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与路径选择

——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24次年会综述

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承办的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24次年会于2010年10月22—24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召开。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厦门大学资深教授吴宣恭、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教授、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教育部社科司张东刚副司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魏杰教授等出席研讨会，来自国内60多所知名高校的15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部分媒体记者参加了此次年会，会议收到论文159篇，入选论文98篇。与会者主要围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与实践”、“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创新型经济”、“扩大内需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国模式与中国经济学创新”四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基础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按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提供经济基础与制度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指出，坚持和完善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不搞私有化，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基础。第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为了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矛盾，从而消除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破坏生产力的经济危机，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第二，如果搞私有化，公有制的主体和主导地位被动摇和否定了，甚至被私有制取代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就被动摇和否定了。第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所以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又是从价值标准着眼的。社会主义要结束阶级对立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制度，要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与正义，要使劳动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凡此种种，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方能实现。

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教授等指出，要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在抵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正是在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经济的推动下，中国政府强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得以顺利进行，使得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同时也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做出了贡献。国有经济在贯彻国家的宏观调控中起到骨干作用，国有企业有义务落实国家的各项经济发展和调整决策，这对增大整体国民经济效益起着决定作用。只有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才能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西南财经大学丁任重教授等认为，从纯公有制经济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完善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保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仅体现“量”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质”的提高，对于关乎社会稳定的战略性资源型行业应由国有企业控制，对于有些垄断性行业可以引入民营资本和外资资本，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努力构建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仍然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要努力解决的核心问题。

安徽大学荣兆梓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因此，社会主义的信念体系仍然以公有制为核心。以市场正义与公有制正义相互叠加的理论为指导，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必将形成以劳动平等为核心的，比私有制市场经济更高程度的公平与正义。按照公有制的发展逻辑，中国的经济模式必须超越“政府主导”，在人民群众的自主参与下提升社会主义的制度正义。

吉林财经大学梁洪学教授认为，应继续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与“看得见的手”的行动，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好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通过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积极推进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增加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政府要借助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价格政策、财政政策等经济手段引导和调节经济发展方向。

武汉大学龙斧教授等认为，只有在经济利益关系上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才能推进和谐社会构建。为了构建和谐社会，除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还要以社会分配的平等作为提高收入、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基础，以劳动价值论作为基础完善交换关系的基础，根据资源、人口、环境等因素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此外，在主导价值观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在政府功能定位上，要以最广大农民和工人的利益为最高标准；在政府行为特征和运行效率效益上，要以马克思主义政府功能定位为指导。

二、调结构促创新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科技创新是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主攻方向。

中共中央党校王天义教授认为，要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需要调整需求结构，促进消费、投资、出口协调发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重点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形成三次产业协同带动经济发展的新格局；调整城乡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调整对外经济结构，加快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

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教授认为，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和严峻的资源约束等问题，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整经济结构是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赢得国际经济竞争主动权的根本途径。调整经济结构必须要深化体制改革。体制改革不仅是指经济体制改革，还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的改革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全面改革，应该把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改革的主线，不失时机地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从而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科学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谢地教授等认为，要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从而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动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包括消费、投资与出口结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国土开发空间结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结构、要素投入结构调整等等，这些调整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或缺的。在亟待调整的诸多结构中，应特别重视城乡结构的调整，消除城乡分化，提高农村人均收入水平。

武汉大学杨艳琳教授认为，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的重要推动力。调整产业结构的重点是要调整产业的技术结构和要素结构，提高产业发展的技术水平。为此，需要对产业发展进行科学规划，需要加快产业转型步伐，长期实施“压存量、扩增量”的产业结构调整策略，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发展、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扩大低耗能低污染产业发展，使“两型”产业和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西南财经大学王朝明教授认为，“民工荒”现象的背后是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匹配和城乡发展的结构性失衡。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从深层次的劳动力结构调整入手，积极发掘现有人口红利，刺激劳动力供给。在横向上需要调整区域间的经济结构，在纵向上需要推动产业的垂直升级，改革收入分配结构，实现资本利得收入与劳动收入差距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型经济的基础和理论指导亟需由比较优势理论指导转向竞争优势理论指导，用创新支持开放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在实践中需要摈弃过去实施的出口导向战略，改变以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为比较优势的外向结构，改变单纯追求出口数量而不注重出口效益的出口导向战略，提升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的产业链环节的科技含量。开放型经济的重点也相应地通过获取人才、科技、管理之类的国际创新要素，推进产业创新，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体现增长的内生性和创新驱动性，通过创新支持开放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西北大学白永秀教授等认为，全方位的创新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我国经济由数量到质量、由速度到效率、由总量到结构、由资源向技术的四大转变的重要途径。全方位创新不仅包括生产力构成要素创新，还包括观念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企业家创新以及企业组织创新、生产流程创新、经营模式创新等，尤为重要的是企业的自主创新。通过大中型企业“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三位一体的创新体系的建立，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提高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

上海交通大学陈飞翔教授等认为，实行更加自主和主动的对外开放，加快开放模式转型，构建起以新型开放模式支撑和引领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格局是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进度与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要以结构升级为导向优化开放方式，加快我国产业高级化的进程；以自主创新为重心提高开放水平，加速我国产业技术升级步伐；以持续发展为目标健全开放政策，增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

云南财经大学周文教授等强调，从“资源扩张型增长”到“技术深化型增长” 的转变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这一转型必须依靠自主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有利于企业掌握核心技术，进而促使集群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拓展。更深入的制度创新则能带来可持续的并且增进社会福利的经济增长，进而创造新的经济奇迹。

台州学院张明龙教授借鉴以色列运用科技计划导向机制发展创新型经济的做法，强调我国应加强科技计划的系统性、导向性和多样性以推动创新型经济的发展。一是围绕具体技术研发，通过分类制订高新技术、生物技术、通用技术等科技计划加强科技计划的系统性；二是通过提倡和鼓励产学研合作增强科技计划的导向性；三是针对不同创新主体，制定不同的科技计划，增加科技计划的多样性，以此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三、扩内需调分配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举措

经济发展方式要实现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必须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释放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引致的需求空间，将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为扩大内需发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

武汉大学简新华教授认为，构建以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统筹兼顾积累与消费的经济发展格局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任务。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但目前还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科学发展方式的形成要正确处理粗放与集约或者内涵与外延选择、积累与消费关系、产业选择、对外经济、内需与外需关系、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速度与效益关系。

中央党校赵振华教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生产、交换、分配环节深入的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根源。从生产环节看，主要是生产的结构和产品质量对消费构成了制约；从交换环节来看，主要是流通环节过多，费用过高等；从分配环节来看，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预期支出较高以及相对购买力较低等是制约消费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要改善供给结构、深化流通体制改革、继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优化分配结构，改善预期。

厦门大学吴宣恭教授指出，只有找到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真正根源才能提出有效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途径，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国分配和财富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本不是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的工资差别，也不是城乡之间收入的差别，而是私营企业主高额收入和巨大财富与普通劳动者收入和财产的差别。造成这个巨大差别以及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只能从所有制的变革和我国私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去说明。我国分配不公和财富差别悬殊是过度剥削的结果，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或者说是由引导和监管不力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因此，解决分配不公和财富悬殊首先要如实承认我国阶级关系的实际，认清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及其制度根源；其次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再次要制定和完善立法并认真贯彻执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要充分发挥工会和工商联的作用，营造最低工资确定和递增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私营企业雇工收入和福利。

南京大学沈坤荣教授认为，1995年后我国劳动者报酬率的持续下降起到了扩张总需求的效果，而当前提升劳动者报酬虽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政策杠杆，但对投资的消极影响却强于对消费的积极影响；而偏低劳动者报酬率又与“共享性”增长相悖，影响了经济增长质量。这表明，在功能性收入分配方面我国似乎陷入了“两难困境”，即提升劳动者报酬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增强经济增长质量，但却不利于总需求扩张进而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高速度；而偏低劳动者报酬率却有利于需求扩张进而有利于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但却与“共享性”增长相背离，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由此在政策抉择上应权衡利弊，使决策优化。

吉林财经大学刘建华教授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必须靠扩大内需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通过增加消费实现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协调拉动。鉴于影响消费的首要因素是居民收入水平，而居民收入水平高低又主要是由分配制度和分配关系决定的，这样就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千方百计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购买力，以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上，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和增加农民收入、稳步扩大农村需求，是增加消费的着重点，这可以增加消费弹性，提高人们消费倾向，有利于提供扩大内需增长的空间。

山西财经大学焦斌龙教授认为，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过低，尤其是劳动者人力资本回报不足是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关键症结所在。为此，应该将提高人力资本回报作为调整初次分配关系的政策着力点，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回报，这将带动劳动者报酬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内需扩大，改变内需不足对经济增长制约的状况。具体的做法是：第一，在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过程中，充分发挥高层次人力资本所有者，即企业技术骨干、管理骨干的核心作用。第二，推动企业建立与经营绩效挂钩的年薪制、技术骨干留成制度、管理骨干提成制度等制度。第三，在技术含量高、成长性好的企业推行职工持股计划；最后，推动企业树立人才兴企，人力资本强企的理念。

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教授认为，劳动者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在于集体谈判制度的缺失，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必须从完善集体谈判制度入手。当前，我国在对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从认识到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集体谈判主体资格不到位；集体谈判机制欠完善；集体谈判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只有完善集体谈判制度，才能更大程度地保证劳动者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得到更大的份额，而保证工会的独立性则是完善集体谈判制度的根本途径。

湖南商学院唐未兵教授等强调，行政垄断是当前我国行业间收入差距持续增大的重要原因。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增长迅速，但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为推进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改革应首先依据行业特点对不同行业行政垄断存在的合理性作出判别，再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强化政府规制为两大主线平行推进改革。

东北师范大学李秀敏教授强调，要积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解决初次分配的结构失衡问题，提高劳动报酬，以此来缩小收入差距。因此，首先，要通过扩大就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减轻企业税负等途径调整初次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其次，要通过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大社会保险福利支出和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的公共服务支出等措施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结构。

四、中国模式与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在遵循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中国模式”的实质，而党的领导、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有效利用市场是“中国模式”的特点和成功的主要因素。“中国模式”的初步成功意味着中国走出了一条和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表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指出，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可以归结为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经济改革的中国模式的成功。我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为指导，选择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产生了明显的发展效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得益于五个方面的体制和机制创新：一是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发展生产力得到了新的动力和新的要素。二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了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体制机制。三是在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基础上保持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有效地加强并改善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四是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并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提高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五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造了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和城镇化道路。

南开大学刘刚教授认为,“中国奇迹”是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政府在内的经济行为主体通过相互作用适应外部和内部环境变化的结果。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传统“要素租金”驱动发展模式难以适应新国际、国内条件，“创新租金”驱动发展模式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发展模式的现实选择。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开始由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的第二次转型，在转型的初始阶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政府政策从简单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向构建创业和创新环境的转变，是新发展模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甘肃省委党校张建君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实践，已经形成了“双主题阶段转换式”的转型模式，即始终追求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双重主题的阶段式转换模式，其理论实质在于市场经济存在的层次性制度安排。正是由于这种转型模式契合了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建构的内在逻辑，从而创造了经济转型的中国奇迹，这也证明了市场经济层次性制度安排，为市场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结合提供了一个实践和理论通道。

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认为，应该以马克思所有制、财产权理论及研究方法，构建一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公民财产权利制度的理论研究框架。该研究框架使用“三对核心概念”即财产权与经济自由、财产权与人的发展、社会和谐与利益均衡；基于产权来源、财产权保护、财产权运用、财产权结果四个维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财产权利结构分析；在制度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上，坚持马克思主义财产权思想的价值观，即社会公正与人的全面发展；在制度结构上，进行宪政层面、财产立法层面、行政法律法规层面和经济调节层面（如再分配、社会保障等）的多层次制度建设；在制度功能上，处理好经济自由与政府协调的关系，强调政府在财产权结构和收入分配上应该积极有为。

吉林财经大学丁堡骏教授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萨缪尔森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判进行反批判，认为现代庸俗经济学并没有证伪劳动价值论。萨缪尔森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所谓“里昂惕夫和斯拉法时代”的批判，具体说，就是通过抹去经济体系中的价值转而写上价格，非但没有否定马克思的价值转形学说，恰恰相反，萨缪尔森的这些表演，不过是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所预见的庸俗经济学家古老的擦橡皮故事的一个现代脚本。萨缪尔森的所谓实物量关系分析，不过是一个狂想到不要还原方程就想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分析与斯拉法的实物量关系分析相连接的空想理论。

厦门大学庄宗明教授认为，应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结合当代各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建立包括马克思国民经济学与世界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写作计划中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是包括世界经济学的，而国际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理论基石。要研究国际价值论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需要解决关于国际价值量规定以及国际价值规律作用两个基本理论问题。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构性转变，必须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实践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各项工作，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基础，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前提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