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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德步：将供给创新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
高德步：将供给创新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
高德步：将供给创新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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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无 发表日期：2017-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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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思维是一种创新思维，创新驱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动力，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枢纽。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十三五”规划更把创新作为五大关键词之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要求创新、创新、再创新。因而，要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必须将供给创新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推进国民经济的转型升级。
供给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动力
自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并积极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萨伊定理”和供给经济学就成为被人们高频使用的词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萨伊定理”涉及了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即到底是供给决定需求还是需求决定供给。“萨伊定理”的最基本命题就是“供给自动地为自己创造需求”。在萨伊所处的时代，卖方市场还是占主导的趋势，因而，该定理基本是正确的。但是当工业化完成，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资源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需求成为经济矛盾的主要方面，强调需求创造的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而萨伊的供给创造理论似乎是失效了。但时过境迁，当凯恩斯主义陷于“滞涨”而不能自拔时，强调供给创造的供给学派又回到了经济学的前台。尽管供给经济学同样不是治愈资本主义经济周期顽症的良方，但我们仍可以从中发现其合理因素，即在一定条件下需求必须由供给来创造。尽管需求有可能被“充分”地满足，但供给还是不能“自动地为自己创造需求”，而必须通过“供给创新”才能为自己创造需求。事实上，萨伊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但是他没有区分“自动地”创造需求和通过“供给创新”来创造需求。经济史的经验证明，并不是所有供给都能够创造需求，能够持续不断创造需求的只能是供给创新。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当人们现有的需求边界被突破，也就是某个需求阶段被超越，市场就越来越需要供给来创造和引导。在加尔布雷斯描述的“丰裕社会”里，扩大需求“所需要的已不再是怎样去适应事前已经觉察到的消费者的需要，而是革新应能迎合已使消费者形成的那种心理状态”。就是说，需求并不是非常明确地可以认知和辨别地存在着的，它是欲望的不断变化，而欲望必须具有其所附着的特定形态，即“对供应的流量做出反应”。所以，在经济的创新过程中，需求是被动的，而供给是主动的，而新的需求的产生，需要供给创新来开发，需要供给方来满足和实现。
总之，需求是供给方通过创新将人们心理上的潜在需求开发出来。反过来看，如果市场需求陷于停滞或出现了严重过剩，那么问题可能不是出在需求方面而是出在供给方面。例如，大量的事实表明，过剩主要出现于传统部门，主要是“劣等货”的过剩，而在过剩的另一方面，广大消费者仍有充沛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没有实现。所以说，过剩的根本原因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缺乏创新。事实上，我国近些年来的需求不旺正是创新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当然，这种创新供给不足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体制问题也有结构问题，所以才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正是供给创新。
供给创新是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用创新周期理论来理解，新常态也就是一个新的增长周期阶段。持续的创新密集导致新的产业和新产业集群的出现，不仅带动经济高速增长更导致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随后，整个经济将进入一个平衡和稳定的增长状态。而随着创新的完成和新兴产业的成熟，经济增长的动力递减，经济增速必然趋于下降。如果没有新的创新，经济增长就失去了动力源，经济增长减速甚至经济衰退往往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供给创新打破这种状态，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源。就是说，只有供给创新才能实现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增长、新速度、新结构和新水平。
经济新常态下的创新必然来自供给侧。就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过程来考察，创新并不是一个完全连续的过程。在某一个时期会出现一个创新密集，而在某一个时期，创新则可能是停滞的。创新的这种有时密集有时间断的情况，就造成经济过程的高涨和衰退，从而导致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但就某一次具体创新过程来看，创新一旦产生，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贯穿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所以有必要区分由创新导致的经济周期和由产品创新开始的产品生命周期。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同阶段，有时需求创新占主导，有时供给创新占主导；而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创新也具有不同形式和不同的作用机制。
从工业化时代的经验来看，这种来自供给方面的创新即供给创新，大概可以归纳为三种形式或三个阶段，即产品创新、工序创新和管理创新。这三种形式的创新一般是按时序发生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首先是产品创新。产品创新是最基本的创新。产品创新就是开发一代新产品。这种产品创新可能是适应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创新，也可能是创造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创新。从经济史的经验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后一种创新越来越起着主导作用。产品创新往往导致新的企业的出现，这些企业最终将变成一种产业；所有这些创新都普遍创造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就是创造出全新的市场，并导致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一般来讲，大多数产品创新都是在经济低潮触底阶段开始的，而在经济触底回升阶段被推广并产业化的。正是这种创造新产品的供给创新，使整个经济走出低谷进入复苏阶段。
其次是工序创新。工序创新发生于产品创新之后。工序创新的主要目的在于降低成本和扩大供给。而成本的降低使越来越多的消费群体能够购买和消费这种新产品，所以又进一步扩大了需求。工序创新作为产品创新的继续，主要发生在经济的复苏和高涨阶段。由于产品日趋成熟，需求日益扩大，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所以，生产的标准化和工序的合理化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规模的扩大，以及生产的标准化和工序的合理化，使产品成本得到进一步降低，从而市场也得到进一步扩大，产品进入成熟期。
第三是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和工序创新都属于技术创新。当新产品唤起人们的需求，并通过工序创新降低了成本，从而成为大众消费品以后，技术创新就基本停止了。在技术浪潮之间的中断时期，是管理创新的重要时期。管理创新是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最后阶段。管理创新的注意力也是集中在成本方面，不过不是通过技术革新，而是通过组织机构的调整、新的营销策略或服务方式的贯彻等组织手段来实现。这一时期，创造性的管理比创造性的技术更能决定企业的发展或停滞。当创新带来的投资浪潮过去之后，整个经济渐趋平稳直到趋于下降，这是经济运行周期的必然规律。在这个阶段，经济下滑和企业破产倒闭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事实上，企业的生生灭灭正是管理创新的一种形式。相反，如果大批“僵尸企业”保持在僵而不死状态，将严重影响经济的复苏或回升。
从产品创新开始的供给创新，是工业化时代的创新模式。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基本上是工业时代的创新理论。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互联网革命带来的变化，使我们从工业时代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创新与工业时代的创新二者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
首先，信息时代的供给创新并不以产品创新领先，而是以创意领先。尽管信息时代的供给创新仍依赖于技术方面的突破，但更多的创新却源于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新的创意的提出。在这个时代，没有创意一切都无从谈起。其次，紧随着创意而来的创新是模式创新。模式创新就是将创意通过具体的商业组织转变为可以盈利的商业模式。在模式创新过程中，软件方面的创新较之于硬件方面的创新更重要。在这里，后工业化思维具有重要的意义。再次，随着模式创新之后仍是管理创新。信息时代的管理已与工业时代的管理有很大不同，也不是“扁平化”所能概括。工业时代以生产成本为中心的管理模式不完全适用于信息时代的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管理，管理的重心将从物的管理转向人的管理，进一步讲，是人的价值管理。所以，以人为本是信息时代管理创新的最核心理念。
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我们的工业化基本完成，但仍具有工业时代的特征，面临着进一步工业化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的很多行业也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或者正处于“互联网+”的过程之中，在某些方面还通过“弯道超车”超越了发达国家。所以，我们既要注重工业时代的供给创新，也要注重信息时代的供给创新。
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各种经济体的创新活力
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方面目标，一方面是推进供给创新，通过供给创新加速结构性调整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是通过改革即制度创新来创造适合于创新的制度环境。从供给创新阶段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以技术创新为主的产品创新阶段，新产品和新产业正处于脱壳而出的孵化状态，亟须打破传统产业的垄断并腾出市场空间；而从经济周期阶段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周期底部运行，亟须新产品和新产业的出现来推动经济发展并实现产业升级。所以，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制度条件来说，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为迫切的任务是打破垄断。打破垄断可以更多地释放出企业创新能力，从而推进国民经济触底回升并加速进入复苏轨道。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
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一般是市场竞争和企业集中的结果。随着创新不断深化，市场需求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必然出现，竞争日益转变为垄断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垄断也是创新的结果。另一方面，垄断也是企业对创新颓势的自然反应。在创新周期中，经历产品创新、工序创新和管理创新，整个创新过程逐渐完成。由于市场难以继续扩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导致价格下降和企业利润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能不试图通过对市场的垄断以保持价格的持续坚挺和延缓利润降低的趋势。
熊彼特指出：创新就是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可见，熊彼特是将垄断和垄断的打破都定义为创新。就技术垄断来讲，当技术创新基本完成并成为企业本身的核心竞争力以后，保持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就成为企业竞争的重要方式。企业为了保持一定的利润水平，必然采取限制竞争，控制市场的方法。另一方面，垄断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保持市场份额和维持较高的价格，还在于垄断企业利用垄断实力实行进一步的创新。所以，垄断本身也是一种创新，也是供给创新的重要形式。但是，如果制度设计将持久地保持这种垄断，将会严重限制市场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就成为供给创新所必须的制度条件，创造竞争环境也就成为制度创新本身。而竞争的恢复，往往成为新一轮创新和新的经济周期的起点。所以说，从竞争到垄断，再到垄断的打破和竞争环境的创建，与创新一样，也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
国有企业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导力量，在一定时期保持垄断优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定时期以后，适宜选择适当时机退出部分垄断行业。一方面，国有企业要解放思想，主动开放技术和市场垄断，扩大新技术的扩散效应，积极应对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也要向民营企业学习更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激励机制，就是说，应当用混合所有制和混合经营制的方式从民营企业中汲取创新活力。国有企业可以尝试通过招聘民营企业成功人士进入高管层的方式改善企业治理结构，也可以通过创新并购的方式吸收更有创新活力的民营企业加盟国有企业。反过来，民营企业也要从国有企业获得新的技术和制度资源，以改善和提升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积极发挥国有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
我国国有企业一直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体。在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在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因此，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于创造和培育国民经济增长新动力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世界上大的跨国公司和知名企业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知名品牌还不够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不够强。所以，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力军面临严峻挑战。
作为创新主体，国有企业要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大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力度，加大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力度，加大战略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力度，更要加大传统产业、传统工艺技术与新兴产业、高新技术如信息化技术等结合的力度，在技术、装备、产品等方面跟上高新技术的发展，跟上时代的进步，加快形成经济新的增长点和驱动力。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国企的具体情况出发，一方面，必须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探索有效的运营模式，通过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整合，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另一方面，要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将低效无效资产以及户数较多、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低、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中的企业，适度集中至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做好增量、盘活存量、主动减量；搭建科技创新平台，通过市场化方式设立各类国有企业科技创新投资基金，鼓励优势产业集团与中央科研院所重组；搭建国际化经营平台，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搭建优势产业上下游携手“走出去”平台、高效产能国际合作平台、产融结合平台和跨国并购平台，增强国有企业联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国有企业创新不仅局限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还必须加强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这些年来，新的科学技术正在改变甚至颠覆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对此国有企业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及时有效的反应。尽管国有企业掌握先进的技术并居于先进的行业，但是，在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还有很大潜力。事实上，这也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例如，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国有企业如何使自己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与时俱进，如何在“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大战略中发挥作用等，都存在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总之，创新是全方位的，要在坚持科技创新的同时，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价值创造为目标，高度重视集成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品牌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等等，做到有机统一、相互促进，不断提升企业综合创新能力。
国有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为国民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动力源，同时创新更是国有企业本身发展的动力源。国有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国有企业必须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加速自身的改革和创新，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突出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导作用，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做大做强做优。这就必须发挥国有企业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制造强国战略中的骨干和表率作用，强化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目前，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浪潮正在全球兴起，一些关键性的核心技术、研发方式、创新手段、商业模式，以及企业的组织形式已经取得革命性突破甚至颠覆性的改变。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发达国家一直走在前列，并试图依靠强劲的创新动力推进产业升级换代，占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制高点。事实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供给创新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面对这种全球创新和竞争浪潮，唯有改革者进，创新者强，改革创新者胜。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加快创新步伐，一方面紧跟世界创新浪潮，抓住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弯道超车，赶上和超越发达国家。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供给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动力
自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并积极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萨伊定理”和供给经济学就成为被人们高频使用的词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萨伊定理”涉及了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即到底是供给决定需求还是需求决定供给。“萨伊定理”的最基本命题就是“供给自动地为自己创造需求”。在萨伊所处的时代，卖方市场还是占主导的趋势，因而，该定理基本是正确的。但是当工业化完成，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资源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需求成为经济矛盾的主要方面，强调需求创造的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而萨伊的供给创造理论似乎是失效了。但时过境迁，当凯恩斯主义陷于“滞涨”而不能自拔时，强调供给创造的供给学派又回到了经济学的前台。尽管供给经济学同样不是治愈资本主义经济周期顽症的良方，但我们仍可以从中发现其合理因素，即在一定条件下需求必须由供给来创造。尽管需求有可能被“充分”地满足，但供给还是不能“自动地为自己创造需求”，而必须通过“供给创新”才能为自己创造需求。事实上，萨伊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但是他没有区分“自动地”创造需求和通过“供给创新”来创造需求。经济史的经验证明，并不是所有供给都能够创造需求，能够持续不断创造需求的只能是供给创新。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当人们现有的需求边界被突破，也就是某个需求阶段被超越，市场就越来越需要供给来创造和引导。在加尔布雷斯描述的“丰裕社会”里，扩大需求“所需要的已不再是怎样去适应事前已经觉察到的消费者的需要，而是革新应能迎合已使消费者形成的那种心理状态”。就是说，需求并不是非常明确地可以认知和辨别地存在着的，它是欲望的不断变化，而欲望必须具有其所附着的特定形态，即“对供应的流量做出反应”。所以，在经济的创新过程中，需求是被动的，而供给是主动的，而新的需求的产生，需要供给创新来开发，需要供给方来满足和实现。
总之，需求是供给方通过创新将人们心理上的潜在需求开发出来。反过来看，如果市场需求陷于停滞或出现了严重过剩，那么问题可能不是出在需求方面而是出在供给方面。例如，大量的事实表明，过剩主要出现于传统部门，主要是“劣等货”的过剩，而在过剩的另一方面，广大消费者仍有充沛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没有实现。所以说，过剩的根本原因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缺乏创新。事实上，我国近些年来的需求不旺正是创新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当然，这种创新供给不足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体制问题也有结构问题，所以才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正是供给创新。
供给创新是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用创新周期理论来理解，新常态也就是一个新的增长周期阶段。持续的创新密集导致新的产业和新产业集群的出现，不仅带动经济高速增长更导致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随后，整个经济将进入一个平衡和稳定的增长状态。而随着创新的完成和新兴产业的成熟，经济增长的动力递减，经济增速必然趋于下降。如果没有新的创新，经济增长就失去了动力源，经济增长减速甚至经济衰退往往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供给创新打破这种状态，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源。就是说，只有供给创新才能实现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增长、新速度、新结构和新水平。
经济新常态下的创新必然来自供给侧。就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过程来考察，创新并不是一个完全连续的过程。在某一个时期会出现一个创新密集，而在某一个时期，创新则可能是停滞的。创新的这种有时密集有时间断的情况，就造成经济过程的高涨和衰退，从而导致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但就某一次具体创新过程来看，创新一旦产生，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贯穿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所以有必要区分由创新导致的经济周期和由产品创新开始的产品生命周期。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同阶段，有时需求创新占主导，有时供给创新占主导；而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创新也具有不同形式和不同的作用机制。
从工业化时代的经验来看，这种来自供给方面的创新即供给创新，大概可以归纳为三种形式或三个阶段，即产品创新、工序创新和管理创新。这三种形式的创新一般是按时序发生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首先是产品创新。产品创新是最基本的创新。产品创新就是开发一代新产品。这种产品创新可能是适应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创新，也可能是创造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创新。从经济史的经验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后一种创新越来越起着主导作用。产品创新往往导致新的企业的出现，这些企业最终将变成一种产业；所有这些创新都普遍创造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就是创造出全新的市场，并导致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一般来讲，大多数产品创新都是在经济低潮触底阶段开始的，而在经济触底回升阶段被推广并产业化的。正是这种创造新产品的供给创新，使整个经济走出低谷进入复苏阶段。
其次是工序创新。工序创新发生于产品创新之后。工序创新的主要目的在于降低成本和扩大供给。而成本的降低使越来越多的消费群体能够购买和消费这种新产品，所以又进一步扩大了需求。工序创新作为产品创新的继续，主要发生在经济的复苏和高涨阶段。由于产品日趋成熟，需求日益扩大，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所以，生产的标准化和工序的合理化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规模的扩大，以及生产的标准化和工序的合理化，使产品成本得到进一步降低，从而市场也得到进一步扩大，产品进入成熟期。
第三是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和工序创新都属于技术创新。当新产品唤起人们的需求，并通过工序创新降低了成本，从而成为大众消费品以后，技术创新就基本停止了。在技术浪潮之间的中断时期，是管理创新的重要时期。管理创新是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最后阶段。管理创新的注意力也是集中在成本方面，不过不是通过技术革新，而是通过组织机构的调整、新的营销策略或服务方式的贯彻等组织手段来实现。这一时期，创造性的管理比创造性的技术更能决定企业的发展或停滞。当创新带来的投资浪潮过去之后，整个经济渐趋平稳直到趋于下降，这是经济运行周期的必然规律。在这个阶段，经济下滑和企业破产倒闭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事实上，企业的生生灭灭正是管理创新的一种形式。相反，如果大批“僵尸企业”保持在僵而不死状态，将严重影响经济的复苏或回升。
从产品创新开始的供给创新，是工业化时代的创新模式。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基本上是工业时代的创新理论。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互联网革命带来的变化，使我们从工业时代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创新与工业时代的创新二者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
首先，信息时代的供给创新并不以产品创新领先，而是以创意领先。尽管信息时代的供给创新仍依赖于技术方面的突破，但更多的创新却源于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新的创意的提出。在这个时代，没有创意一切都无从谈起。其次，紧随着创意而来的创新是模式创新。模式创新就是将创意通过具体的商业组织转变为可以盈利的商业模式。在模式创新过程中，软件方面的创新较之于硬件方面的创新更重要。在这里，后工业化思维具有重要的意义。再次，随着模式创新之后仍是管理创新。信息时代的管理已与工业时代的管理有很大不同，也不是“扁平化”所能概括。工业时代以生产成本为中心的管理模式不完全适用于信息时代的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管理，管理的重心将从物的管理转向人的管理，进一步讲，是人的价值管理。所以，以人为本是信息时代管理创新的最核心理念。
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我们的工业化基本完成，但仍具有工业时代的特征，面临着进一步工业化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的很多行业也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或者正处于“互联网+”的过程之中，在某些方面还通过“弯道超车”超越了发达国家。所以，我们既要注重工业时代的供给创新，也要注重信息时代的供给创新。
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各种经济体的创新活力
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方面目标，一方面是推进供给创新，通过供给创新加速结构性调整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是通过改革即制度创新来创造适合于创新的制度环境。从供给创新阶段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以技术创新为主的产品创新阶段，新产品和新产业正处于脱壳而出的孵化状态，亟须打破传统产业的垄断并腾出市场空间；而从经济周期阶段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周期底部运行，亟须新产品和新产业的出现来推动经济发展并实现产业升级。所以，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制度条件来说，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为迫切的任务是打破垄断。打破垄断可以更多地释放出企业创新能力，从而推进国民经济触底回升并加速进入复苏轨道。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
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一般是市场竞争和企业集中的结果。随着创新不断深化，市场需求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必然出现，竞争日益转变为垄断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垄断也是创新的结果。另一方面，垄断也是企业对创新颓势的自然反应。在创新周期中，经历产品创新、工序创新和管理创新，整个创新过程逐渐完成。由于市场难以继续扩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导致价格下降和企业利润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能不试图通过对市场的垄断以保持价格的持续坚挺和延缓利润降低的趋势。
熊彼特指出：创新就是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可见，熊彼特是将垄断和垄断的打破都定义为创新。就技术垄断来讲，当技术创新基本完成并成为企业本身的核心竞争力以后，保持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就成为企业竞争的重要方式。企业为了保持一定的利润水平，必然采取限制竞争，控制市场的方法。另一方面，垄断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保持市场份额和维持较高的价格，还在于垄断企业利用垄断实力实行进一步的创新。所以，垄断本身也是一种创新，也是供给创新的重要形式。但是，如果制度设计将持久地保持这种垄断，将会严重限制市场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就成为供给创新所必须的制度条件，创造竞争环境也就成为制度创新本身。而竞争的恢复，往往成为新一轮创新和新的经济周期的起点。所以说，从竞争到垄断，再到垄断的打破和竞争环境的创建，与创新一样，也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
国有企业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导力量，在一定时期保持垄断优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定时期以后，适宜选择适当时机退出部分垄断行业。一方面，国有企业要解放思想，主动开放技术和市场垄断，扩大新技术的扩散效应，积极应对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也要向民营企业学习更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激励机制，就是说，应当用混合所有制和混合经营制的方式从民营企业中汲取创新活力。国有企业可以尝试通过招聘民营企业成功人士进入高管层的方式改善企业治理结构，也可以通过创新并购的方式吸收更有创新活力的民营企业加盟国有企业。反过来，民营企业也要从国有企业获得新的技术和制度资源，以改善和提升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积极发挥国有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
我国国有企业一直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体。在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在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因此，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于创造和培育国民经济增长新动力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世界上大的跨国公司和知名企业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知名品牌还不够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不够强。所以，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力军面临严峻挑战。
作为创新主体，国有企业要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大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力度，加大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力度，加大战略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力度，更要加大传统产业、传统工艺技术与新兴产业、高新技术如信息化技术等结合的力度，在技术、装备、产品等方面跟上高新技术的发展，跟上时代的进步，加快形成经济新的增长点和驱动力。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国企的具体情况出发，一方面，必须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探索有效的运营模式，通过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整合，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另一方面，要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将低效无效资产以及户数较多、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低、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中的企业，适度集中至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做好增量、盘活存量、主动减量；搭建科技创新平台，通过市场化方式设立各类国有企业科技创新投资基金，鼓励优势产业集团与中央科研院所重组；搭建国际化经营平台，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搭建优势产业上下游携手“走出去”平台、高效产能国际合作平台、产融结合平台和跨国并购平台，增强国有企业联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国有企业创新不仅局限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还必须加强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这些年来，新的科学技术正在改变甚至颠覆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对此国有企业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及时有效的反应。尽管国有企业掌握先进的技术并居于先进的行业，但是，在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还有很大潜力。事实上，这也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例如，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国有企业如何使自己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与时俱进，如何在“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大战略中发挥作用等，都存在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总之，创新是全方位的，要在坚持科技创新的同时，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价值创造为目标，高度重视集成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品牌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等等，做到有机统一、相互促进，不断提升企业综合创新能力。
国有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为国民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动力源，同时创新更是国有企业本身发展的动力源。国有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国有企业必须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加速自身的改革和创新，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突出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导作用，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做大做强做优。这就必须发挥国有企业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制造强国战略中的骨干和表率作用，强化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目前，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浪潮正在全球兴起，一些关键性的核心技术、研发方式、创新手段、商业模式，以及企业的组织形式已经取得革命性突破甚至颠覆性的改变。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发达国家一直走在前列，并试图依靠强劲的创新动力推进产业升级换代，占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制高点。事实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供给创新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面对这种全球创新和竞争浪潮，唯有改革者进，创新者强，改革创新者胜。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加快创新步伐，一方面紧跟世界创新浪潮，抓住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弯道超车，赶上和超越发达国家。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供给侧”思维是一种创新思维，创新驱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动力，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枢纽。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十三五”规划更把创新作为五大关键词之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要求创新、创新、再创新。因而，要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必须将供给创新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推进国民经济的转型升级。
供给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动力
自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并积极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萨伊定理”和供给经济学就成为被人们高频使用的词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萨伊定理”涉及了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即到底是供给决定需求还是需求决定供给。“萨伊定理”的最基本命题就是“供给自动地为自己创造需求”。在萨伊所处的时代，卖方市场还是占主导的趋势，因而，该定理基本是正确的。但是当工业化完成，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资源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需求成为经济矛盾的主要方面，强调需求创造的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而萨伊的供给创造理论似乎是失效了。但时过境迁，当凯恩斯主义陷于“滞涨”而不能自拔时，强调供给创造的供给学派又回到了经济学的前台。尽管供给经济学同样不是治愈资本主义经济周期顽症的良方，但我们仍可以从中发现其合理因素，即在一定条件下需求必须由供给来创造。尽管需求有可能被“充分”地满足，但供给还是不能“自动地为自己创造需求”，而必须通过“供给创新”才能为自己创造需求。事实上，萨伊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但是他没有区分“自动地”创造需求和通过“供给创新”来创造需求。经济史的经验证明，并不是所有供给都能够创造需求，能够持续不断创造需求的只能是供给创新。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当人们现有的需求边界被突破，也就是某个需求阶段被超越，市场就越来越需要供给来创造和引导。在加尔布雷斯描述的“丰裕社会”里，扩大需求“所需要的已不再是怎样去适应事前已经觉察到的消费者的需要，而是革新应能迎合已使消费者形成的那种心理状态”。就是说，需求并不是非常明确地可以认知和辨别地存在着的，它是欲望的不断变化，而欲望必须具有其所附着的特定形态，即“对供应的流量做出反应”。所以，在经济的创新过程中，需求是被动的，而供给是主动的，而新的需求的产生，需要供给创新来开发，需要供给方来满足和实现。
总之，需求是供给方通过创新将人们心理上的潜在需求开发出来。反过来看，如果市场需求陷于停滞或出现了严重过剩，那么问题可能不是出在需求方面而是出在供给方面。例如，大量的事实表明，过剩主要出现于传统部门，主要是“劣等货”的过剩，而在过剩的另一方面，广大消费者仍有充沛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没有实现。所以说，过剩的根本原因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缺乏创新。事实上，我国近些年来的需求不旺正是创新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当然，这种创新供给不足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体制问题也有结构问题，所以才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正是供给创新。
供给创新是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用创新周期理论来理解，新常态也就是一个新的增长周期阶段。持续的创新密集导致新的产业和新产业集群的出现，不仅带动经济高速增长更导致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随后，整个经济将进入一个平衡和稳定的增长状态。而随着创新的完成和新兴产业的成熟，经济增长的动力递减，经济增速必然趋于下降。如果没有新的创新，经济增长就失去了动力源，经济增长减速甚至经济衰退往往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供给创新打破这种状态，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源。就是说，只有供给创新才能实现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增长、新速度、新结构和新水平。
经济新常态下的创新必然来自供给侧。就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过程来考察，创新并不是一个完全连续的过程。在某一个时期会出现一个创新密集，而在某一个时期，创新则可能是停滞的。创新的这种有时密集有时间断的情况，就造成经济过程的高涨和衰退，从而导致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但就某一次具体创新过程来看，创新一旦产生，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贯穿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所以有必要区分由创新导致的经济周期和由产品创新开始的产品生命周期。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同阶段，有时需求创新占主导，有时供给创新占主导；而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创新也具有不同形式和不同的作用机制。
从工业化时代的经验来看，这种来自供给方面的创新即供给创新，大概可以归纳为三种形式或三个阶段，即产品创新、工序创新和管理创新。这三种形式的创新一般是按时序发生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首先是产品创新。产品创新是最基本的创新。产品创新就是开发一代新产品。这种产品创新可能是适应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创新，也可能是创造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创新。从经济史的经验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后一种创新越来越起着主导作用。产品创新往往导致新的企业的出现，这些企业最终将变成一种产业；所有这些创新都普遍创造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就是创造出全新的市场，并导致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一般来讲，大多数产品创新都是在经济低潮触底阶段开始的，而在经济触底回升阶段被推广并产业化的。正是这种创造新产品的供给创新，使整个经济走出低谷进入复苏阶段。
其次是工序创新。工序创新发生于产品创新之后。工序创新的主要目的在于降低成本和扩大供给。而成本的降低使越来越多的消费群体能够购买和消费这种新产品，所以又进一步扩大了需求。工序创新作为产品创新的继续，主要发生在经济的复苏和高涨阶段。由于产品日趋成熟，需求日益扩大，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所以，生产的标准化和工序的合理化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规模的扩大，以及生产的标准化和工序的合理化，使产品成本得到进一步降低，从而市场也得到进一步扩大，产品进入成熟期。
第三是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和工序创新都属于技术创新。当新产品唤起人们的需求，并通过工序创新降低了成本，从而成为大众消费品以后，技术创新就基本停止了。在技术浪潮之间的中断时期，是管理创新的重要时期。管理创新是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最后阶段。管理创新的注意力也是集中在成本方面，不过不是通过技术革新，而是通过组织机构的调整、新的营销策略或服务方式的贯彻等组织手段来实现。这一时期，创造性的管理比创造性的技术更能决定企业的发展或停滞。当创新带来的投资浪潮过去之后，整个经济渐趋平稳直到趋于下降，这是经济运行周期的必然规律。在这个阶段，经济下滑和企业破产倒闭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事实上，企业的生生灭灭正是管理创新的一种形式。相反，如果大批“僵尸企业”保持在僵而不死状态，将严重影响经济的复苏或回升。
从产品创新开始的供给创新，是工业化时代的创新模式。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基本上是工业时代的创新理论。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互联网革命带来的变化，使我们从工业时代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创新与工业时代的创新二者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
首先，信息时代的供给创新并不以产品创新领先，而是以创意领先。尽管信息时代的供给创新仍依赖于技术方面的突破，但更多的创新却源于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新的创意的提出。在这个时代，没有创意一切都无从谈起。其次，紧随着创意而来的创新是模式创新。模式创新就是将创意通过具体的商业组织转变为可以盈利的商业模式。在模式创新过程中，软件方面的创新较之于硬件方面的创新更重要。在这里，后工业化思维具有重要的意义。再次，随着模式创新之后仍是管理创新。信息时代的管理已与工业时代的管理有很大不同，也不是“扁平化”所能概括。工业时代以生产成本为中心的管理模式不完全适用于信息时代的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管理，管理的重心将从物的管理转向人的管理，进一步讲，是人的价值管理。所以，以人为本是信息时代管理创新的最核心理念。
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我们的工业化基本完成，但仍具有工业时代的特征，面临着进一步工业化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的很多行业也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或者正处于“互联网+”的过程之中，在某些方面还通过“弯道超车”超越了发达国家。所以，我们既要注重工业时代的供给创新，也要注重信息时代的供给创新。
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各种经济体的创新活力
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方面目标，一方面是推进供给创新，通过供给创新加速结构性调整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是通过改革即制度创新来创造适合于创新的制度环境。从供给创新阶段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以技术创新为主的产品创新阶段，新产品和新产业正处于脱壳而出的孵化状态，亟须打破传统产业的垄断并腾出市场空间；而从经济周期阶段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周期底部运行，亟须新产品和新产业的出现来推动经济发展并实现产业升级。所以，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制度条件来说，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为迫切的任务是打破垄断。打破垄断可以更多地释放出企业创新能力，从而推进国民经济触底回升并加速进入复苏轨道。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
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一般是市场竞争和企业集中的结果。随着创新不断深化，市场需求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必然出现，竞争日益转变为垄断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垄断也是创新的结果。另一方面，垄断也是企业对创新颓势的自然反应。在创新周期中，经历产品创新、工序创新和管理创新，整个创新过程逐渐完成。由于市场难以继续扩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导致价格下降和企业利润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能不试图通过对市场的垄断以保持价格的持续坚挺和延缓利润降低的趋势。
熊彼特指出：创新就是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可见，熊彼特是将垄断和垄断的打破都定义为创新。就技术垄断来讲，当技术创新基本完成并成为企业本身的核心竞争力以后，保持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就成为企业竞争的重要方式。企业为了保持一定的利润水平，必然采取限制竞争，控制市场的方法。另一方面，垄断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保持市场份额和维持较高的价格，还在于垄断企业利用垄断实力实行进一步的创新。所以，垄断本身也是一种创新，也是供给创新的重要形式。但是，如果制度设计将持久地保持这种垄断，将会严重限制市场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就成为供给创新所必须的制度条件，创造竞争环境也就成为制度创新本身。而竞争的恢复，往往成为新一轮创新和新的经济周期的起点。所以说，从竞争到垄断，再到垄断的打破和竞争环境的创建，与创新一样，也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
国有企业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导力量，在一定时期保持垄断优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定时期以后，适宜选择适当时机退出部分垄断行业。一方面，国有企业要解放思想，主动开放技术和市场垄断，扩大新技术的扩散效应，积极应对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也要向民营企业学习更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激励机制，就是说，应当用混合所有制和混合经营制的方式从民营企业中汲取创新活力。国有企业可以尝试通过招聘民营企业成功人士进入高管层的方式改善企业治理结构，也可以通过创新并购的方式吸收更有创新活力的民营企业加盟国有企业。反过来，民营企业也要从国有企业获得新的技术和制度资源，以改善和提升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积极发挥国有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
我国国有企业一直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体。在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在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因此，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于创造和培育国民经济增长新动力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世界上大的跨国公司和知名企业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知名品牌还不够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不够强。所以，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力军面临严峻挑战。
作为创新主体，国有企业要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大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力度，加大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力度，加大战略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力度，更要加大传统产业、传统工艺技术与新兴产业、高新技术如信息化技术等结合的力度，在技术、装备、产品等方面跟上高新技术的发展，跟上时代的进步，加快形成经济新的增长点和驱动力。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国企的具体情况出发，一方面，必须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探索有效的运营模式，通过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整合，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另一方面，要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将低效无效资产以及户数较多、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低、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中的企业，适度集中至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做好增量、盘活存量、主动减量；搭建科技创新平台，通过市场化方式设立各类国有企业科技创新投资基金，鼓励优势产业集团与中央科研院所重组；搭建国际化经营平台，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搭建优势产业上下游携手“走出去”平台、高效产能国际合作平台、产融结合平台和跨国并购平台，增强国有企业联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国有企业创新不仅局限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还必须加强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这些年来，新的科学技术正在改变甚至颠覆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对此国有企业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及时有效的反应。尽管国有企业掌握先进的技术并居于先进的行业，但是，在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还有很大潜力。事实上，这也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例如，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国有企业如何使自己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与时俱进，如何在“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大战略中发挥作用等，都存在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总之，创新是全方位的，要在坚持科技创新的同时，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价值创造为目标，高度重视集成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品牌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等等，做到有机统一、相互促进，不断提升企业综合创新能力。
国有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为国民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动力源，同时创新更是国有企业本身发展的动力源。国有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国有企业必须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加速自身的改革和创新，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突出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导作用，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做大做强做优。这就必须发挥国有企业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制造强国战略中的骨干和表率作用，强化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目前，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浪潮正在全球兴起，一些关键性的核心技术、研发方式、创新手段、商业模式，以及企业的组织形式已经取得革命性突破甚至颠覆性的改变。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发达国家一直走在前列，并试图依靠强劲的创新动力推进产业升级换代，占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制高点。事实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供给创新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面对这种全球创新和竞争浪潮，唯有改革者进，创新者强，改革创新者胜。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加快创新步伐，一方面紧跟世界创新浪潮，抓住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弯道超车，赶上和超越发达国家。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供给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动力
自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并积极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萨伊定理”和供给经济学就成为被人们高频使用的词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萨伊定理”涉及了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即到底是供给决定需求还是需求决定供给。“萨伊定理”的最基本命题就是“供给自动地为自己创造需求”。在萨伊所处的时代，卖方市场还是占主导的趋势，因而，该定理基本是正确的。但是当工业化完成，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资源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需求成为经济矛盾的主要方面，强调需求创造的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而萨伊的供给创造理论似乎是失效了。但时过境迁，当凯恩斯主义陷于“滞涨”而不能自拔时，强调供给创造的供给学派又回到了经济学的前台。尽管供给经济学同样不是治愈资本主义经济周期顽症的良方，但我们仍可以从中发现其合理因素，即在一定条件下需求必须由供给来创造。尽管需求有可能被“充分”地满足，但供给还是不能“自动地为自己创造需求”，而必须通过“供给创新”才能为自己创造需求。事实上，萨伊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但是他没有区分“自动地”创造需求和通过“供给创新”来创造需求。经济史的经验证明，并不是所有供给都能够创造需求，能够持续不断创造需求的只能是供给创新。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当人们现有的需求边界被突破，也就是某个需求阶段被超越，市场就越来越需要供给来创造和引导。在加尔布雷斯描述的“丰裕社会”里，扩大需求“所需要的已不再是怎样去适应事前已经觉察到的消费者的需要，而是革新应能迎合已使消费者形成的那种心理状态”。就是说，需求并不是非常明确地可以认知和辨别地存在着的，它是欲望的不断变化，而欲望必须具有其所附着的特定形态，即“对供应的流量做出反应”。所以，在经济的创新过程中，需求是被动的，而供给是主动的，而新的需求的产生，需要供给创新来开发，需要供给方来满足和实现。
总之，需求是供给方通过创新将人们心理上的潜在需求开发出来。反过来看，如果市场需求陷于停滞或出现了严重过剩，那么问题可能不是出在需求方面而是出在供给方面。例如，大量的事实表明，过剩主要出现于传统部门，主要是“劣等货”的过剩，而在过剩的另一方面，广大消费者仍有充沛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没有实现。所以说，过剩的根本原因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缺乏创新。事实上，我国近些年来的需求不旺正是创新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当然，这种创新供给不足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体制问题也有结构问题，所以才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正是供给创新。
供给创新是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用创新周期理论来理解，新常态也就是一个新的增长周期阶段。持续的创新密集导致新的产业和新产业集群的出现，不仅带动经济高速增长更导致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随后，整个经济将进入一个平衡和稳定的增长状态。而随着创新的完成和新兴产业的成熟，经济增长的动力递减，经济增速必然趋于下降。如果没有新的创新，经济增长就失去了动力源，经济增长减速甚至经济衰退往往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供给创新打破这种状态，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源。就是说，只有供给创新才能实现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增长、新速度、新结构和新水平。
经济新常态下的创新必然来自供给侧。就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过程来考察，创新并不是一个完全连续的过程。在某一个时期会出现一个创新密集，而在某一个时期，创新则可能是停滞的。创新的这种有时密集有时间断的情况，就造成经济过程的高涨和衰退，从而导致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但就某一次具体创新过程来看，创新一旦产生，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贯穿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所以有必要区分由创新导致的经济周期和由产品创新开始的产品生命周期。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同阶段，有时需求创新占主导，有时供给创新占主导；而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创新也具有不同形式和不同的作用机制。
从工业化时代的经验来看，这种来自供给方面的创新即供给创新，大概可以归纳为三种形式或三个阶段，即产品创新、工序创新和管理创新。这三种形式的创新一般是按时序发生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首先是产品创新。产品创新是最基本的创新。产品创新就是开发一代新产品。这种产品创新可能是适应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创新，也可能是创造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创新。从经济史的经验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后一种创新越来越起着主导作用。产品创新往往导致新的企业的出现，这些企业最终将变成一种产业；所有这些创新都普遍创造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就是创造出全新的市场，并导致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一般来讲，大多数产品创新都是在经济低潮触底阶段开始的，而在经济触底回升阶段被推广并产业化的。正是这种创造新产品的供给创新，使整个经济走出低谷进入复苏阶段。
其次是工序创新。工序创新发生于产品创新之后。工序创新的主要目的在于降低成本和扩大供给。而成本的降低使越来越多的消费群体能够购买和消费这种新产品，所以又进一步扩大了需求。工序创新作为产品创新的继续，主要发生在经济的复苏和高涨阶段。由于产品日趋成熟，需求日益扩大，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所以，生产的标准化和工序的合理化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规模的扩大，以及生产的标准化和工序的合理化，使产品成本得到进一步降低，从而市场也得到进一步扩大，产品进入成熟期。
第三是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和工序创新都属于技术创新。当新产品唤起人们的需求，并通过工序创新降低了成本，从而成为大众消费品以后，技术创新就基本停止了。在技术浪潮之间的中断时期，是管理创新的重要时期。管理创新是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最后阶段。管理创新的注意力也是集中在成本方面，不过不是通过技术革新，而是通过组织机构的调整、新的营销策略或服务方式的贯彻等组织手段来实现。这一时期，创造性的管理比创造性的技术更能决定企业的发展或停滞。当创新带来的投资浪潮过去之后，整个经济渐趋平稳直到趋于下降，这是经济运行周期的必然规律。在这个阶段，经济下滑和企业破产倒闭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事实上，企业的生生灭灭正是管理创新的一种形式。相反，如果大批“僵尸企业”保持在僵而不死状态，将严重影响经济的复苏或回升。
从产品创新开始的供给创新，是工业化时代的创新模式。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基本上是工业时代的创新理论。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互联网革命带来的变化，使我们从工业时代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创新与工业时代的创新二者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
首先，信息时代的供给创新并不以产品创新领先，而是以创意领先。尽管信息时代的供给创新仍依赖于技术方面的突破，但更多的创新却源于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新的创意的提出。在这个时代，没有创意一切都无从谈起。其次，紧随着创意而来的创新是模式创新。模式创新就是将创意通过具体的商业组织转变为可以盈利的商业模式。在模式创新过程中，软件方面的创新较之于硬件方面的创新更重要。在这里，后工业化思维具有重要的意义。再次，随着模式创新之后仍是管理创新。信息时代的管理已与工业时代的管理有很大不同，也不是“扁平化”所能概括。工业时代以生产成本为中心的管理模式不完全适用于信息时代的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管理，管理的重心将从物的管理转向人的管理，进一步讲，是人的价值管理。所以，以人为本是信息时代管理创新的最核心理念。
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我们的工业化基本完成，但仍具有工业时代的特征，面临着进一步工业化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的很多行业也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或者正处于“互联网+”的过程之中，在某些方面还通过“弯道超车”超越了发达国家。所以，我们既要注重工业时代的供给创新，也要注重信息时代的供给创新。
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各种经济体的创新活力
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方面目标，一方面是推进供给创新，通过供给创新加速结构性调整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是通过改革即制度创新来创造适合于创新的制度环境。从供给创新阶段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以技术创新为主的产品创新阶段，新产品和新产业正处于脱壳而出的孵化状态，亟须打破传统产业的垄断并腾出市场空间；而从经济周期阶段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周期底部运行，亟须新产品和新产业的出现来推动经济发展并实现产业升级。所以，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制度条件来说，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为迫切的任务是打破垄断。打破垄断可以更多地释放出企业创新能力，从而推进国民经济触底回升并加速进入复苏轨道。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
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一般是市场竞争和企业集中的结果。随着创新不断深化，市场需求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必然出现，竞争日益转变为垄断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垄断也是创新的结果。另一方面，垄断也是企业对创新颓势的自然反应。在创新周期中，经历产品创新、工序创新和管理创新，整个创新过程逐渐完成。由于市场难以继续扩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导致价格下降和企业利润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能不试图通过对市场的垄断以保持价格的持续坚挺和延缓利润降低的趋势。
熊彼特指出：创新就是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可见，熊彼特是将垄断和垄断的打破都定义为创新。就技术垄断来讲，当技术创新基本完成并成为企业本身的核心竞争力以后，保持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就成为企业竞争的重要方式。企业为了保持一定的利润水平，必然采取限制竞争，控制市场的方法。另一方面，垄断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保持市场份额和维持较高的价格，还在于垄断企业利用垄断实力实行进一步的创新。所以，垄断本身也是一种创新，也是供给创新的重要形式。但是，如果制度设计将持久地保持这种垄断，将会严重限制市场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就成为供给创新所必须的制度条件，创造竞争环境也就成为制度创新本身。而竞争的恢复，往往成为新一轮创新和新的经济周期的起点。所以说，从竞争到垄断，再到垄断的打破和竞争环境的创建，与创新一样，也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
国有企业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导力量，在一定时期保持垄断优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定时期以后，适宜选择适当时机退出部分垄断行业。一方面，国有企业要解放思想，主动开放技术和市场垄断，扩大新技术的扩散效应，积极应对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也要向民营企业学习更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激励机制，就是说，应当用混合所有制和混合经营制的方式从民营企业中汲取创新活力。国有企业可以尝试通过招聘民营企业成功人士进入高管层的方式改善企业治理结构，也可以通过创新并购的方式吸收更有创新活力的民营企业加盟国有企业。反过来，民营企业也要从国有企业获得新的技术和制度资源，以改善和提升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积极发挥国有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
我国国有企业一直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体。在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在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因此，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于创造和培育国民经济增长新动力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世界上大的跨国公司和知名企业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知名品牌还不够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不够强。所以，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力军面临严峻挑战。
作为创新主体，国有企业要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大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力度，加大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力度，加大战略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力度，更要加大传统产业、传统工艺技术与新兴产业、高新技术如信息化技术等结合的力度，在技术、装备、产品等方面跟上高新技术的发展，跟上时代的进步，加快形成经济新的增长点和驱动力。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国企的具体情况出发，一方面，必须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探索有效的运营模式，通过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整合，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另一方面，要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将低效无效资产以及户数较多、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低、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中的企业，适度集中至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做好增量、盘活存量、主动减量；搭建科技创新平台，通过市场化方式设立各类国有企业科技创新投资基金，鼓励优势产业集团与中央科研院所重组；搭建国际化经营平台，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搭建优势产业上下游携手“走出去”平台、高效产能国际合作平台、产融结合平台和跨国并购平台，增强国有企业联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国有企业创新不仅局限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还必须加强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这些年来，新的科学技术正在改变甚至颠覆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对此国有企业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及时有效的反应。尽管国有企业掌握先进的技术并居于先进的行业，但是，在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还有很大潜力。事实上，这也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例如，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国有企业如何使自己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与时俱进，如何在“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大战略中发挥作用等，都存在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总之，创新是全方位的，要在坚持科技创新的同时，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价值创造为目标，高度重视集成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品牌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等等，做到有机统一、相互促进，不断提升企业综合创新能力。
国有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为国民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动力源，同时创新更是国有企业本身发展的动力源。国有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国有企业必须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加速自身的改革和创新，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突出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导作用，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做大做强做优。这就必须发挥国有企业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制造强国战略中的骨干和表率作用，强化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目前，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浪潮正在全球兴起，一些关键性的核心技术、研发方式、创新手段、商业模式，以及企业的组织形式已经取得革命性突破甚至颠覆性的改变。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发达国家一直走在前列，并试图依靠强劲的创新动力推进产业升级换代，占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制高点。事实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供给创新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面对这种全球创新和竞争浪潮，唯有改革者进，创新者强，改革创新者胜。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加快创新步伐，一方面紧跟世界创新浪潮，抓住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弯道超车，赶上和超越发达国家。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供给侧”思维是一种创新思维，创新驱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动力，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枢纽。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十三五”规划更把创新作为五大关键词之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要求创新、创新、再创新。因而，要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必须将供给创新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推进国民经济的转型升级。
供给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动力
自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并积极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萨伊定理”和供给经济学就成为被人们高频使用的词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萨伊定理”涉及了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即到底是供给决定需求还是需求决定供给。“萨伊定理”的最基本命题就是“供给自动地为自己创造需求”。在萨伊所处的时代，卖方市场还是占主导的趋势，因而，该定理基本是正确的。但是当工业化完成，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资源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需求成为经济矛盾的主要方面，强调需求创造的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而萨伊的供给创造理论似乎是失效了。但时过境迁，当凯恩斯主义陷于“滞涨”而不能自拔时，强调供给创造的供给学派又回到了经济学的前台。尽管供给经济学同样不是治愈资本主义经济周期顽症的良方，但我们仍可以从中发现其合理因素，即在一定条件下需求必须由供给来创造。尽管需求有可能被“充分”地满足，但供给还是不能“自动地为自己创造需求”，而必须通过“供给创新”才能为自己创造需求。事实上，萨伊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但是他没有区分“自动地”创造需求和通过“供给创新”来创造需求。经济史的经验证明，并不是所有供给都能够创造需求，能够持续不断创造需求的只能是供给创新。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当人们现有的需求边界被突破，也就是某个需求阶段被超越，市场就越来越需要供给来创造和引导。在加尔布雷斯描述的“丰裕社会”里，扩大需求“所需要的已不再是怎样去适应事前已经觉察到的消费者的需要，而是革新应能迎合已使消费者形成的那种心理状态”。就是说，需求并不是非常明确地可以认知和辨别地存在着的，它是欲望的不断变化，而欲望必须具有其所附着的特定形态，即“对供应的流量做出反应”。所以，在经济的创新过程中，需求是被动的，而供给是主动的，而新的需求的产生，需要供给创新来开发，需要供给方来满足和实现。
总之，需求是供给方通过创新将人们心理上的潜在需求开发出来。反过来看，如果市场需求陷于停滞或出现了严重过剩，那么问题可能不是出在需求方面而是出在供给方面。例如，大量的事实表明，过剩主要出现于传统部门，主要是“劣等货”的过剩，而在过剩的另一方面，广大消费者仍有充沛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没有实现。所以说，过剩的根本原因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缺乏创新。事实上，我国近些年来的需求不旺正是创新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当然，这种创新供给不足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体制问题也有结构问题，所以才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正是供给创新。
供给创新是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用创新周期理论来理解，新常态也就是一个新的增长周期阶段。持续的创新密集导致新的产业和新产业集群的出现，不仅带动经济高速增长更导致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随后，整个经济将进入一个平衡和稳定的增长状态。而随着创新的完成和新兴产业的成熟，经济增长的动力递减，经济增速必然趋于下降。如果没有新的创新，经济增长就失去了动力源，经济增长减速甚至经济衰退往往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供给创新打破这种状态，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源。就是说，只有供给创新才能实现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增长、新速度、新结构和新水平。
经济新常态下的创新必然来自供给侧。就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过程来考察，创新并不是一个完全连续的过程。在某一个时期会出现一个创新密集，而在某一个时期，创新则可能是停滞的。创新的这种有时密集有时间断的情况，就造成经济过程的高涨和衰退，从而导致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但就某一次具体创新过程来看，创新一旦产生，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贯穿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所以有必要区分由创新导致的经济周期和由产品创新开始的产品生命周期。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同阶段，有时需求创新占主导，有时供给创新占主导；而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创新也具有不同形式和不同的作用机制。
从工业化时代的经验来看，这种来自供给方面的创新即供给创新，大概可以归纳为三种形式或三个阶段，即产品创新、工序创新和管理创新。这三种形式的创新一般是按时序发生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首先是产品创新。产品创新是最基本的创新。产品创新就是开发一代新产品。这种产品创新可能是适应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创新，也可能是创造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创新。从经济史的经验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后一种创新越来越起着主导作用。产品创新往往导致新的企业的出现，这些企业最终将变成一种产业；所有这些创新都普遍创造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就是创造出全新的市场，并导致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一般来讲，大多数产品创新都是在经济低潮触底阶段开始的，而在经济触底回升阶段被推广并产业化的。正是这种创造新产品的供给创新，使整个经济走出低谷进入复苏阶段。
其次是工序创新。工序创新发生于产品创新之后。工序创新的主要目的在于降低成本和扩大供给。而成本的降低使越来越多的消费群体能够购买和消费这种新产品，所以又进一步扩大了需求。工序创新作为产品创新的继续，主要发生在经济的复苏和高涨阶段。由于产品日趋成熟，需求日益扩大，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所以，生产的标准化和工序的合理化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规模的扩大，以及生产的标准化和工序的合理化，使产品成本得到进一步降低，从而市场也得到进一步扩大，产品进入成熟期。
第三是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和工序创新都属于技术创新。当新产品唤起人们的需求，并通过工序创新降低了成本，从而成为大众消费品以后，技术创新就基本停止了。在技术浪潮之间的中断时期，是管理创新的重要时期。管理创新是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最后阶段。管理创新的注意力也是集中在成本方面，不过不是通过技术革新，而是通过组织机构的调整、新的营销策略或服务方式的贯彻等组织手段来实现。这一时期，创造性的管理比创造性的技术更能决定企业的发展或停滞。当创新带来的投资浪潮过去之后，整个经济渐趋平稳直到趋于下降，这是经济运行周期的必然规律。在这个阶段，经济下滑和企业破产倒闭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事实上，企业的生生灭灭正是管理创新的一种形式。相反，如果大批“僵尸企业”保持在僵而不死状态，将严重影响经济的复苏或回升。
从产品创新开始的供给创新，是工业化时代的创新模式。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基本上是工业时代的创新理论。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互联网革命带来的变化，使我们从工业时代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创新与工业时代的创新二者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
首先，信息时代的供给创新并不以产品创新领先，而是以创意领先。尽管信息时代的供给创新仍依赖于技术方面的突破，但更多的创新却源于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新的创意的提出。在这个时代，没有创意一切都无从谈起。其次，紧随着创意而来的创新是模式创新。模式创新就是将创意通过具体的商业组织转变为可以盈利的商业模式。在模式创新过程中，软件方面的创新较之于硬件方面的创新更重要。在这里，后工业化思维具有重要的意义。再次，随着模式创新之后仍是管理创新。信息时代的管理已与工业时代的管理有很大不同，也不是“扁平化”所能概括。工业时代以生产成本为中心的管理模式不完全适用于信息时代的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管理，管理的重心将从物的管理转向人的管理，进一步讲，是人的价值管理。所以，以人为本是信息时代管理创新的最核心理念。
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我们的工业化基本完成，但仍具有工业时代的特征，面临着进一步工业化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的很多行业也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或者正处于“互联网+”的过程之中，在某些方面还通过“弯道超车”超越了发达国家。所以，我们既要注重工业时代的供给创新，也要注重信息时代的供给创新。
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各种经济体的创新活力
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方面目标，一方面是推进供给创新，通过供给创新加速结构性调整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是通过改革即制度创新来创造适合于创新的制度环境。从供给创新阶段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以技术创新为主的产品创新阶段，新产品和新产业正处于脱壳而出的孵化状态，亟须打破传统产业的垄断并腾出市场空间；而从经济周期阶段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周期底部运行，亟须新产品和新产业的出现来推动经济发展并实现产业升级。所以，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制度条件来说，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为迫切的任务是打破垄断。打破垄断可以更多地释放出企业创新能力，从而推进国民经济触底回升并加速进入复苏轨道。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
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一般是市场竞争和企业集中的结果。随着创新不断深化，市场需求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必然出现，竞争日益转变为垄断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垄断也是创新的结果。另一方面，垄断也是企业对创新颓势的自然反应。在创新周期中，经历产品创新、工序创新和管理创新，整个创新过程逐渐完成。由于市场难以继续扩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导致价格下降和企业利润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能不试图通过对市场的垄断以保持价格的持续坚挺和延缓利润降低的趋势。
熊彼特指出：创新就是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可见，熊彼特是将垄断和垄断的打破都定义为创新。就技术垄断来讲，当技术创新基本完成并成为企业本身的核心竞争力以后，保持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就成为企业竞争的重要方式。企业为了保持一定的利润水平，必然采取限制竞争，控制市场的方法。另一方面，垄断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保持市场份额和维持较高的价格，还在于垄断企业利用垄断实力实行进一步的创新。所以，垄断本身也是一种创新，也是供给创新的重要形式。但是，如果制度设计将持久地保持这种垄断，将会严重限制市场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就成为供给创新所必须的制度条件，创造竞争环境也就成为制度创新本身。而竞争的恢复，往往成为新一轮创新和新的经济周期的起点。所以说，从竞争到垄断，再到垄断的打破和竞争环境的创建，与创新一样，也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
国有企业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导力量，在一定时期保持垄断优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定时期以后，适宜选择适当时机退出部分垄断行业。一方面，国有企业要解放思想，主动开放技术和市场垄断，扩大新技术的扩散效应，积极应对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也要向民营企业学习更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激励机制，就是说，应当用混合所有制和混合经营制的方式从民营企业中汲取创新活力。国有企业可以尝试通过招聘民营企业成功人士进入高管层的方式改善企业治理结构，也可以通过创新并购的方式吸收更有创新活力的民营企业加盟国有企业。反过来，民营企业也要从国有企业获得新的技术和制度资源，以改善和提升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积极发挥国有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
我国国有企业一直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体。在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在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因此，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于创造和培育国民经济增长新动力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世界上大的跨国公司和知名企业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知名品牌还不够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不够强。所以，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力军面临严峻挑战。
作为创新主体，国有企业要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大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力度，加大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力度，加大战略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力度，更要加大传统产业、传统工艺技术与新兴产业、高新技术如信息化技术等结合的力度，在技术、装备、产品等方面跟上高新技术的发展，跟上时代的进步，加快形成经济新的增长点和驱动力。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国企的具体情况出发，一方面，必须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探索有效的运营模式，通过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整合，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另一方面，要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将低效无效资产以及户数较多、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低、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中的企业，适度集中至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做好增量、盘活存量、主动减量；搭建科技创新平台，通过市场化方式设立各类国有企业科技创新投资基金，鼓励优势产业集团与中央科研院所重组；搭建国际化经营平台，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搭建优势产业上下游携手“走出去”平台、高效产能国际合作平台、产融结合平台和跨国并购平台，增强国有企业联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国有企业创新不仅局限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还必须加强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这些年来，新的科学技术正在改变甚至颠覆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对此国有企业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及时有效的反应。尽管国有企业掌握先进的技术并居于先进的行业，但是，在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还有很大潜力。事实上，这也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例如，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国有企业如何使自己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与时俱进，如何在“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大战略中发挥作用等，都存在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总之，创新是全方位的，要在坚持科技创新的同时，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价值创造为目标，高度重视集成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品牌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等等，做到有机统一、相互促进，不断提升企业综合创新能力。
国有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为国民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动力源，同时创新更是国有企业本身发展的动力源。国有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国有企业必须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加速自身的改革和创新，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突出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导作用，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做大做强做优。这就必须发挥国有企业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制造强国战略中的骨干和表率作用，强化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目前，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浪潮正在全球兴起，一些关键性的核心技术、研发方式、创新手段、商业模式，以及企业的组织形式已经取得革命性突破甚至颠覆性的改变。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发达国家一直走在前列，并试图依靠强劲的创新动力推进产业升级换代，占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制高点。事实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供给创新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面对这种全球创新和竞争浪潮，唯有改革者进，创新者强，改革创新者胜。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加快创新步伐，一方面紧跟世界创新浪潮，抓住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弯道超车，赶上和超越发达国家。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供给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动力
自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并积极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萨伊定理”和供给经济学就成为被人们高频使用的词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萨伊定理”涉及了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即到底是供给决定需求还是需求决定供给。“萨伊定理”的最基本命题就是“供给自动地为自己创造需求”。在萨伊所处的时代，卖方市场还是占主导的趋势，因而，该定理基本是正确的。但是当工业化完成，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资源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需求成为经济矛盾的主要方面，强调需求创造的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而萨伊的供给创造理论似乎是失效了。但时过境迁，当凯恩斯主义陷于“滞涨”而不能自拔时，强调供给创造的供给学派又回到了经济学的前台。尽管供给经济学同样不是治愈资本主义经济周期顽症的良方，但我们仍可以从中发现其合理因素，即在一定条件下需求必须由供给来创造。尽管需求有可能被“充分”地满足，但供给还是不能“自动地为自己创造需求”，而必须通过“供给创新”才能为自己创造需求。事实上，萨伊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但是他没有区分“自动地”创造需求和通过“供给创新”来创造需求。经济史的经验证明，并不是所有供给都能够创造需求，能够持续不断创造需求的只能是供给创新。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当人们现有的需求边界被突破，也就是某个需求阶段被超越，市场就越来越需要供给来创造和引导。在加尔布雷斯描述的“丰裕社会”里，扩大需求“所需要的已不再是怎样去适应事前已经觉察到的消费者的需要，而是革新应能迎合已使消费者形成的那种心理状态”。就是说，需求并不是非常明确地可以认知和辨别地存在着的，它是欲望的不断变化，而欲望必须具有其所附着的特定形态，即“对供应的流量做出反应”。所以，在经济的创新过程中，需求是被动的，而供给是主动的，而新的需求的产生，需要供给创新来开发，需要供给方来满足和实现。
总之，需求是供给方通过创新将人们心理上的潜在需求开发出来。反过来看，如果市场需求陷于停滞或出现了严重过剩，那么问题可能不是出在需求方面而是出在供给方面。例如，大量的事实表明，过剩主要出现于传统部门，主要是“劣等货”的过剩，而在过剩的另一方面，广大消费者仍有充沛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没有实现。所以说，过剩的根本原因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缺乏创新。事实上，我国近些年来的需求不旺正是创新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当然，这种创新供给不足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体制问题也有结构问题，所以才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正是供给创新。
供给创新是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用创新周期理论来理解，新常态也就是一个新的增长周期阶段。持续的创新密集导致新的产业和新产业集群的出现，不仅带动经济高速增长更导致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随后，整个经济将进入一个平衡和稳定的增长状态。而随着创新的完成和新兴产业的成熟，经济增长的动力递减，经济增速必然趋于下降。如果没有新的创新，经济增长就失去了动力源，经济增长减速甚至经济衰退往往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供给创新打破这种状态，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源。就是说，只有供给创新才能实现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增长、新速度、新结构和新水平。
经济新常态下的创新必然来自供给侧。就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过程来考察，创新并不是一个完全连续的过程。在某一个时期会出现一个创新密集，而在某一个时期，创新则可能是停滞的。创新的这种有时密集有时间断的情况，就造成经济过程的高涨和衰退，从而导致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但就某一次具体创新过程来看，创新一旦产生，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贯穿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所以有必要区分由创新导致的经济周期和由产品创新开始的产品生命周期。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同阶段，有时需求创新占主导，有时供给创新占主导；而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创新也具有不同形式和不同的作用机制。
从工业化时代的经验来看，这种来自供给方面的创新即供给创新，大概可以归纳为三种形式或三个阶段，即产品创新、工序创新和管理创新。这三种形式的创新一般是按时序发生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首先是产品创新。产品创新是最基本的创新。产品创新就是开发一代新产品。这种产品创新可能是适应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创新，也可能是创造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创新。从经济史的经验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后一种创新越来越起着主导作用。产品创新往往导致新的企业的出现，这些企业最终将变成一种产业；所有这些创新都普遍创造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就是创造出全新的市场，并导致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一般来讲，大多数产品创新都是在经济低潮触底阶段开始的，而在经济触底回升阶段被推广并产业化的。正是这种创造新产品的供给创新，使整个经济走出低谷进入复苏阶段。
其次是工序创新。工序创新发生于产品创新之后。工序创新的主要目的在于降低成本和扩大供给。而成本的降低使越来越多的消费群体能够购买和消费这种新产品，所以又进一步扩大了需求。工序创新作为产品创新的继续，主要发生在经济的复苏和高涨阶段。由于产品日趋成熟，需求日益扩大，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所以，生产的标准化和工序的合理化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规模的扩大，以及生产的标准化和工序的合理化，使产品成本得到进一步降低，从而市场也得到进一步扩大，产品进入成熟期。
第三是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和工序创新都属于技术创新。当新产品唤起人们的需求，并通过工序创新降低了成本，从而成为大众消费品以后，技术创新就基本停止了。在技术浪潮之间的中断时期，是管理创新的重要时期。管理创新是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最后阶段。管理创新的注意力也是集中在成本方面，不过不是通过技术革新，而是通过组织机构的调整、新的营销策略或服务方式的贯彻等组织手段来实现。这一时期，创造性的管理比创造性的技术更能决定企业的发展或停滞。当创新带来的投资浪潮过去之后，整个经济渐趋平稳直到趋于下降，这是经济运行周期的必然规律。在这个阶段，经济下滑和企业破产倒闭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事实上，企业的生生灭灭正是管理创新的一种形式。相反，如果大批“僵尸企业”保持在僵而不死状态，将严重影响经济的复苏或回升。
从产品创新开始的供给创新，是工业化时代的创新模式。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基本上是工业时代的创新理论。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互联网革命带来的变化，使我们从工业时代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创新与工业时代的创新二者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
首先，信息时代的供给创新并不以产品创新领先，而是以创意领先。尽管信息时代的供给创新仍依赖于技术方面的突破，但更多的创新却源于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新的创意的提出。在这个时代，没有创意一切都无从谈起。其次，紧随着创意而来的创新是模式创新。模式创新就是将创意通过具体的商业组织转变为可以盈利的商业模式。在模式创新过程中，软件方面的创新较之于硬件方面的创新更重要。在这里，后工业化思维具有重要的意义。再次，随着模式创新之后仍是管理创新。信息时代的管理已与工业时代的管理有很大不同，也不是“扁平化”所能概括。工业时代以生产成本为中心的管理模式不完全适用于信息时代的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管理，管理的重心将从物的管理转向人的管理，进一步讲，是人的价值管理。所以，以人为本是信息时代管理创新的最核心理念。
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我们的工业化基本完成，但仍具有工业时代的特征，面临着进一步工业化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的很多行业也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或者正处于“互联网+”的过程之中，在某些方面还通过“弯道超车”超越了发达国家。所以，我们既要注重工业时代的供给创新，也要注重信息时代的供给创新。
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各种经济体的创新活力
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方面目标，一方面是推进供给创新，通过供给创新加速结构性调整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是通过改革即制度创新来创造适合于创新的制度环境。从供给创新阶段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以技术创新为主的产品创新阶段，新产品和新产业正处于脱壳而出的孵化状态，亟须打破传统产业的垄断并腾出市场空间；而从经济周期阶段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周期底部运行，亟须新产品和新产业的出现来推动经济发展并实现产业升级。所以，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制度条件来说，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为迫切的任务是打破垄断。打破垄断可以更多地释放出企业创新能力，从而推进国民经济触底回升并加速进入复苏轨道。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
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一般是市场竞争和企业集中的结果。随着创新不断深化，市场需求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必然出现，竞争日益转变为垄断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垄断也是创新的结果。另一方面，垄断也是企业对创新颓势的自然反应。在创新周期中，经历产品创新、工序创新和管理创新，整个创新过程逐渐完成。由于市场难以继续扩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导致价格下降和企业利润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能不试图通过对市场的垄断以保持价格的持续坚挺和延缓利润降低的趋势。
熊彼特指出：创新就是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可见，熊彼特是将垄断和垄断的打破都定义为创新。就技术垄断来讲，当技术创新基本完成并成为企业本身的核心竞争力以后，保持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就成为企业竞争的重要方式。企业为了保持一定的利润水平，必然采取限制竞争，控制市场的方法。另一方面，垄断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保持市场份额和维持较高的价格，还在于垄断企业利用垄断实力实行进一步的创新。所以，垄断本身也是一种创新，也是供给创新的重要形式。但是，如果制度设计将持久地保持这种垄断，将会严重限制市场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就成为供给创新所必须的制度条件，创造竞争环境也就成为制度创新本身。而竞争的恢复，往往成为新一轮创新和新的经济周期的起点。所以说，从竞争到垄断，再到垄断的打破和竞争环境的创建，与创新一样，也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
国有企业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导力量，在一定时期保持垄断优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定时期以后，适宜选择适当时机退出部分垄断行业。一方面，国有企业要解放思想，主动开放技术和市场垄断，扩大新技术的扩散效应，积极应对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也要向民营企业学习更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激励机制，就是说，应当用混合所有制和混合经营制的方式从民营企业中汲取创新活力。国有企业可以尝试通过招聘民营企业成功人士进入高管层的方式改善企业治理结构，也可以通过创新并购的方式吸收更有创新活力的民营企业加盟国有企业。反过来，民营企业也要从国有企业获得新的技术和制度资源，以改善和提升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积极发挥国有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
我国国有企业一直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体。在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在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因此，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于创造和培育国民经济增长新动力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世界上大的跨国公司和知名企业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知名品牌还不够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不够强。所以，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力军面临严峻挑战。
作为创新主体，国有企业要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大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力度，加大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力度，加大战略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力度，更要加大传统产业、传统工艺技术与新兴产业、高新技术如信息化技术等结合的力度，在技术、装备、产品等方面跟上高新技术的发展，跟上时代的进步，加快形成经济新的增长点和驱动力。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国企的具体情况出发，一方面，必须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探索有效的运营模式，通过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整合，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另一方面，要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将低效无效资产以及户数较多、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低、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中的企业，适度集中至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做好增量、盘活存量、主动减量；搭建科技创新平台，通过市场化方式设立各类国有企业科技创新投资基金，鼓励优势产业集团与中央科研院所重组；搭建国际化经营平台，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搭建优势产业上下游携手“走出去”平台、高效产能国际合作平台、产融结合平台和跨国并购平台，增强国有企业联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国有企业创新不仅局限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还必须加强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这些年来，新的科学技术正在改变甚至颠覆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对此国有企业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及时有效的反应。尽管国有企业掌握先进的技术并居于先进的行业，但是，在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还有很大潜力。事实上，这也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例如，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国有企业如何使自己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与时俱进，如何在“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大战略中发挥作用等，都存在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总之，创新是全方位的，要在坚持科技创新的同时，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价值创造为目标，高度重视集成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品牌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等等，做到有机统一、相互促进，不断提升企业综合创新能力。
国有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为国民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动力源，同时创新更是国有企业本身发展的动力源。国有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国有企业必须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加速自身的改革和创新，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突出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导作用，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做大做强做优。这就必须发挥国有企业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制造强国战略中的骨干和表率作用，强化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目前，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浪潮正在全球兴起，一些关键性的核心技术、研发方式、创新手段、商业模式，以及企业的组织形式已经取得革命性突破甚至颠覆性的改变。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发达国家一直走在前列，并试图依靠强劲的创新动力推进产业升级换代，占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制高点。事实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供给创新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面对这种全球创新和竞争浪潮，唯有改革者进，创新者强，改革创新者胜。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加快创新步伐，一方面紧跟世界创新浪潮，抓住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弯道超车，赶上和超越发达国家。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