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只剩下几个年头了，整个世界处在一种世纪之交的特殊气氛中。这种气氛可以做两种概括：一是和平发展，二是准备商战。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世界结束了冷战，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危险消失了，同时，市场经济成为各民族的共识，使经济发展摆脱了意识形态影响。这样，世界就处在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情绪中。的确，冷战结束，热战未起，世界赢得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机。然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国际商战的阴影，却笼罩在世界上空。90年代，一个新的、残酷无情的竞争性世界格局正在形成，而国际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却大大地滞后，这使我们不得不相信：随着世纪转换，世界将面临世纪初商战。

一、战后自由贸易体制的矛盾和危机

战后，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体系共同支撑的自由贸易体制，已维持了数十年。尽管从目前看，这个体制仍在发展和发挥作用，但其自身的矛盾已使它危机四伏，并有可能走向崩溃。

自由贸易的基础是垂直式国际分工。古典的比较成本说可以说明这种分工基础上自由贸易的合理性：一方面，不同国家依据其不同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处在不同的分工梯级上，互为市场，优势互补，享受比较利益；另一方面，自由贸易是这种比较利益得以实现的体制条件。这是因为，只有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国才能自觉地处于相应的分工位置上。但自由贸易并不是平等贸易。在这种体制下，尽管所有国家都可享受比较利益，但不同国家所获利益大小是很不相同的，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高梯级的国家所获利益，大于处于较低梯级的国家所获利益。而任何国家要想获得较大利益，就必须加速发展，改变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跨上一个更高的梯级。然而，这种跨梯级的发展，往往会打乱原有的国际分工秩序。例如，两个分别处于不同梯级的国家，现在比较优势趋于一致，处于同一分工梯级上，就会争夺同一级市场，从而加剧贸易摩擦和冲突。在这种竞争中，发展较快，处于攻势的国家，为争夺国外市场，常常使用倾销武器；而发展停滞，处于守势的国家，为保护本国市场，往往放弃自由贸易原则而转向保护主义。这就是自由贸易体制可能瓦解的根本原因，也是国际商战的根源。

战后初期，国际分工呈明显的垂直式分工，其中美国处于最高梯级，拥有绝对优势；西欧和日本处在第二个梯级上；其他国家分别处在第三、第四梯级上。但经过数十年发展，原有国际分工格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的优势地位逐步丧失，西欧和日本差不多与美国处于平行位置上，发达国家之间垂直式国际分工被水平式分工所代替。其他国家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就使自由贸易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并加剧了国际经济的竞争。

既然自由贸易并不是平等贸易，就需要有一种力量和相应的制度来维持。由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高梯级的国家，从自由贸易中可获得较多的利益，所以，一般来说，往往是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绝对优势，即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最高梯级的国家，最热心于自由贸易并主动承担维持自由贸易体制的义务。但是，为维持这个体制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如果这个国家能始终处在国际分工的最高梯度上，始终保持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那么，它从自由贸易中所获利益会始终大于为此付出的成本。但事实并非如此。正是由于这种优势地位，导致该国创新力度的减弱，发展速度的相对减慢，最终又丧失这种优势。这样，该国从自由贸易中所获利益将递减并小于维持自由贸易的成本，而后起国家的追迫，往往使它不得不放弃自由贸易原则，继而转向保护主义。一旦这个国家放弃自由贸易，整个自由贸易体制也就面临解体的危险。

战后初期，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因而可以从自由贸易中获得最大利益，并承担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的义务。例如，美国五、六十年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维护汇率稳定，领导关贸总协定谈判，向世界大多数国家开放市场等，对于维护战后自由贸易体制起了重要作用，但美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巨大的。到七、八十年代，美国经济的绝对优势丧失，西欧和日本对美国的垄断地位提出挑战，贸易摩擦日益严重。对美国来说，继续维护自由贸易体制是否有利，已受到普遍的怀疑；加上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国内保护主义呼声也越来越高。所以，美国放弃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义务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一旦美国放弃自由贸易，甚至转向保护主义，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将瓦解无疑。

此外，战后世界自由贸易体制是以多边协定形式运行的，其中主要是布雷顿森林协定和关贸总协定。这种多边体制对每个国家的约束力都是有限的。由于自由贸易的不平等性，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较低位置、所获利益较小的国家，不仅总是努力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破坏这个体制。例如，战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就是由于某些国家实行单独浮动或共同浮动而瓦解的。而关贸总协定本身就是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妥协的产物，如允许各种“例外”的存在，容忍区域性关税集团等。因此，它随时都有可能与保护主义作进一步的妥协。这里，美国的战略最能说明问题：一方面，美国在关贸总协定中承担着维护自由贸易的义务；另一方面，却构思着一个最大的区域性自由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并在乌拉圭回合达成全面协议之前付诸实施。可见，美国并非彻底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在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的同时，也在构筑保护主义阵地，为未来商战作准备。

总之，战后维持了数十年的自由贸易体制，由于其自身的矛盾，已处于十分脆弱的状况，尽管表面上基本框架仍然存在，但确已危机四伏。

二、国际商战的本质与21世纪商战的特点

如果维持了半个世纪的自由贸易体制瓦解，世界将迎来一个商战的世纪，即使自由贸易体制继续存在，未来商业竞争也是十分剧烈的。所以，无论如何，21世纪将是个商战世纪。

商战的本质是发展机会与生存空间的争夺。广义的商战包括所有形式的商业竞争，在通常情况下所强调的是发展机会的竞争。争夺发展机会的实质，就是追求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而各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直接相关的。一方面，每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主要是由该国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从而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必然处于国际分工的较低位置上。另一方面，任何国家要提高本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必须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本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但是，这种以提高收入水平和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位置的竞争，必然导致原有的国际分工秩序的改变，在一定条件下，往往导致国际商战。

近代以来的事实是：英美作为最早开始工业革命和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先后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最高位置上，并在世界工业和贸易中据有垄断地位；而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德国和日本，为了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一直在追求这个位置，并一次又一次地向英美挑战。如果英美能够维持经济发展的较高速度并保持这个位置，那么原有的国际分工秩序也会保持和谐。但事实上，英美由于在世界工业和贸易中处于垄断地位而发展停滞，这种停滞影响了国际分工秩序的进一步调整和保持和谐。其结果是几个国家共同争夺原有的本已十分有限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意义上的商业竞争，往往导致激烈的国际商战。

商战与通常意义上的商业竞争不同，它是生存空间的竞争。因为这时的市场，特别是出口市场，对于各国已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如果出口受阻，占国民经济较大比重的出口产业将会萧条，而出口产业的萧条，对其他产业的连锁影响，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萧条，从而危及民族的生存。这种情况下的国际商业竞争，必然是不择手段和以邻为壑的。当商业竞争必须采取损害别国利益的手段时，就升级为商战。从历史上看，商战武器常常是商品倾销、关税壁垒、汇兑贬值等，就是所谓的倾销战、关税战和货币战。而商业角逐同时伴随着外交上的外交角逐，这就是外交战。当这些武器用尽而仍不足以达到预期目的时，个别国家很可能不惜军事冒险。所以，商战包含着热战的危险。

不过，下世纪可能发生的商战，首先将是科技战。各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归根结底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而科技水平是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及其变化的根本原因。所以，国际市场上的商业角逐，事实上是科技角逐。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对战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新的科技革命，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同是挑战和机遇，抓住机遇就可能大大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从而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我们所看到的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正是这场科技革命的结果。从目前看，这场科技革命尚未结束，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更远未完成，它对国际分工秩序的冲击仍在继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现代科技革命日益呈现出连续性，它对国际分工秩序的冲击会接连不断地发生。但十分不幸的是，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却呈现出严重的滞后性。这种矛盾包含着国际商战的根本性危险。

另一方面，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讲，要想在未来商战中取胜，必须依靠科技的力量。只有大力发展科技，才能迅速提高本国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才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取得更优越的位置。相反，对科技发展的稍许忽视，都可能导致发展机会的丧失，并进而导致商战的失败。而商战的失败，其结果不仅仅是在发展中落伍的问题，而是民族生存空间变小的问题。因为，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低，经济竞争能力必然减弱，不仅不能向较高级市场进军，原有市场也将受到越来越强的竞争，而丧失部分市场，无异于部分生存空间的丧失。正因为如此，未来以科技战为主要方式的商战，在一定条件下仍会导致传统形式的国际商战、并进而导致更大规模的国际冲突。

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和西欧、都提出宏伟的科技发展计划，这些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接近，单纯依靠产业竞争已难决胜负，因而转向发展高科技，运用科技武器进行新一轮角逐，试图在未来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抢占制高点。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也不甘落后，试图争夺次高点，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意识到科技的意义，纷纷投入较大的力量发展本国的科技事业。所以，未来商战将是一场卷入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世界级科技大战，而鹿死谁手完全取决于各国的科技力量。

三、未来商战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从争夺发展机会和生存空间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商战是不可避免的。而20世纪最后三十年国际经济结构矛盾日益突出，面临重大调整：如果这种调整不是人们自觉自愿和协调一致的行动，那就必然通过危机和商战的形式来进行。从主观上讲，人们都希望通过自觉自愿和协调一致的方式来实现这种调整；但从客观上看，对于发展机会和生存空间的争夺，没有相让的余地，所以，商战总要发生。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做好风暴到来前的准备，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首先要追求发展机会，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中国的这种发展，从根本上讲，对其他国家乃至对整个世界都是有利的。因为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世界市场的扩大，意味着世界的发展和生存余地的扩大。但另一方面，中国是个大国，总体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经济发展有加快趋势，在世界经济结构不能顺利实现调整和协调的情况下，必然与其他国家发生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可能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与其他相同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争夺发展机会，具体说就是对同一级水平市场的争夺，二是与较发达国家争夺高一级水平市场，从而引起以贸易摩擦方式出现的争夺。如果我国经济发展较快，我们将主要面临后一种冲突，相反，如果经济发展停滞，将主要面临前一种冲突。不论哪一种冲突，最后的结果都可能导致商战。不过，前一种冲突对我国来说是一种进攻性冲突，而后一种冲突是防守性冲突。在经济发展停滞的情况下，我们还将面临后进国家的追迫和先进国家的倾销。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在国际竞争和商战中失败，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发展机会，更是生存空间。所以，对我国来说，发展是硬道理。

未来商战将主要是科技战。因此，我们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科技发展。这是在未来商战中取胜的最根本保证。但科技发展依靠的是教育。如果在下世纪商战爆发之时，我们没有培养出掌握现代科技的人才，并大大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那么，失败将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未来商战的胜负，是在商战爆发前二、三十年中决定的。所以，对目前教育和科技的任何忽视，都可能导致未来的灭顶之灾。

应该强调，我们必须加强国民的商战意识，一切对未来的和平、和谐的幻想都是极为有害的。既然未来商战不可避免，就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而增强商战意识，让全体国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是目前极为迫切的任务。

20世纪只剩下几个年头了，整个世界处在一种世纪之交的特殊气氛中。这种气氛可以做两种概括：一是和平发展，二是准备商战。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世界结束了冷战，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危险消失了，同时，市场经济成为各民族的共识，使经济发展摆脱了意识形态影响。这样，世界就处在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情绪中。的确，冷战结束，热战未起，世界赢得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机。然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国际商战的阴影，却笼罩在世界上空。90年代，一个新的、残酷无情的竞争性世界格局正在形成，而国际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却大大地滞后，这使我们不得不相信：随着世纪转换，世界将面临世纪初商战。

一、战后自由贸易体制的矛盾和危机

战后，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体系共同支撑的自由贸易体制，已维持了数十年。尽管从目前看，这个体制仍在发展和发挥作用，但其自身的矛盾已使它危机四伏，并有可能走向崩溃。

自由贸易的基础是垂直式国际分工。古典的比较成本说可以说明这种分工基础上自由贸易的合理性：一方面，不同国家依据其不同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处在不同的分工梯级上，互为市场，优势互补，享受比较利益；另一方面，自由贸易是这种比较利益得以实现的体制条件。这是因为，只有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国才能自觉地处于相应的分工位置上。但自由贸易并不是平等贸易。在这种体制下，尽管所有国家都可享受比较利益，但不同国家所获利益大小是很不相同的，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高梯级的国家所获利益，大于处于较低梯级的国家所获利益。而任何国家要想获得较大利益，就必须加速发展，改变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跨上一个更高的梯级。然而，这种跨梯级的发展，往往会打乱原有的国际分工秩序。例如，两个分别处于不同梯级的国家，现在比较优势趋于一致，处于同一分工梯级上，就会争夺同一级市场，从而加剧贸易摩擦和冲突。在这种竞争中，发展较快，处于攻势的国家，为争夺国外市场，常常使用倾销武器；而发展停滞，处于守势的国家，为保护本国市场，往往放弃自由贸易原则而转向保护主义。这就是自由贸易体制可能瓦解的根本原因，也是国际商战的根源。

战后初期，国际分工呈明显的垂直式分工，其中美国处于最高梯级，拥有绝对优势；西欧和日本处在第二个梯级上；其他国家分别处在第三、第四梯级上。但经过数十年发展，原有国际分工格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的优势地位逐步丧失，西欧和日本差不多与美国处于平行位置上，发达国家之间垂直式国际分工被水平式分工所代替。其他国家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就使自由贸易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并加剧了国际经济的竞争。

既然自由贸易并不是平等贸易，就需要有一种力量和相应的制度来维持。由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高梯级的国家，从自由贸易中可获得较多的利益，所以，一般来说，往往是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绝对优势，即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最高梯级的国家，最热心于自由贸易并主动承担维持自由贸易体制的义务。但是，为维持这个体制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如果这个国家能始终处在国际分工的最高梯度上，始终保持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那么，它从自由贸易中所获利益会始终大于为此付出的成本。但事实并非如此。正是由于这种优势地位，导致该国创新力度的减弱，发展速度的相对减慢，最终又丧失这种优势。这样，该国从自由贸易中所获利益将递减并小于维持自由贸易的成本，而后起国家的追迫，往往使它不得不放弃自由贸易原则，继而转向保护主义。一旦这个国家放弃自由贸易，整个自由贸易体制也就面临解体的危险。

战后初期，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因而可以从自由贸易中获得最大利益，并承担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的义务。例如，美国五、六十年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维护汇率稳定，领导关贸总协定谈判，向世界大多数国家开放市场等，对于维护战后自由贸易体制起了重要作用，但美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巨大的。到七、八十年代，美国经济的绝对优势丧失，西欧和日本对美国的垄断地位提出挑战，贸易摩擦日益严重。对美国来说，继续维护自由贸易体制是否有利，已受到普遍的怀疑；加上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国内保护主义呼声也越来越高。所以，美国放弃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义务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一旦美国放弃自由贸易，甚至转向保护主义，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将瓦解无疑。

此外，战后世界自由贸易体制是以多边协定形式运行的，其中主要是布雷顿森林协定和关贸总协定。这种多边体制对每个国家的约束力都是有限的。由于自由贸易的不平等性，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较低位置、所获利益较小的国家，不仅总是努力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破坏这个体制。例如，战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就是由于某些国家实行单独浮动或共同浮动而瓦解的。而关贸总协定本身就是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妥协的产物，如允许各种“例外”的存在，容忍区域性关税集团等。因此，它随时都有可能与保护主义作进一步的妥协。这里，美国的战略最能说明问题：一方面，美国在关贸总协定中承担着维护自由贸易的义务；另一方面，却构思着一个最大的区域性自由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并在乌拉圭回合达成全面协议之前付诸实施。可见，美国并非彻底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在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的同时，也在构筑保护主义阵地，为未来商战作准备。

总之，战后维持了数十年的自由贸易体制，由于其自身的矛盾，已处于十分脆弱的状况，尽管表面上基本框架仍然存在，但确已危机四伏。

二、国际商战的本质与21世纪商战的特点

如果维持了半个世纪的自由贸易体制瓦解，世界将迎来一个商战的世纪，即使自由贸易体制继续存在，未来商业竞争也是十分剧烈的。所以，无论如何，21世纪将是个商战世纪。

商战的本质是发展机会与生存空间的争夺。广义的商战包括所有形式的商业竞争，在通常情况下所强调的是发展机会的竞争。争夺发展机会的实质，就是追求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而各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直接相关的。一方面，每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主要是由该国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从而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必然处于国际分工的较低位置上。另一方面，任何国家要提高本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必须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本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但是，这种以提高收入水平和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位置的竞争，必然导致原有的国际分工秩序的改变，在一定条件下，往往导致国际商战。

近代以来的事实是：英美作为最早开始工业革命和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先后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最高位置上，并在世界工业和贸易中据有垄断地位；而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德国和日本，为了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一直在追求这个位置，并一次又一次地向英美挑战。如果英美能够维持经济发展的较高速度并保持这个位置，那么原有的国际分工秩序也会保持和谐。但事实上，英美由于在世界工业和贸易中处于垄断地位而发展停滞，这种停滞影响了国际分工秩序的进一步调整和保持和谐。其结果是几个国家共同争夺原有的本已十分有限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意义上的商业竞争，往往导致激烈的国际商战。

商战与通常意义上的商业竞争不同，它是生存空间的竞争。因为这时的市场，特别是出口市场，对于各国已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如果出口受阻，占国民经济较大比重的出口产业将会萧条，而出口产业的萧条，对其他产业的连锁影响，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萧条，从而危及民族的生存。这种情况下的国际商业竞争，必然是不择手段和以邻为壑的。当商业竞争必须采取损害别国利益的手段时，就升级为商战。从历史上看，商战武器常常是商品倾销、关税壁垒、汇兑贬值等，就是所谓的倾销战、关税战和货币战。而商业角逐同时伴随着外交上的外交角逐，这就是外交战。当这些武器用尽而仍不足以达到预期目的时，个别国家很可能不惜军事冒险。所以，商战包含着热战的危险。

不过，下世纪可能发生的商战，首先将是科技战。各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归根结底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而科技水平是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及其变化的根本原因。所以，国际市场上的商业角逐，事实上是科技角逐。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对战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新的科技革命，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同是挑战和机遇，抓住机遇就可能大大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从而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我们所看到的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正是这场科技革命的结果。从目前看，这场科技革命尚未结束，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更远未完成，它对国际分工秩序的冲击仍在继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现代科技革命日益呈现出连续性，它对国际分工秩序的冲击会接连不断地发生。但十分不幸的是，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却呈现出严重的滞后性。这种矛盾包含着国际商战的根本性危险。

另一方面，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讲，要想在未来商战中取胜，必须依靠科技的力量。只有大力发展科技，才能迅速提高本国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才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取得更优越的位置。相反，对科技发展的稍许忽视，都可能导致发展机会的丧失，并进而导致商战的失败。而商战的失败，其结果不仅仅是在发展中落伍的问题，而是民族生存空间变小的问题。因为，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低，经济竞争能力必然减弱，不仅不能向较高级市场进军，原有市场也将受到越来越强的竞争，而丧失部分市场，无异于部分生存空间的丧失。正因为如此，未来以科技战为主要方式的商战，在一定条件下仍会导致传统形式的国际商战、并进而导致更大规模的国际冲突。

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和西欧、都提出宏伟的科技发展计划，这些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接近，单纯依靠产业竞争已难决胜负，因而转向发展高科技，运用科技武器进行新一轮角逐，试图在未来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抢占制高点。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也不甘落后，试图争夺次高点，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意识到科技的意义，纷纷投入较大的力量发展本国的科技事业。所以，未来商战将是一场卷入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世界级科技大战，而鹿死谁手完全取决于各国的科技力量。

三、未来商战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从争夺发展机会和生存空间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商战是不可避免的。而20世纪最后三十年国际经济结构矛盾日益突出，面临重大调整：如果这种调整不是人们自觉自愿和协调一致的行动，那就必然通过危机和商战的形式来进行。从主观上讲，人们都希望通过自觉自愿和协调一致的方式来实现这种调整；但从客观上看，对于发展机会和生存空间的争夺，没有相让的余地，所以，商战总要发生。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做好风暴到来前的准备，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首先要追求发展机会，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中国的这种发展，从根本上讲，对其他国家乃至对整个世界都是有利的。因为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世界市场的扩大，意味着世界的发展和生存余地的扩大。但另一方面，中国是个大国，总体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经济发展有加快趋势，在世界经济结构不能顺利实现调整和协调的情况下，必然与其他国家发生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可能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与其他相同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争夺发展机会，具体说就是对同一级水平市场的争夺，二是与较发达国家争夺高一级水平市场，从而引起以贸易摩擦方式出现的争夺。如果我国经济发展较快，我们将主要面临后一种冲突，相反，如果经济发展停滞，将主要面临前一种冲突。不论哪一种冲突，最后的结果都可能导致商战。不过，前一种冲突对我国来说是一种进攻性冲突，而后一种冲突是防守性冲突。在经济发展停滞的情况下，我们还将面临后进国家的追迫和先进国家的倾销。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在国际竞争和商战中失败，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发展机会，更是生存空间。所以，对我国来说，发展是硬道理。

未来商战将主要是科技战。因此，我们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科技发展。这是在未来商战中取胜的最根本保证。但科技发展依靠的是教育。如果在下世纪商战爆发之时，我们没有培养出掌握现代科技的人才，并大大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那么，失败将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未来商战的胜负，是在商战爆发前二、三十年中决定的。所以，对目前教育和科技的任何忽视，都可能导致未来的灭顶之灾。

应该强调，我们必须加强国民的商战意识，一切对未来的和平、和谐的幻想都是极为有害的。既然未来商战不可避免，就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而增强商战意识，让全体国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是目前极为迫切的任务。

20世纪只剩下几个年头了，整个世界处在一种世纪之交的特殊气氛中。这种气氛可以做两种概括：一是和平发展，二是准备商战。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世界结束了冷战，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危险消失了，同时，市场经济成为各民族的共识，使经济发展摆脱了意识形态影响。这样，世界就处在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情绪中。的确，冷战结束，热战未起，世界赢得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机。然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国际商战的阴影，却笼罩在世界上空。90年代，一个新的、残酷无情的竞争性世界格局正在形成，而国际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却大大地滞后，这使我们不得不相信：随着世纪转换，世界将面临世纪初商战。

一、战后自由贸易体制的矛盾和危机

战后，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体系共同支撑的自由贸易体制，已维持了数十年。尽管从目前看，这个体制仍在发展和发挥作用，但其自身的矛盾已使它危机四伏，并有可能走向崩溃。

自由贸易的基础是垂直式国际分工。古典的比较成本说可以说明这种分工基础上自由贸易的合理性：一方面，不同国家依据其不同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处在不同的分工梯级上，互为市场，优势互补，享受比较利益；另一方面，自由贸易是这种比较利益得以实现的体制条件。这是因为，只有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国才能自觉地处于相应的分工位置上。但自由贸易并不是平等贸易。在这种体制下，尽管所有国家都可享受比较利益，但不同国家所获利益大小是很不相同的，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高梯级的国家所获利益，大于处于较低梯级的国家所获利益。而任何国家要想获得较大利益，就必须加速发展，改变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跨上一个更高的梯级。然而，这种跨梯级的发展，往往会打乱原有的国际分工秩序。例如，两个分别处于不同梯级的国家，现在比较优势趋于一致，处于同一分工梯级上，就会争夺同一级市场，从而加剧贸易摩擦和冲突。在这种竞争中，发展较快，处于攻势的国家，为争夺国外市场，常常使用倾销武器；而发展停滞，处于守势的国家，为保护本国市场，往往放弃自由贸易原则而转向保护主义。这就是自由贸易体制可能瓦解的根本原因，也是国际商战的根源。

战后初期，国际分工呈明显的垂直式分工，其中美国处于最高梯级，拥有绝对优势；西欧和日本处在第二个梯级上；其他国家分别处在第三、第四梯级上。但经过数十年发展，原有国际分工格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的优势地位逐步丧失，西欧和日本差不多与美国处于平行位置上，发达国家之间垂直式国际分工被水平式分工所代替。其他国家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就使自由贸易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并加剧了国际经济的竞争。

既然自由贸易并不是平等贸易，就需要有一种力量和相应的制度来维持。由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高梯级的国家，从自由贸易中可获得较多的利益，所以，一般来说，往往是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绝对优势，即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最高梯级的国家，最热心于自由贸易并主动承担维持自由贸易体制的义务。但是，为维持这个体制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如果这个国家能始终处在国际分工的最高梯度上，始终保持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那么，它从自由贸易中所获利益会始终大于为此付出的成本。但事实并非如此。正是由于这种优势地位，导致该国创新力度的减弱，发展速度的相对减慢，最终又丧失这种优势。这样，该国从自由贸易中所获利益将递减并小于维持自由贸易的成本，而后起国家的追迫，往往使它不得不放弃自由贸易原则，继而转向保护主义。一旦这个国家放弃自由贸易，整个自由贸易体制也就面临解体的危险。

战后初期，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因而可以从自由贸易中获得最大利益，并承担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的义务。例如，美国五、六十年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维护汇率稳定，领导关贸总协定谈判，向世界大多数国家开放市场等，对于维护战后自由贸易体制起了重要作用，但美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巨大的。到七、八十年代，美国经济的绝对优势丧失，西欧和日本对美国的垄断地位提出挑战，贸易摩擦日益严重。对美国来说，继续维护自由贸易体制是否有利，已受到普遍的怀疑；加上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国内保护主义呼声也越来越高。所以，美国放弃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义务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一旦美国放弃自由贸易，甚至转向保护主义，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将瓦解无疑。

此外，战后世界自由贸易体制是以多边协定形式运行的，其中主要是布雷顿森林协定和关贸总协定。这种多边体制对每个国家的约束力都是有限的。由于自由贸易的不平等性，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较低位置、所获利益较小的国家，不仅总是努力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破坏这个体制。例如，战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就是由于某些国家实行单独浮动或共同浮动而瓦解的。而关贸总协定本身就是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妥协的产物，如允许各种“例外”的存在，容忍区域性关税集团等。因此，它随时都有可能与保护主义作进一步的妥协。这里，美国的战略最能说明问题：一方面，美国在关贸总协定中承担着维护自由贸易的义务；另一方面，却构思着一个最大的区域性自由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并在乌拉圭回合达成全面协议之前付诸实施。可见，美国并非彻底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在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的同时，也在构筑保护主义阵地，为未来商战作准备。

总之，战后维持了数十年的自由贸易体制，由于其自身的矛盾，已处于十分脆弱的状况，尽管表面上基本框架仍然存在，但确已危机四伏。

二、国际商战的本质与21世纪商战的特点

如果维持了半个世纪的自由贸易体制瓦解，世界将迎来一个商战的世纪，即使自由贸易体制继续存在，未来商业竞争也是十分剧烈的。所以，无论如何，21世纪将是个商战世纪。

商战的本质是发展机会与生存空间的争夺。广义的商战包括所有形式的商业竞争，在通常情况下所强调的是发展机会的竞争。争夺发展机会的实质，就是追求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而各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直接相关的。一方面，每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主要是由该国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从而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必然处于国际分工的较低位置上。另一方面，任何国家要提高本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必须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本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但是，这种以提高收入水平和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位置的竞争，必然导致原有的国际分工秩序的改变，在一定条件下，往往导致国际商战。

近代以来的事实是：英美作为最早开始工业革命和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先后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最高位置上，并在世界工业和贸易中据有垄断地位；而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德国和日本，为了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一直在追求这个位置，并一次又一次地向英美挑战。如果英美能够维持经济发展的较高速度并保持这个位置，那么原有的国际分工秩序也会保持和谐。但事实上，英美由于在世界工业和贸易中处于垄断地位而发展停滞，这种停滞影响了国际分工秩序的进一步调整和保持和谐。其结果是几个国家共同争夺原有的本已十分有限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意义上的商业竞争，往往导致激烈的国际商战。

商战与通常意义上的商业竞争不同，它是生存空间的竞争。因为这时的市场，特别是出口市场，对于各国已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如果出口受阻，占国民经济较大比重的出口产业将会萧条，而出口产业的萧条，对其他产业的连锁影响，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萧条，从而危及民族的生存。这种情况下的国际商业竞争，必然是不择手段和以邻为壑的。当商业竞争必须采取损害别国利益的手段时，就升级为商战。从历史上看，商战武器常常是商品倾销、关税壁垒、汇兑贬值等，就是所谓的倾销战、关税战和货币战。而商业角逐同时伴随着外交上的外交角逐，这就是外交战。当这些武器用尽而仍不足以达到预期目的时，个别国家很可能不惜军事冒险。所以，商战包含着热战的危险。

不过，下世纪可能发生的商战，首先将是科技战。各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归根结底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而科技水平是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及其变化的根本原因。所以，国际市场上的商业角逐，事实上是科技角逐。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对战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新的科技革命，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同是挑战和机遇，抓住机遇就可能大大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从而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我们所看到的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正是这场科技革命的结果。从目前看，这场科技革命尚未结束，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更远未完成，它对国际分工秩序的冲击仍在继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现代科技革命日益呈现出连续性，它对国际分工秩序的冲击会接连不断地发生。但十分不幸的是，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却呈现出严重的滞后性。这种矛盾包含着国际商战的根本性危险。

另一方面，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讲，要想在未来商战中取胜，必须依靠科技的力量。只有大力发展科技，才能迅速提高本国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才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取得更优越的位置。相反，对科技发展的稍许忽视，都可能导致发展机会的丧失，并进而导致商战的失败。而商战的失败，其结果不仅仅是在发展中落伍的问题，而是民族生存空间变小的问题。因为，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低，经济竞争能力必然减弱，不仅不能向较高级市场进军，原有市场也将受到越来越强的竞争，而丧失部分市场，无异于部分生存空间的丧失。正因为如此，未来以科技战为主要方式的商战，在一定条件下仍会导致传统形式的国际商战、并进而导致更大规模的国际冲突。

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和西欧、都提出宏伟的科技发展计划，这些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接近，单纯依靠产业竞争已难决胜负，因而转向发展高科技，运用科技武器进行新一轮角逐，试图在未来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抢占制高点。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也不甘落后，试图争夺次高点，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意识到科技的意义，纷纷投入较大的力量发展本国的科技事业。所以，未来商战将是一场卷入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世界级科技大战，而鹿死谁手完全取决于各国的科技力量。

三、未来商战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从争夺发展机会和生存空间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商战是不可避免的。而20世纪最后三十年国际经济结构矛盾日益突出，面临重大调整：如果这种调整不是人们自觉自愿和协调一致的行动，那就必然通过危机和商战的形式来进行。从主观上讲，人们都希望通过自觉自愿和协调一致的方式来实现这种调整；但从客观上看，对于发展机会和生存空间的争夺，没有相让的余地，所以，商战总要发生。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做好风暴到来前的准备，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首先要追求发展机会，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中国的这种发展，从根本上讲，对其他国家乃至对整个世界都是有利的。因为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世界市场的扩大，意味着世界的发展和生存余地的扩大。但另一方面，中国是个大国，总体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经济发展有加快趋势，在世界经济结构不能顺利实现调整和协调的情况下，必然与其他国家发生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可能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与其他相同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争夺发展机会，具体说就是对同一级水平市场的争夺，二是与较发达国家争夺高一级水平市场，从而引起以贸易摩擦方式出现的争夺。如果我国经济发展较快，我们将主要面临后一种冲突，相反，如果经济发展停滞，将主要面临前一种冲突。不论哪一种冲突，最后的结果都可能导致商战。不过，前一种冲突对我国来说是一种进攻性冲突，而后一种冲突是防守性冲突。在经济发展停滞的情况下，我们还将面临后进国家的追迫和先进国家的倾销。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在国际竞争和商战中失败，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发展机会，更是生存空间。所以，对我国来说，发展是硬道理。

未来商战将主要是科技战。因此，我们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科技发展。这是在未来商战中取胜的最根本保证。但科技发展依靠的是教育。如果在下世纪商战爆发之时，我们没有培养出掌握现代科技的人才，并大大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那么，失败将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未来商战的胜负，是在商战爆发前二、三十年中决定的。所以，对目前教育和科技的任何忽视，都可能导致未来的灭顶之灾。

应该强调，我们必须加强国民的商战意识，一切对未来的和平、和谐的幻想都是极为有害的。既然未来商战不可避免，就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而增强商战意识，让全体国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是目前极为迫切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