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2010)
第24次年会
闭幕词
西南财经大学 刘灿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好!我受大会领导小组的委托,对本次年会的讨论结果作概括性的总结。
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是在原国家教委的倡导和支持下于1985年筹备创立的,自1986年召开第1次年会以来已经走过了24个年头。与往届年会一样,本次研讨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围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这个主题,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原则,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当前要解决重点难点问题进行研讨和交流。
会议由本会领导小组组长、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致开幕词。洪银兴教授指出,本届年会在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之际召开具有重要的意义,提出会议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并就本次会议研讨的主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教授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分别致词,表达了清华大学承办本次年会的热忱和重视。教育部社科司张东刚副司长作了重要讲话,强调了在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精神下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就深入研究重大理论现实问题,扎实推进基础理论研究,强化应用对策研究的看法以及推进科研体制改革,调动高校教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主动性等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
本次年会与往届年会相比,在多方面体现出其较为鲜明的特色。
第一,本次年会是在全国上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意义重大。着眼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凸显出来的收入分配不公、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增大、经济增长需要新的创新动力、中国模式需要理论总结等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迫切需要我们的经济学者在总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两个层面提出破解现实问题的可行方案。
第二,本次研讨会以我国谋划“十二五”期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化改革开放为背景,研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主题鲜明。会议分五个子论题进行研讨:一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与实践;二是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创新型经济;三是扩大内需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四是中国模式的经济学研究;五是中国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这些主题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实践针对性,精准地把握了我国在过去、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若干重大主题,试图系统地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探究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第三,本次会议规模大,参与面广,影响力比以往更有增强。本次研讨会在发出征文通知后,收到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经济学者递交的学术论文150余篇,经过专家组的认真审阅确定了98篇入选论文。本次研讨会参会代表有入选论文作者95人,经济学院院长(系主任)26人,特邀专家12人,新闻媒体代表 15人,特别是中央党校的代表首次参加大会,与往届年会相比,本次研讨会的参与面大,人数增多,应征论文的学术水平也有所提高,体现出研讨会在国内经济学术界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和扩大。
第四,会议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交流充分,气氛热烈。本次会议延续往届年会的好传统,采取了大会主题报告、分组讨论、大会交流发言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了三场大会交流,有40多位代表做了主题发言;分四个专题进行了分组讨论,有120多人参加了小组会议。
本次年会还举行了经济学院院长(系主任)论坛,参与该论坛的各位院长、系主任就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背景下中国新一轮的高等教育改革交流了思想,讨论了中国经济学教育面临的形势、挑战和任务,大家一致认为要推进经济学教育教学改革,探索经济学创新人才培养改革的路径;并就经济学专业设置和学科发展、经济学人才培养的分类分层与合理定位、经济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改革、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等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两天的学术会议秉承了历次年会求真务实、追求创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风和会风,交流充分、讨论深入、论题广泛、气氛热烈,时间紧凑但成效显著,在许多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中取得了明显进展,与会代表所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方法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水平的提升、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对于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有积极的作用。
现就本次会议的主要成果总结如下:
(1)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有代表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和优化的趋势,就是要形成科学发展方式,这是集约型、协调平衡型、内外向结合型、可持续发展型、高效型发展方式的综合,集中了各种发展方式的优势和长处。
有代表认为:中国资源支撑力、环境承受力约束了GDP的快速发展,如何解决好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已经成为“十二五”规划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并且完成长期规划目标让GDP增长速度不要太快,从时间上、空间上和总体速度上看呈现出新的特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与这些特征高度契合。
有代表认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关注城市化的进程变化,尤其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可能发生的逆转,特别是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失去,“刘易斯拐点”到来和“人口红利”消失的现实,需要我们在户口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积极加以调整,以应对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有代表认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变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发展,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从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增长,转变为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要从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强化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推动经济增长。
有代表认为: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注重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加快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载体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模式的形成;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需要转变政府职能、确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建立起“强化市场型政府”。
有代表认为: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应当采取外源力量和内源力量融合的发展模式,并着力解决现阶段面临的资源环境的约束,农业基础薄弱的约束、制造业质量不高的约束、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约束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约束等等。
(2)关于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创新型经济
有代表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创新型经济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创新思维,需要客观看待当前中国的GDP总量及世界排名,现阶段应当通过经济发展目标的转型特别是追求人均收入普遍增长、停止投资驱动的GDP赶超战略、要使人民更加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解决收入分配中的权利不公平即包容性增长问题、克服资产分配不公平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以及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以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
有代表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达临界点,结构调整必须在“十二五规划”中加以解决,特别是在现有产业整合、产业升级换代、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产业链的创新整合、加速发展服务业、放开政府管制、构建良好的人才制度环境等方面提高政策的执行力度。
有代表认为:调整经济结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基本;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也是中央统筹国内国际经济发展大局,着眼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夺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面胜利、长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作出的战略选择。
有代表认为:结构调整需要注重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坚持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并且结构调整的路径是在节能减排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创新驱动替代过去的物质投入推动。
还有代表认为:结构调整需要紧紧抓住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以及科技创新加快的重要契机,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产业层次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并注重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将技术结构调整与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进行有机结合;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创新型经济的实践还会带动理论经济学的创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3)关于扩大内需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有代表认为:劳动报酬偏低、收入分配不公、居民财富高低悬殊是现阶段分配制度的主要问题,其主要矛盾表现在行业垄断、腐败、财政收入过高等方面,这些已经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能借口分配不公反对国家垄断、在一些行业和部门实行垄断或控制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性减税无助于解决分配的不公,针对分配不公和财富悬殊的现实需要采取积极的治理方式。
有代表认为:居民收入在收入中的比重较小,居民消费在总收入的比重下降即可支配收入下降是收入分配问题的核心,而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原因的解释中劳动力报酬下降能够解释59%,财产性收入下降能够解释12%,而收入分配的不公的85%主要由初次分配领域造成,建议政府有针对性的采取调控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
有代表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扩大内需发展模式的重中之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将“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作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改革的思路应由“国强”转变为“民富”。
有代表认为:现阶段的分配不公主要产生于初次分配领域,它的主要矛盾应该从导致收入和财产差距最大的因素去寻找,应当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公民财产权利制度和财产性收入保障制度。
有代表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当关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人力资本回报低的矛盾,应该将提高人力资本回报作为调整初次分配关系的政策着力点;在功能性收入分配方面,要求相关的政策决择应权衡利弊,使决策优化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寻找一条实现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多方共赢路径。
有代表认为:不平等的绝对水平在扩张,收入结构应该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收入结构应当对不平等产生制约,应该寻求最优的收入结构;新二元结构依然存在,会对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产生负面影响。
还有代表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还应解决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问题,使公平正义成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为目标,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公平、正义、民生的政策强调。
(4)关于中国模式的经济学研究
有代表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硬实力方面取得世界关注,在软实力上也逐渐凝结成了中国模式;但中国模式的争论至今方兴未艾:西方对中国模式的定位、内涵、外延集中在“市场经济”、“威权政府”、“渐进式”、“中国特色的国家计划模式”、“市场异化”等几个关键词上,但西方是外在观察、工具层面、价值无涉、实证主义、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归纳中国模式,具有局限性;中国模式的表述应当回到马克思,特别是从“马克思经济学提纲八条”的角度加以归纳;中国模式是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外在表现 ,中国模式需要用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加以表述;需要关注中国模式中的“官方表述”和“影子模式”。
有代表认为: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可以归结为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经济改革的中国模式的成功,这个发展模式在实践中是不断创新的;西方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特别是规范化、标准化的新自由主义范式作为我国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只有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为指导,选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才能产生明显的发展效应。
有代表认为:中国模式”目前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模式”显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尊重和遵循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客观规律;“中国模式”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可以集中主要力量办大事,政府和它制定的规划在经济建设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
有代表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成功无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言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30年的改革实践,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经济转型道路,创造了经济转型的中国奇迹,突破了长期困扰中国经济转型的西方模式和范式束缚,为中国模式的建立奠定了实践基础;概括和总结中国经济转型奇迹的模式特征和内在逻辑,是稳步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并使之沿正确轨道发展的理论保证,也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内在需要。
有代表认为:“中国模式”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政府和它制定的规划、计划和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强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造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和城镇化道路,注重发展开放型经济;“中国模式”要求充分利用市场在增强企业活力和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还有代表认为:“中国模式”必须超越“政府主导”,在人民群众的自主参与下提升社会主义的制度正义;中国模式的实践需要注重市场经济的层次性制度安排并契合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建构的内在逻辑,并为市场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结合提供一个实践和理论通道。
(5)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有代表认为: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更加注意”、“五个坚持”等表述非常重要;而社会主义经济学必须关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其衡量标准包括:生产力标准、价值标准及其二者的统一;中央现阶段更加强调民生,就是对价值标准的回归,就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需要弄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联系与区别,并总结其理论实质。
有代表认为: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从理论认识上对中国经济学进行创新与发展,并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巩固工作。
有代表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要关注和扭转当前偏离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的倾向;中国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应当注重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完整体系,把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本次年会学术讨论的内容非常广泛,与会代表的精彩观点也难以一一列举。我们为各位代表提供了《论文集》和论文光盘,按照惯例,我们将从入选论文中选出若干代表性论文,结集出版《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集萃(2010)》。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些载体,继续关注本次参会代表提出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有一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讨,共同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
各位专家、各位老师、朋友们:本次大会已经取得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感谢各位代表的参与和思想贡献,特别要感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大会提供的优质服务。我们来年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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