控和治理。事实上，美国“柯立芝繁荣”背后隐藏着严重的矛盾与危机。持续的经济高涨冲昏了美国人的头脑，他们似乎没有理由不相信美国“永久繁荣”的神话，而正是这种盲目和非理性的乐观情绪，使人们不知不觉地走向了危机。1929年3月，胡佛接任美国总统，当时正值“柯立芝繁荣”的尾声，美国经济仍表现出一片繁荣。当然，最令人振奋的是美国股票市场的行情。1928年3月至1929年9月，在18个月的时间里，一些热门股票价格飞涨，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股票，每股从179美元涨到335美元左右，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从128美元涨到396美元。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炒股赚钱这样的热门话题，人们普遍相信，股票价格没有最高，只有更高。胡佛总统在宣誓就职时还曾自豪地宣称：“今天，我们美国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加接近彻底战胜贫穷。”然而，就在胡佛就职后的半年多时间里，1929年10月29日，随着纽约股票市场的迅速崩溃，美国开始陷入历史上最严重和最持久的危机之中。到1933年7月，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美国股票市场蒸发了740亿美元，损失了5/6的财富。正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大危机，促使了美国经济和政策的根本转向，从而迎来了罗斯福新政和国家干预时代。

大危机的历史教训值得整个世界吸取，更需要我们吸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所不曾有过的。但与美国不同的是，我们有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较为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可以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更重要的是，党和政府始终保持着理性，并不断采用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运行实行控制，如采取严厉措施实行房地产调控、控制流动性以抑制资产泡沫的扩大、加大力量促使资本向实体经济回归。当然，我们究竟能否成功避免重蹈大危机的覆辙，还取决于多方面的功课，如加速增长方式转变，实现产业升级，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遏制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稳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并保持这一阶层的稳定，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坚持贸易自由等。

中国发展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只要我们能够理性地判断国民经济形势，坚决避免资产泡沫化升级，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就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美]吉尔伯特·C·菲特、吉姆·E·里斯：《美国经济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国家统计局，2008年10月27日。

若将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阶段相比较，美国的“柯立芝繁荣”与之最为相似。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哈定以“回归常态”为竞选口号，于1921年当选美国总统。但不幸的是，他于1923年在“战后萧条”中病逝。柯立芝是当时的副总统，理所当然地接任总统一职，并于1924年成功连任。柯立芝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相信“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理念，并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

柯立芝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幸运的总统，从他接任总统的1923年开始，美国经济就开始出现了持续高涨，并且一直延续到1929年10月，长达104个月，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通过这次持续高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19年的742亿美元增加到1929年的1031亿美元，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315美元增加到1671美元。柯立芝曾自豪地宣称，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1929年，美国生产了资本主义世界48.5％的工业产品，对外投资达172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掌握了世界黄金储备的一半以上（50亿美元），并成为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家。这样一来，美国在世界上的头等大国地位就确定无疑了。美国这一时期的发展，正值柯立芝总统任期（1923年—1929年），因此被称为“柯立芝繁荣”。

中国经济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发展历程。第一个三十年是计划经济时期，也是现代化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的阶段，主要任务是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因而多有波折。第二个三十年是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更是经济高速发展和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时期。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居于第10位，而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为381元，属于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1979—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8%，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07年的249530亿元。其中，从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用了8年时间，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元用了5年时间，2001年首次超过10万亿元大关，到2006年更超过20万亿元。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绝无仅有。经历了两个三十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进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十年。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为了应对经济社会面临的新局势、新问题和新挑战，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局面。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美国柯立芝时代的增长结构和社会变迁相似

“柯立芝繁荣”所依靠的产业支柱主要是建筑、汽车和电气。1919年到1928年，美国建筑工业产值从120多亿美元增长到近17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6.7％。建筑业繁荣是弥补“一战”期间的“欠账”所引发的，同时也引发了持续的房地产热。此时的汽车工业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生产，使本属于富人的奢侈品进入了寻常百姓家。1919年，美国拥有家用轿车600多万辆，到1928年增加到2200万辆。1929年，美国的汽车制造业产值已经占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左右。汽车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钢铁、石油、化工、公路建设等一系列产业部门的发展。此外，随着电气工业的发展，美国人的家庭已率先实现了“电气化”。

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增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产业的繁荣和增长，但新兴产业也在迅速崛起，在某些方面正在实现弯道超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由于城市化的推动，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21世纪初，中国建筑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到2007年超过了5万亿元。现在中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33平方米以上，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37平方米以上。汽车工业从本世纪初开始有了突飞猛进地发展，到2015年已经达到1170万辆，全国私家车保有量达1.24亿辆，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31辆。此外，我国的家用电器早已普及，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总之，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呈现爆发式增长，包括结构也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在美国柯立芝时代，这种变化集中体现为城市化发展。根据1920年的人口普查，美国已经有超过50%的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到1930年又有将近1500万人转入城镇。城市化不仅仅是经济生活的变化，更是文化生活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进一步导致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在此期间，美国的服务业也迅速发展起来，金融与保险行业翻了两倍。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体，收音机的普及使信息传播大大加速了、普及了。现代科学似乎能够化一切为可能，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潜力似乎无限巨大，所有人都感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正在到来。这种自信与狂放，集中体现为爵士乐的产生和蓬勃发展。因此，柯立芝时代也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

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样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变。2016年，城镇人口比上年增加2182万人，农村人口减少1373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7.35%。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51.6%，消费较快增长主要集中在仍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旅游、医疗、保健和家政等服务领域，还集中在家装家饰、汽车等与住房和交通通讯有关的领域。这表明，中国人民的消费需求已经从简单的物质需求提高到生命质量、生活质量以及精神文化的高度。2016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53.2%，其中农村地区普及率达33.1%。互联网技术中包括的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引发了新的信息革命，博客、微博和微信等平台开启了自媒体时代，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总之，这也是一个“咆哮的时代”。

尽管中国当代经济社会与美国的“柯立芝繁荣”有多方面的类似之处，但当代中国有很多方面是美国柯立芝时代无法相比的

首先是社会发展方面。美国主张自由主义经济，特别是当时斯宾塞主义比较流行，一些著名的资本大亨如洛克菲勒等人，均为斯宾塞的信徒。尽管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流水线生产方式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效益，但广大工人阶级却没有从中同等受益，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足够的“获得感”。更重要的是，尽管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较高，但社会保障水平却十分落后。例如在大危机期间，美国工人失业数量达到5000多万，“胡佛小屋”成为广大失业者的居所。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2016年，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37862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50847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74839万人，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29524万人，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45315万人。这些在美国柯立芝时代基本上都是不存在的。

其次是精神文化方面。美国没有久远的历史，美国的文化是美洲洪荒文化、欧洲现代文化以及多民族文化融合而形成的。正是在柯立芝时代，美国的文化特质开始逐步显现，并以爵士乐、百老汇等为标志。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传统文化，一直都是中国人民自信和自豪的根本来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随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增强，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也在逐渐提升。在努力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中国也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再次是国际事务方面。柯立芝时代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经济的兴衰和周期，直接主导着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兴衰和周期。但是，美国并不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当时，衰落的大英帝国已经无力主导世界的自由贸易，而美国却坚持其孤立主义政策，并恪守百年以来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就导致原有国际经济秩序的逐步瓦解。事实上，因为符合“美国利益”，所以美国乐见其成，但对于整个世界经济来说，则是灾难性的。

当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62517亿元，全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达145亿美元，对沿线国家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760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的47.7%。此外，中国还在其他国际事务中积极承担责任和义务，树立起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有必要研究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避免重蹈大危机覆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到“十二五”期间仍保持了年均7.8%的增长速度。2010年，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的差距正在加速缩小。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根本转变。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到2015年，城市化率已达到56.1%。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不断扩大，贫困人口迅速减少，社会文化和价值观也在迅速发生变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有必要研究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吸取他们的历史教训。

柯立芝时代是自由主义的时代，尽管经济高度繁荣，但始终缺乏必要的经济调控和治理。事实上，美国“柯立芝繁荣”背后隐藏着严重的矛盾与危机。持续的经济高涨冲昏了美国人的头脑，他们似乎没有理由不相信美国“永久繁荣”的神话，而正是这种盲目和非理性的乐观情绪，使人们不知不觉地走向了危机。1929年3月，胡佛接任美国总统，当时正值“柯立芝繁荣”的尾声，美国经济仍表现出一片繁荣。当然，最令人振奋的是美国股票市场的行情。1928年3月至1929年9月，在18个月的时间里，一些热门股票价格飞涨，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股票，每股从179美元涨到335美元左右，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从128美元涨到396美元。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炒股赚钱这样的热门话题，人们普遍相信，股票价格没有最高，只有更高。胡佛总统在宣誓就职时还曾自豪地宣称：“今天，我们美国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加接近彻底战胜贫穷。”然而，就在胡佛就职后的半年多时间里，1929年10月29日，随着纽约股票市场的迅速崩溃，美国开始陷入历史上最严重和最持久的危机之中。到1933年7月，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美国股票市场蒸发了740亿美元，损失了5/6的财富。正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大危机，促使了美国经济和政策的根本转向，从而迎来了罗斯福新政和国家干预时代。

大危机的历史教训值得整个世界吸取，更需要我们吸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所不曾有过的。但与美国不同的是，我们有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较为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可以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更重要的是，党和政府始终保持着理性，并不断采用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运行实行控制，如采取严厉措施实行房地产调控、控制流动性以抑制资产泡沫的扩大、加大力量促使资本向实体经济回归。当然，我们究竟能否成功避免重蹈大危机的覆辙，还取决于多方面的功课，如加速增长方式转变，实现产业升级，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遏制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稳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并保持这一阶层的稳定，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坚持贸易自由等。

中国发展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只要我们能够理性地判断国民经济形势，坚决避免资产泡沫化升级，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就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美]吉尔伯特·C·菲特、吉姆·E·里斯：《美国经济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国家统计局，2008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