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不少人对发生于本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仍然是谈虎色变。特别是东南亚金融风暴引起一系列连锁危机以后，有人认为30年代大危机可能重演。尽管这种说法有些耸人听闻，但我们仍可以认为，世界经济陷于长期萧条的危险不容忽视。所以，认真研究这场本世纪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中吸取一些教训是十分有必要的。那么，30年代大危机给我们留下哪些历史警示呢？

兼顾效率与公平

20年代是强调效率的年代。这场效率运动是从美国推广“福特生产方式”开始的，被称为“产业合理化”，其具体内容就是通过加快机器的运转和工人劳动的紧张程度，实行科学的管理方法，提高生产率。然而，科学管理和劳动生产率所带来的效益，却为资本家攫取。尽管在资本家利润提高的同时，工人的工资也有所提高，但两方面的差距很大，而且越来越大。所以，在整个20年代，尽管经济一直处在高涨之中，但就业和消费却越来越陷于停滞，到20年代后期，这种矛盾的积累最终导致危机爆发。可以说，效率与公平的严重失衡是30年代大危机的根本原因。

现代美国经济从80年代初期开始，即从里根总统执政开始，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和治理通货膨胀，实行大幅度减税和减少福利开支的政策。减税对于刺激投资，增加供给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减少福利支出对于缩减财政赤字，压低通货膨胀也产生了明显的效果。里根执政以后，这种政策倾向更加明显，也极为成功，美国经济出现连续六年的持续增长，1998年还出现多年来的首次财政盈余。然而，就连政策制定者也不否认，这种政策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所以，尽管经济实现了增长，但效率与公平却可能再一次严重地失衡。这是美国经济所面临的极为现实而又极为严酷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经济效率得到很大的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社会收入差距也越拉越大。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我们事实上是把提高效率作为经济政策的首选目标的，而公平问题则放在第二位。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社会各个阶层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实惠，即分享到了利益，所以矛盾并不突出。但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从分享利益转为分配改革成本，而广大群众事实上成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特别是这种矛盾进一步转化为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这是我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如果说改革开放前20年的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率，那么，不论这个目标实现的程度如何，都必须将公平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所以，就我国目前的经济政策目标来看，要通过需求调节来刺激消费，必须从公平分配角度入手。

慎用消费信贷

20年代美国经济高度繁荣，但消费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所以，消费停滞是不可避免的。2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都面临市场萎缩问题，各国为刺激消费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就美国来讲，最为有效的措施就是推行消费信贷。20年代美国耐用消费品生产迅速发展，但事实上，美国人民的收入水平还不足以支持汽车和家用电器产业如此高速的发展，这在客观上需要发展消费信贷。然而，在社会收入水平差距拉大的情况下，美国社会事实上存在一个消费断层，单纯靠消费信贷只能在短期内推动生产，效果是有限的。另一方面，这种提前消费、“寅吃卯粮”的办法却使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进一步积累，并进一步埋藏下金融危机的种子。事实上，30年代大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分配问题。美国采用消费信贷的方法来刺激消费只能是将矛盾进一步积累，而不断积累的矛盾最终只能以大危机的方式解决。所以，通过消费信贷刺激并不是解决消费不足问题的根本方法，特别是希望通过消费信贷在短期内刺激消费，启动市场时，必须极为谨慎。

我国经济目前出现有史以来第一次生产过剩，这使人们又喜又忧。喜的是我们终于摆脱了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约束，忧的是不知如何摆脱这种过剩状况。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家提出开展消费信贷以刺激消费的主张。这种办法无疑地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但我们决不能对此抱过大的希望。这是因为，生产过剩问题并不能简单地用消费不足来解释，更不能简单地用刺激消费的办法来解决。就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生产过剩，一方面是结构问题，另一方面是体制问题，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分配。如果深层次经济矛盾不能得到解决，消费信贷的作用也只能是极为有限的，不仅如此，如果通过消费信贷造成虚假需求，掩盖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结果可能更加危险。所以，我们不能盲目模仿美国人借钱消费的时尚。美国社会资本充裕，收入水平高，美国人之所以借钱消费是因为“合算”。我国资本稀缺，人民收入水平低，加上近年来不确定因素增加，借钱消费更难以行得通。事实上，目前中国消费不足的原因不是由于中国人“吝啬”而不愿花钱，而是因为有钱阶层消费已经足矣，而无钱阶层不敢消费。事实上，消费信贷只能在收入处于中等水平，并且收入比较稳定的中产阶层中推行，而在中国，这个阶层实在太小。

反思经济自由主义

在30年代大危机爆发前和在危机期间，美国政府一直奉行自由放任主义并采取相关的经济政策。例如，严格货币发行，恪守财政平衡原则，对濒临破产的银行和企业不采取救治措施，以及对失业和贫困袖手旁观等。这种自由主义政策最终使经济一步步走向危机。所以，不能仅仅看到经济自由带来的效率，还要看到它所预示的经济风险。是罗斯福新政挽救了美国，挽救了资本主义。然而，大危机和罗斯福新政则标志着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和国家干预时代的开始。

大危机使资本主义国家放弃了自由放任主义而采取国家干预政策。从根本上讲，国家干预是对经济萧条的干预，是对经济周期的干预。经过30年代的普遍过剩，凯恩斯主义通过国家干预刺激需求，的确是极为有效的。这是战后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不过到了七八十年代，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特别是滞胀的出现，导致西方国家经济自由主义回潮。这在政府经济政策上的反映则是普遍减少干预，放松规制，实行私有化。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极力将其自由主义政策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下，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实行了一系列经济自由政策。另一方面，从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以中国为先导，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尽管这种改革在不同国家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国家的改革都是市场取向的，都是以减少计划和扩大经济自由度为基本特征的。所以说，经济自由主义是八十年代以来的世界性倾向。

经济自由政策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是不可否认的，特别是，大部分发达国家都通过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减少了通货膨胀。但是，经济自由主义所导致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这种负面效应包括东亚金融危机及其一系列连锁危机，特别是九十年代末期的通货紧缩。例如，1998年，德、法、英、意四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只有1%，而失业率却高达11%。至于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出现的高通胀率，主要是受危机的影响，这种影响消除以后，很可能很快出现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也出现在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使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市场，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趋于一致。直到1997年我国经济政策仍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然而，形势急转直下，到1998年就出现消费不足，市场萎缩，物价跌落的局面。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通货紧缩与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有关，事实上这是传统形式危机的再现。所以，我们在减少国家干预，放松经济管制以后，必须有相应的对付传统形式危机即通货紧缩危机的手段。这是我们面临的新的课题。

警惕“美国泡沫”

美国经济在20年代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繁荣，即使在危机到来的前一个月也没有人相信这种繁荣将会消失，所以，股票价格持续地攀升。但事实上，实体经济的各个方面指标都显示出与股票价格的严重脱离。这就是泡沫经济。而当这种泡沫破灭时，全面的危机也就爆发了。由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地位，美国泡沫的破灭，就必然导致世界性的大危机。

30年代大危机前，美国经济持续高涨，但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德国和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之中，英国经济则长期陷于慢性萧条，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也大多不景气，只有美国经济持续高涨。当时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市场萎缩。由于美国是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市场，所以，大部分国家都关注美国市场，但美国却一连颁布了几个畸高的关税法案，并在1929年以后停止了对外贷款，这就进一步降低了美国市场对世界经济的调节能力：美国减少了从其他国家的商品进口，也迫使其他国家减少了对美国商品的进口，这样，世界的商品流就因此而大大减速、停滞，世界性的大危机也就在所难免。

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已经获得连续六年的持续增长，美国的股市近年来也连创新高，今年五月初又突破一万一千点。这种情况开始助长美国人的盲目乐观情绪。尽管我们还不能说美国经济又出现了泡沫，但我们也决不可以相信美国永久繁荣的神话。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近年来美国经济繁荣可以说是一花独放，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经济大多不甚景气。日本经济自80年代泡沫破灭后一直处于萧条之中，西欧经济也一直不景气，低通胀与高失业并存。另一方面，美国与西欧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战不断发生，美国再也不愿向世界无偿地开放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美国经济陷于停滞，整个世界经济也就危险了。

关注经济安全

自由经济的一个最大弱点，就是经济运行的安全性差。而国家管理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危机的预警和危机的管理，也就是说，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在30年代大危机以前，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国家干预很少。事实上，到本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国家管理经济的要求已经十分迫切了。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仍坚信自由市场经济可以自动实现调节而无须国家干预的古老信条，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而在经济危机爆发前夕也没有任何机构或个人提出任何警告，反而都被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所左右。所以，大危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打击比过去任何一次危机都严重。

越是在经济高涨的时期，越是要高度注意经济安全。这也是30年代大危机给我们留下的警示。中国经济在1992年和1993年已经出现过一次泡沫危机，如果不是及时实施了宏观调控，那么结果也许是不堪设想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完全有可能提前发生在中国。但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通货紧缩局面也同样不可忽视，我国经济面临一系列严重矛盾，包括多年来积累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国有企业亏损问题，大批职工下岗待业问题，特别是长期以来积累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产业升级缓慢问题等，这些矛盾是目前整个市场萎缩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日益融入国际市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这种趋势即意味着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也意味着越来越大的风险。所以，如何在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是我们面临的极其严峻的课题。

直到今天，不少人对发生于本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仍然是谈虎色变。特别是东南亚金融风暴引起一系列连锁危机以后，有人认为30年代大危机可能重演。尽管这种说法有些耸人听闻，但我们仍可以认为，世界经济陷于长期萧条的危险不容忽视。所以，认真研究这场本世纪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中吸取一些教训是十分有必要的。那么，30年代大危机给我们留下哪些历史警示呢？

兼顾效率与公平

20年代是强调效率的年代。这场效率运动是从美国推广“福特生产方式”开始的，被称为“产业合理化”，其具体内容就是通过加快机器的运转和工人劳动的紧张程度，实行科学的管理方法，提高生产率。然而，科学管理和劳动生产率所带来的效益，却为资本家攫取。尽管在资本家利润提高的同时，工人的工资也有所提高，但两方面的差距很大，而且越来越大。所以，在整个20年代，尽管经济一直处在高涨之中，但就业和消费却越来越陷于停滞，到20年代后期，这种矛盾的积累最终导致危机爆发。可以说，效率与公平的严重失衡是30年代大危机的根本原因。

现代美国经济从80年代初期开始，即从里根总统执政开始，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和治理通货膨胀，实行大幅度减税和减少福利开支的政策。减税对于刺激投资，增加供给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减少福利支出对于缩减财政赤字，压低通货膨胀也产生了明显的效果。里根执政以后，这种政策倾向更加明显，也极为成功，美国经济出现连续六年的持续增长，1998年还出现多年来的首次财政盈余。然而，就连政策制定者也不否认，这种政策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所以，尽管经济实现了增长，但效率与公平却可能再一次严重地失衡。这是美国经济所面临的极为现实而又极为严酷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经济效率得到很大的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社会收入差距也越拉越大。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我们事实上是把提高效率作为经济政策的首选目标的，而公平问题则放在第二位。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社会各个阶层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实惠，即分享到了利益，所以矛盾并不突出。但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从分享利益转为分配改革成本，而广大群众事实上成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特别是这种矛盾进一步转化为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这是我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如果说改革开放前20年的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率，那么，不论这个目标实现的程度如何，都必须将公平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所以，就我国目前的经济政策目标来看，要通过需求调节来刺激消费，必须从公平分配角度入手。

慎用消费信贷

20年代美国经济高度繁荣，但消费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所以，消费停滞是不可避免的。2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都面临市场萎缩问题，各国为刺激消费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就美国来讲，最为有效的措施就是推行消费信贷。20年代美国耐用消费品生产迅速发展，但事实上，美国人民的收入水平还不足以支持汽车和家用电器产业如此高速的发展，这在客观上需要发展消费信贷。然而，在社会收入水平差距拉大的情况下，美国社会事实上存在一个消费断层，单纯靠消费信贷只能在短期内推动生产，效果是有限的。另一方面，这种提前消费、“寅吃卯粮”的办法却使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进一步积累，并进一步埋藏下金融危机的种子。事实上，30年代大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分配问题。美国采用消费信贷的方法来刺激消费只能是将矛盾进一步积累，而不断积累的矛盾最终只能以大危机的方式解决。所以，通过消费信贷刺激并不是解决消费不足问题的根本方法，特别是希望通过消费信贷在短期内刺激消费，启动市场时，必须极为谨慎。

我国经济目前出现有史以来第一次生产过剩，这使人们又喜又忧。喜的是我们终于摆脱了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约束，忧的是不知如何摆脱这种过剩状况。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家提出开展消费信贷以刺激消费的主张。这种办法无疑地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但我们决不能对此抱过大的希望。这是因为，生产过剩问题并不能简单地用消费不足来解释，更不能简单地用刺激消费的办法来解决。就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生产过剩，一方面是结构问题，另一方面是体制问题，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分配。如果深层次经济矛盾不能得到解决，消费信贷的作用也只能是极为有限的，不仅如此，如果通过消费信贷造成虚假需求，掩盖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结果可能更加危险。所以，我们不能盲目模仿美国人借钱消费的时尚。美国社会资本充裕，收入水平高，美国人之所以借钱消费是因为“合算”。我国资本稀缺，人民收入水平低，加上近年来不确定因素增加，借钱消费更难以行得通。事实上，目前中国消费不足的原因不是由于中国人“吝啬”而不愿花钱，而是因为有钱阶层消费已经足矣，而无钱阶层不敢消费。事实上，消费信贷只能在收入处于中等水平，并且收入比较稳定的中产阶层中推行，而在中国，这个阶层实在太小。

反思经济自由主义

在30年代大危机爆发前和在危机期间，美国政府一直奉行自由放任主义并采取相关的经济政策。例如，严格货币发行，恪守财政平衡原则，对濒临破产的银行和企业不采取救治措施，以及对失业和贫困袖手旁观等。这种自由主义政策最终使经济一步步走向危机。所以，不能仅仅看到经济自由带来的效率，还要看到它所预示的经济风险。是罗斯福新政挽救了美国，挽救了资本主义。然而，大危机和罗斯福新政则标志着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和国家干预时代的开始。

大危机使资本主义国家放弃了自由放任主义而采取国家干预政策。从根本上讲，国家干预是对经济萧条的干预，是对经济周期的干预。经过30年代的普遍过剩，凯恩斯主义通过国家干预刺激需求，的确是极为有效的。这是战后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不过到了七八十年代，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特别是滞胀的出现，导致西方国家经济自由主义回潮。这在政府经济政策上的反映则是普遍减少干预，放松规制，实行私有化。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极力将其自由主义政策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下，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实行了一系列经济自由政策。另一方面，从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以中国为先导，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尽管这种改革在不同国家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国家的改革都是市场取向的，都是以减少计划和扩大经济自由度为基本特征的。所以说，经济自由主义是八十年代以来的世界性倾向。

经济自由政策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是不可否认的，特别是，大部分发达国家都通过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减少了通货膨胀。但是，经济自由主义所导致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这种负面效应包括东亚金融危机及其一系列连锁危机，特别是九十年代末期的通货紧缩。例如，1998年，德、法、英、意四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只有1%，而失业率却高达11%。至于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出现的高通胀率，主要是受危机的影响，这种影响消除以后，很可能很快出现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也出现在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使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市场，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趋于一致。直到1997年我国经济政策仍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然而，形势急转直下，到1998年就出现消费不足，市场萎缩，物价跌落的局面。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通货紧缩与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有关，事实上这是传统形式危机的再现。所以，我们在减少国家干预，放松经济管制以后，必须有相应的对付传统形式危机即通货紧缩危机的手段。这是我们面临的新的课题。

警惕“美国泡沫”

美国经济在20年代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繁荣，即使在危机到来的前一个月也没有人相信这种繁荣将会消失，所以，股票价格持续地攀升。但事实上，实体经济的各个方面指标都显示出与股票价格的严重脱离。这就是泡沫经济。而当这种泡沫破灭时，全面的危机也就爆发了。由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地位，美国泡沫的破灭，就必然导致世界性的大危机。

30年代大危机前，美国经济持续高涨，但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德国和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之中，英国经济则长期陷于慢性萧条，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也大多不景气，只有美国经济持续高涨。当时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市场萎缩。由于美国是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市场，所以，大部分国家都关注美国市场，但美国却一连颁布了几个畸高的关税法案，并在1929年以后停止了对外贷款，这就进一步降低了美国市场对世界经济的调节能力：美国减少了从其他国家的商品进口，也迫使其他国家减少了对美国商品的进口，这样，世界的商品流就因此而大大减速、停滞，世界性的大危机也就在所难免。

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已经获得连续六年的持续增长，美国的股市近年来也连创新高，今年五月初又突破一万一千点。这种情况开始助长美国人的盲目乐观情绪。尽管我们还不能说美国经济又出现了泡沫，但我们也决不可以相信美国永久繁荣的神话。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近年来美国经济繁荣可以说是一花独放，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经济大多不甚景气。日本经济自80年代泡沫破灭后一直处于萧条之中，西欧经济也一直不景气，低通胀与高失业并存。另一方面，美国与西欧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战不断发生，美国再也不愿向世界无偿地开放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美国经济陷于停滞，整个世界经济也就危险了。

关注经济安全

自由经济的一个最大弱点，就是经济运行的安全性差。而国家管理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危机的预警和危机的管理，也就是说，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在30年代大危机以前，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国家干预很少。事实上，到本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国家管理经济的要求已经十分迫切了。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仍坚信自由市场经济可以自动实现调节而无须国家干预的古老信条，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而在经济危机爆发前夕也没有任何机构或个人提出任何警告，反而都被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所左右。所以，大危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打击比过去任何一次危机都严重。

越是在经济高涨的时期，越是要高度注意经济安全。这也是30年代大危机给我们留下的警示。中国经济在1992年和1993年已经出现过一次泡沫危机，如果不是及时实施了宏观调控，那么结果也许是不堪设想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完全有可能提前发生在中国。但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通货紧缩局面也同样不可忽视，我国经济面临一系列严重矛盾，包括多年来积累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国有企业亏损问题，大批职工下岗待业问题，特别是长期以来积累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产业升级缓慢问题等，这些矛盾是目前整个市场萎缩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日益融入国际市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这种趋势即意味着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也意味着越来越大的风险。所以，如何在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是我们面临的极其严峻的课题。

直到今天，不少人对发生于本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仍然是谈虎色变。特别是东南亚金融风暴引起一系列连锁危机以后，有人认为30年代大危机可能重演。尽管这种说法有些耸人听闻，但我们仍可以认为，世界经济陷于长期萧条的危险不容忽视。所以，认真研究这场本世纪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中吸取一些教训是十分有必要的。那么，30年代大危机给我们留下哪些历史警示呢？

兼顾效率与公平

20年代是强调效率的年代。这场效率运动是从美国推广“福特生产方式”开始的，被称为“产业合理化”，其具体内容就是通过加快机器的运转和工人劳动的紧张程度，实行科学的管理方法，提高生产率。然而，科学管理和劳动生产率所带来的效益，却为资本家攫取。尽管在资本家利润提高的同时，工人的工资也有所提高，但两方面的差距很大，而且越来越大。所以，在整个20年代，尽管经济一直处在高涨之中，但就业和消费却越来越陷于停滞，到20年代后期，这种矛盾的积累最终导致危机爆发。可以说，效率与公平的严重失衡是30年代大危机的根本原因。

现代美国经济从80年代初期开始，即从里根总统执政开始，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和治理通货膨胀，实行大幅度减税和减少福利开支的政策。减税对于刺激投资，增加供给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减少福利支出对于缩减财政赤字，压低通货膨胀也产生了明显的效果。里根执政以后，这种政策倾向更加明显，也极为成功，美国经济出现连续六年的持续增长，1998年还出现多年来的首次财政盈余。然而，就连政策制定者也不否认，这种政策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所以，尽管经济实现了增长，但效率与公平却可能再一次严重地失衡。这是美国经济所面临的极为现实而又极为严酷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经济效率得到很大的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社会收入差距也越拉越大。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我们事实上是把提高效率作为经济政策的首选目标的，而公平问题则放在第二位。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社会各个阶层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实惠，即分享到了利益，所以矛盾并不突出。但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从分享利益转为分配改革成本，而广大群众事实上成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特别是这种矛盾进一步转化为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这是我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如果说改革开放前20年的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率，那么，不论这个目标实现的程度如何，都必须将公平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所以，就我国目前的经济政策目标来看，要通过需求调节来刺激消费，必须从公平分配角度入手。

慎用消费信贷

20年代美国经济高度繁荣，但消费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所以，消费停滞是不可避免的。2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都面临市场萎缩问题，各国为刺激消费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就美国来讲，最为有效的措施就是推行消费信贷。20年代美国耐用消费品生产迅速发展，但事实上，美国人民的收入水平还不足以支持汽车和家用电器产业如此高速的发展，这在客观上需要发展消费信贷。然而，在社会收入水平差距拉大的情况下，美国社会事实上存在一个消费断层，单纯靠消费信贷只能在短期内推动生产，效果是有限的。另一方面，这种提前消费、“寅吃卯粮”的办法却使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进一步积累，并进一步埋藏下金融危机的种子。事实上，30年代大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分配问题。美国采用消费信贷的方法来刺激消费只能是将矛盾进一步积累，而不断积累的矛盾最终只能以大危机的方式解决。所以，通过消费信贷刺激并不是解决消费不足问题的根本方法，特别是希望通过消费信贷在短期内刺激消费，启动市场时，必须极为谨慎。

我国经济目前出现有史以来第一次生产过剩，这使人们又喜又忧。喜的是我们终于摆脱了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约束，忧的是不知如何摆脱这种过剩状况。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家提出开展消费信贷以刺激消费的主张。这种办法无疑地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但我们决不能对此抱过大的希望。这是因为，生产过剩问题并不能简单地用消费不足来解释，更不能简单地用刺激消费的办法来解决。就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生产过剩，一方面是结构问题，另一方面是体制问题，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分配。如果深层次经济矛盾不能得到解决，消费信贷的作用也只能是极为有限的，不仅如此，如果通过消费信贷造成虚假需求，掩盖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结果可能更加危险。所以，我们不能盲目模仿美国人借钱消费的时尚。美国社会资本充裕，收入水平高，美国人之所以借钱消费是因为“合算”。我国资本稀缺，人民收入水平低，加上近年来不确定因素增加，借钱消费更难以行得通。事实上，目前中国消费不足的原因不是由于中国人“吝啬”而不愿花钱，而是因为有钱阶层消费已经足矣，而无钱阶层不敢消费。事实上，消费信贷只能在收入处于中等水平，并且收入比较稳定的中产阶层中推行，而在中国，这个阶层实在太小。

反思经济自由主义

在30年代大危机爆发前和在危机期间，美国政府一直奉行自由放任主义并采取相关的经济政策。例如，严格货币发行，恪守财政平衡原则，对濒临破产的银行和企业不采取救治措施，以及对失业和贫困袖手旁观等。这种自由主义政策最终使经济一步步走向危机。所以，不能仅仅看到经济自由带来的效率，还要看到它所预示的经济风险。是罗斯福新政挽救了美国，挽救了资本主义。然而，大危机和罗斯福新政则标志着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和国家干预时代的开始。

大危机使资本主义国家放弃了自由放任主义而采取国家干预政策。从根本上讲，国家干预是对经济萧条的干预，是对经济周期的干预。经过30年代的普遍过剩，凯恩斯主义通过国家干预刺激需求，的确是极为有效的。这是战后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不过到了七八十年代，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特别是滞胀的出现，导致西方国家经济自由主义回潮。这在政府经济政策上的反映则是普遍减少干预，放松规制，实行私有化。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极力将其自由主义政策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下，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实行了一系列经济自由政策。另一方面，从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以中国为先导，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尽管这种改革在不同国家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国家的改革都是市场取向的，都是以减少计划和扩大经济自由度为基本特征的。所以说，经济自由主义是八十年代以来的世界性倾向。

经济自由政策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是不可否认的，特别是，大部分发达国家都通过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减少了通货膨胀。但是，经济自由主义所导致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这种负面效应包括东亚金融危机及其一系列连锁危机，特别是九十年代末期的通货紧缩。例如，1998年，德、法、英、意四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只有1%，而失业率却高达11%。至于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出现的高通胀率，主要是受危机的影响，这种影响消除以后，很可能很快出现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也出现在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使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市场，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趋于一致。直到1997年我国经济政策仍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然而，形势急转直下，到1998年就出现消费不足，市场萎缩，物价跌落的局面。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通货紧缩与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有关，事实上这是传统形式危机的再现。所以，我们在减少国家干预，放松经济管制以后，必须有相应的对付传统形式危机即通货紧缩危机的手段。这是我们面临的新的课题。

警惕“美国泡沫”

美国经济在20年代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繁荣，即使在危机到来的前一个月也没有人相信这种繁荣将会消失，所以，股票价格持续地攀升。但事实上，实体经济的各个方面指标都显示出与股票价格的严重脱离。这就是泡沫经济。而当这种泡沫破灭时，全面的危机也就爆发了。由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地位，美国泡沫的破灭，就必然导致世界性的大危机。

30年代大危机前，美国经济持续高涨，但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德国和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之中，英国经济则长期陷于慢性萧条，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也大多不景气，只有美国经济持续高涨。当时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市场萎缩。由于美国是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市场，所以，大部分国家都关注美国市场，但美国却一连颁布了几个畸高的关税法案，并在1929年以后停止了对外贷款，这就进一步降低了美国市场对世界经济的调节能力：美国减少了从其他国家的商品进口，也迫使其他国家减少了对美国商品的进口，这样，世界的商品流就因此而大大减速、停滞，世界性的大危机也就在所难免。

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已经获得连续六年的持续增长，美国的股市近年来也连创新高，今年五月初又突破一万一千点。这种情况开始助长美国人的盲目乐观情绪。尽管我们还不能说美国经济又出现了泡沫，但我们也决不可以相信美国永久繁荣的神话。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近年来美国经济繁荣可以说是一花独放，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经济大多不甚景气。日本经济自80年代泡沫破灭后一直处于萧条之中，西欧经济也一直不景气，低通胀与高失业并存。另一方面，美国与西欧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战不断发生，美国再也不愿向世界无偿地开放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美国经济陷于停滞，整个世界经济也就危险了。

关注经济安全

自由经济的一个最大弱点，就是经济运行的安全性差。而国家管理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危机的预警和危机的管理，也就是说，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在30年代大危机以前，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国家干预很少。事实上，到本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国家管理经济的要求已经十分迫切了。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仍坚信自由市场经济可以自动实现调节而无须国家干预的古老信条，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而在经济危机爆发前夕也没有任何机构或个人提出任何警告，反而都被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所左右。所以，大危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打击比过去任何一次危机都严重。

越是在经济高涨的时期，越是要高度注意经济安全。这也是30年代大危机给我们留下的警示。中国经济在1992年和1993年已经出现过一次泡沫危机，如果不是及时实施了宏观调控，那么结果也许是不堪设想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完全有可能提前发生在中国。但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通货紧缩局面也同样不可忽视，我国经济面临一系列严重矛盾，包括多年来积累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国有企业亏损问题，大批职工下岗待业问题，特别是长期以来积累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产业升级缓慢问题等，这些矛盾是目前整个市场萎缩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日益融入国际市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这种趋势即意味着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也意味着越来越大的风险。所以，如何在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是我们面临的极其严峻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