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完90岁生日，祝寿的声音还在耳畔回响，胡代光已经风尘仆仆从北京赶到四川成都市，指导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生修改论文，参加他们的论文答辩会。此前不久，世界金融危机的风暴刚刚袭来，胡代光就以经济学家的敏锐洞察力分析了危机发生的原因，就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经济全球化几个问题撰写了论文。90岁的胡代光很忙碌，忙着和学术同仁谈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和策略，忙着去香港参加“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经验”讨论会，忙着接受台湾《工商时报》专访……90载的人生旅程，他辛勤耕耘，率先将西方经济学理论带进人们的视野；他尽瘁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胡代光独到精辟的学术见解和心无旁骛执著教育的奉献精神，使他在经济学界享有很高的威望，被赞誉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在光环面前胡代光永远保持一颗平常心，继续在经济学这片园地里辛勤劳作并乐此不疲。他是一棵长青树，用信念和智慧照耀，以严谨和创新浇灌，枝繁叶茂，常青不凋。

“拯救饥溺之心,兼善天下之慨”

    繁茂的大树必定根深，根深才能源源不断地为树冠注入营养，永保碧绿；胡代光将追求学问与真理看成学人的第二次生命，如果溯源，可以从他少年时就有的“拯救饥溺之心,兼善天下之慨”看到端倪。1919年5月5日, 恰逢刚刚爆发著名的五四运动，胡代光出生于在四川省新都县一个书香世家。胡代光的父亲是清光绪年间的秀才，熟读经史诗赋，他对胡代光寄予了很大希望，给他取乳名少成，学名代光，暗含着希望他少年有成、光耀门楣。胡代光的号“谦尊”也是父亲引用《易•谦》中“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而取，意为尊者有谦而更光明盛大。

   聪慧的胡代光从两三岁开始习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也学习做旧体诗。“人之初，性本善”这些句子他背诵裕如，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养成他恭良温厚的品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逐渐印进他的脑海，他开始将目光投向社会，常常对生活里贫富不均的现象感叹不已。在新都县私立龙门小学读书时，胡代光对郭沫若、鲁迅、胡适等人的小品短文爱不释手，那犀利的笔触、新鲜的思想给他的印象很深，他也开始学写白话文。虽然胡代光12岁才开始上小学，但是21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武汉大学经济系，中间曾经三次跳级，一直保持着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纪录，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四川的温情和生命的积淀给了胡代光深厚的生命感受，儿时的胡代光知书达理、温和质朴，深受大家的喜爱。但他的成长岁月随着“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的陆续爆发变得不再平静。“九•一八事变”后,胡代光第一次参加了新都县百姓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和大家一起高唱“大家团结起来,御外侮”的歌曲，他深深地被大众的爱国激情所感动,受到了一次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当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已经不可能成为现实，胡代光就边读书边和老师同学积极参加许多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些激昂的歌声一直伴随着青少年时期的胡代光,也使他立志读书救国。当时胡代光特别喜欢英文、数学,也接触了一些像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等科学观点。他痛恨贪官污吏,希望多学一点科学知识，将来服务社会，扭转一切不合理制度。

    中学毕业后，品学兼优的胡代光“以天下为已任”的思想逐渐明朗，他认为欲使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必须发奋读书，知识才能救国。胡代光本想读政治学系,为在中国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贡献一已之力，对读经济学毫无思想准备。1940年秋，胡代光以前十名的成绩考取武汉大学，因为他喜欢结交朋友,乐于助人，与同学关系相处得非常好。考前他的不少好朋友都报考了经济学系，并希望他能同读一系，合群的胡代光就和他们填报了一个学系，这个不经意的选择成就了一位未来的经济学家。

    报到之前，为了多了解一些经济学的知识，胡代光特意买了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和沈志远的《近代欧洲经济学说史》阅读，这一读将他对经济学的兴趣彻底激发了出来，他发现了经济学领域的无穷奥秘和乐趣。

    胡代光至今还保留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那是他在大学期间仔细研读《资本论》时写下的读书笔记。此外,他还学习了经济思想史,涉猎了古典学派、奥地利学派的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便对这门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他任何学科在我的脑子里几乎不易占有主导地位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胡代光的大学生活过得很充实，他的大学毕业论文《资本蓄积论》在彭迪先等教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

    大学毕业后的胡代光到四川省金堂县私立崇正初级中学一边教书,一边准备自己的学业。他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学凯恩斯的货币学说等,为投考研究生做准备.

    1945年夏,胡代光考取了中央大学研究院法科研究所政治经济学部（今南京大学经济系）。当时,正值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整个南京城物价飞涨，远离家乡的胡代光生活艰辛困顿。但他始终坚持信念，对国家的美好未来寄予了无限的热望。在给亲朋好友的信中,胡代光常写下“天快要亮了,春天不久就要到来”等话来鼓励他们。胡代光还亲自参加了南京青年反内战、反饥饿示威游行,和同班的几位研究生在游行队伍中手挽手一起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建设美好社会的理想一直激励着他勤奋苦读，并写诗抒怀:人生漂泊欲何之，世事艰难不用疑。未必诗书长误我，个中真味几人知。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胡代光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各门课程，他仔细研读了马歇尔、凯恩斯经济理论，并最终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述评》。在导师巫宝三的介绍下,胡代光到长沙市湖南大学经济系任讲师，先后讲授“经济循环”、“经济学原理”、“货币与银行”等课程,并与湖大法学院及经济学系学生中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建立起联系，出席一些座谈会或形势报告会发表自己的见解。

    1949年8月，长沙解放，胡代光有了“天晴了”的感觉，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和一批青年教师组织了“太阳学习会”,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同年10月，胡代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筹备组建西南经济调查研究所，这是邓小平非常关心的一项工作。他随团到达重庆，1950年被任命为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资料科科长，委员会直属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由邓小平兼任主任。当时，邓小平非常关心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胡代光尽职尽责、专心致力于收集资料,每天圈点需要剪贴的十多种西南报纸,送交邓小平阅览。邓小平有时会在空白地方批注意见,给指示。这段时间，胡代光在少数民族地区做了一些实地调查，写出了《解放一年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工作情况的报告》、《重庆市江北县人和乡土地改革后经济变化情况》、《农村供销合作社几个问题》等报告和文章,为领导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1953年春，胡代光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一到北京西郊燕园，眼见校园湖光塔影，风景如画，顿觉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环境。”自此至今，他56年的春秋便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度过,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

    “拯救饥溺之心,兼善天下之慨”这句读书期间同学给胡代光写的赠言，真实地道出了他“以天下为已任”、扶助众生、报效国家的心境。

“睁开眼睛看世界”

    从1940年入武汉大学读经济学至今，胡代光已在经济学领域耕耘了近70年。他经常引用列宁“睁开眼睛看世界”这句话，在学术上不能拒绝国外的东西，“他山之石”可以为我们服务。

    胡代光“唯真理是从”，始终保持了在科学上的诚实和勇气，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他有远见地关注并引进国外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动态，同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对其加以批判性地分析与介绍，结合国内经济实际为我所用。胡代光在学术研究上的敏锐洞察力，除了勇于进取、不断开拓研究新领域的学术执著，还源于他对国家、社会、人民深深的责任感。经济计量学、货币主义、斯拉法革命等这些耳熟能详的经济学名词，其实都是经胡代光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系统介绍而被人们所熟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说：“胡老在特殊历史时期、特殊阶段创造的学术价值尤为珍贵。”

    早在1956年，北大就在国内最早开设了当代西方经济学课程，胡代光等老一代经济学家意识到，我们对国外经济学了解得太少了，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西方经济学首先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胡代光与樊弘、徐毓枬、罗志如等著名教授一起参与讲授这个课程，北大是当时国内教育界唯一对西方经济学进行较系统介绍的高等学校。胡代光在大学及研究生期间曾系统地学习过西方经济学理论，有比较扎实的基础，他主讲“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计量学”。凯恩斯理论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为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凯恩斯本人也被誉为“战后经济繁荣之父”。 胡代光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述评》，对凯恩斯的理论有比较系统的了解。讲课时胡代光对凯恩斯的理论观点加上了自己的分析和批评，这次授课实践，让他更坚定地认为将国外经济学领域的最新东西介绍到国内是必要的，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实践服务。为了便于教学，当时中宣部决定由北大经济系负责编写为全国大学文科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统编教材《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罗志如教授任主编，胡代光也参与了教材编辑工作。

    胡代光在教授“经济计量学”时，注重怎样为社会的实践服务，因此非常关注国外经济计量学的发展状况。1957年，胡代光在《关于国民经济中平均发展速度的计算问题》一文中，对计算平均发展速度的几何平均数法和方程式法作了较全面的比较分析，提出几何平均数法优越于方程式法的看法。认为“万能的统计方法是没有的，科学统计方法决定于被研究对象的本质及其特点。” 1962年至1963年，胡代光与巫宝三、孙世铮合作，编写出版了《西方经济计量学》，首次将这门西方新兴的学科全面系统地介绍给我国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在评价西方经济计量学时，胡代光认为，不能认为西方经济计量学中的某些计算技术方法和部分实际统计资料完全不值得注意，要遵循列宁的教导，“睁开眼睛来看资产阶级科学，注意它，利用它，不放弃自己完整的和确定的世界观。”

    文革时期，胡代光受到冲击，但他坚守实事求是的学术信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他顶着巨大的压力，没有放弃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动态的密切关注和追踪。粉碎“四人帮”后，北大的教学工作逐步走上正轨，重获新生的胡代光高瞻远瞩地认为北大的经济系应该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在他和陈岱孙等人的积极努力下，北大经济系果断地把当时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经济学课程也引入到北大的课程体系中，从而确立了北大经济学研究与教育在国内的领先地位。在北大的引领下，其他高校也陆续开设西方经济学作为选修课。教育部为了在更多的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委托北大承办了西方经济学教师培训班。培训班的学生回去之后纷纷成为各高校开设这门课程的开创者。

    胡代光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为普及西方经济学付出了巨大努力，为西方经济学课程在高校站稳脚跟做了开拓性的贡献。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禁锢刚被解除，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与胡代光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希望推广普及西方经济学，便提出开设讲座。“胡先生、厉以宁等都参加了讲座，对推动普及西方经济学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作用。”北大经济学院教授陈德华仍清楚地记得：“这个系列讲座胡代光筹划、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多，可以说对西方经济学人才的培养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每个周末，北大的办公楼礼堂座无虚席，全国各地的学者纷纷慕名而来，那些闻所未闻的新观点、新理论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讲座内容涉及经济学基础知识、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国际经济学、经济计量学和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国民经济核算、部门经济学、经济法、经济学流派等，西方的、东方的，苏联的、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经济思想都有。许多人正是从这个系列讲座中开阔了眼界，开始了解西方经济学，并下决心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从这个意义讲，国内西方经济学最初人才队伍的形成和胡代光等老先生们的努力息息相关。

    当时，许涤新、陈岱孙、胡代光等人还发起成立了“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这是全国一级经济学会，北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胡代光历任总干事、副会长、会长。学会的很多具体事情都由他来操持、筹划、组织， 30年来，“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大量外国经济学说的学术交流与研究活动，借学会这个平台，胡代光对西方经济学的普及和深入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培养人才的同时胡代光埋首书案，对经济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丝毫没有懈怠。他至今仍保留着一本厚厚的笔记，那是他在大学期间研读《资本论》时摘录的。《资本论》是让胡代光震撼的一部书，使他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这个社会发展规律。”多年来，胡代光一直没有放弃对《资本论》的研究。上世纪60年代，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了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在西方经济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它解决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一些未解决的问题，对马克思的价值－价格理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胡代光及时注意到这本书的影响并认真研读，指出斯拉法这部著作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随后他又全面研究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所谓经济学上的“斯拉法革命”，并发表了多篇评论斯拉法的商品生产和价格决定理论的论文。他认为斯拉法没有发展马克思主义。

     与此同时，胡代光又注意到在西方重读《资本论》热潮中，一些学者在研究中结合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情况而提出的一些探讨性问题值得注意和思考。因此，他专门为研究生开设了“评当代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专题课程，让学生及时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动态，看看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与外国人理解有什么差距。放开眼界，知彼知已。“我主讲此课程的目的是明确的，即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很有必要睁开眼睛来认真地、正确地和有分析地看待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研究和评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我们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水平提高一步，并使之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这正是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经济理论研究和使理论更好地服务于实践的一项严肃工作任务。”

    在《资本论》的研究方面，胡代光有许多具有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胡代光与刘诗白等主编的《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被评为“孙冶方经济科学1990年度著作奖”。评委会认为：“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评介当代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研究的专著，是一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作品。该书对百年来，特别是当代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总体评介以及对《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转形理论、贫困化理论、再生产理论、危机理论等等的研究作了实事求是、全面深刻和充分的理论评介，边叙边评，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该书有力地回答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挑战，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资本论》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部专著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评介当代西方经济学，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部书后来多次获得重大奖励：1992年被评为“第二届吴玉章哲学社会科学奖”一等奖，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

     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77级）刚踏入校门，胡代光就给他们讲授货币主义。上世纪７０年代，美国遇到战后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凯恩斯理论被冷落，货币主义兴起、得势。胡代光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及时将世界上最新的经济理论动态介绍给学生。“胡先生讲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觉得很新鲜。”现北大经济学院教授王志伟回忆起当时上课的情景深有感触地说，“胡先生很注重吸收外国的东西，他敏锐的学术眼光让学生受益匪浅。”有关货币主义，胡代光还写了专著《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货币主义》。胡代光在研究和教学中对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最新成果介绍得非常及时，但是他不会照搬照抄、生搬硬套，而是有自己的观点和评论。他不仅追踪国外最新理论动态，而且研究最新理论动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胡代光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他或写或编的书中。书籍是展现知识、传播知识的最好载体，为西方经济学的推广和普及，胡代光积极策划、带头组织、直接参与多部书的编写工作。为了书能顺利出版，他还亲自跑出版社，与编辑们协商、沟通，跑的次数多了，他和许多编辑都成了好朋友。

    1982年，胡代光同厉以宁教授合著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被媒体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本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学术著作”，作者“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如现代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和剑桥学派，以及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制度主义、瑞典学派、熊彼特理论体系和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等，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评述，涉及各派的学说渊源、重要代表人物、理论特征和分析方法以及它们的主要理论。”该书后来在1987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胡代光参加编写的《当代西方经济思潮》于1988年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1986年至1987年度优秀学术成果”特等奖；胡代光所著的《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计量学评论》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对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成果，“这些成果反映出作者不仅着力于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而且还特别重视西方经济学界的研究动态，并及时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和提出自己的观点。该书所载文章立论清晰、观点明确、理论联系实际，融学术性与资料性为一体。”

     胡代光同罗志如、范家骧和厉以宁合著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上、下册更是许多人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因为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主要流派。几乎囊括了西方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该书先后获得“北京大学第三届科学研究成果奖”的荣誉奖和1991年的“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胡代光与周安军合著的《当代国外学者论市场经济》获“1998年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胡代光还主编了“七五”计划期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之一的《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一书（胡代光执笔导论和第二、三、四、十二章，全书共计12章）。该书2003年获“第三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在内容方面有许多新的突破，对当前西方经济理论的最新进展进行了全面的评介，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将200年来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和演变概括为六次革命，即亚当.斯密革命、边际主义革命、凯恩斯革命、货币学派反对“凯恩斯革命”的革命、斯拉法革命、理性预期革命。” 胡代光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事求是地研究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六次革命，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创新，都是很有裨益的。

    从1978年开始至1997年，主要由胡代光负责编选，组织翻译出版的《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已编译出版了17辑。胡代光亲自执笔，为其中的15辑撰写了《出版说明》，对国外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论文和人物进行了简要的、恰当的评论。这套文选深受国内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好评，引用率极高。

    此外，胡代光编著的《现代资产阶级通货膨胀理论批判》、《当代世界经济实用大全》等都是学习经济学的重要参考书。胡代光著书21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在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胡代光“睁开眼睛看世界”，对西方经济学的认真钻研和远见卓识都有力地促进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对中国学界经济理论体系的完善来说，胡代光功不可没。而在北大走在全国前面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工作中，他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莫把市场经济庸俗化”

    胡代光在经济领域的贡献还有浓墨重彩的一笔：1992年党中央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模式，当时不少人认为可以用市场来解决一切问题，针对这种错误认识，胡代光提出了“莫把市场经济庸俗化”的著名论断。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胡代光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广阔的胸怀，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他认为西方经济学理论要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虽然是世界经济摇篮中的一员，但中国经济深蕴着中国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其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也必然不同。对西方经济学应摒弃一些、汲取一些、创新一些，让它适应中国的环境，“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因此，他指出不能完全搞市场经济，纯粹的市场自由主义会带来许多问题,国家不干预不行。

    1994年8月，胡代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莫把市场经济庸俗化”的观点。这次访谈于1994年9月2日发表后,立即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胡代光在访谈中说:“西方经济学界目前正在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国家也发现他们自己对市场经济认识还不充分”……这一论述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正是由于对市场经济理论缺乏真正科学的研究和正确的理解，现在有些舆论宣传和有些地方做法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庸俗化，甚至歪曲了。”胡代光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内容对我们转向市场经济的意义毋庸质疑。但要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眼光来看，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把它们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有的人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需要宏观调控，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这种不从国情出发的“市场万能论”是行不通的。胡代光赞同一代宗师陈岱孙教授所指出的：“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

    胡代光于1994年发表的《西方经济学者论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长篇论文,被许多重要报刊纷纷转载,1994年底,国家计划委员会将该文作为当时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参考材料》印发给各位与会领导。胡代光精辟论述当前西方学者分析论证市场经济的问题，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重要参考借鉴作用。

    胡代光十分欣赏陈岱孙的观点——经济学是致用之学。搞经济就要学以致用，要理解和解决当前面临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除了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介绍，胡代光也将这些理论从书斋和课堂带到改革实践的前沿，他的很多学术兴趣点都与我国经济改革实践相关。如经济全球化问题，如何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经济研究的数字化问题等等，只要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关系重大，他都兴趣盎然地去探讨去研究，并写出多篇学术论文。

     胡代光关注国有企业改革并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搞好国有企业要从内部入手，要从科技攻关、管理强化、保证质量、开拓市场和提高领导素质五个方面苦练内功。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不能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经营管理者的规范、企业内部管理机制，注重企业职工素质的提高等。这样，才能焕发企业的活力。

    一段时间，专业经济学杂志连篇累牍地充满着数学公式，用数学来研究经济学是否是歧途呢？胡代光对“数学化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这股狂风有明晰的分析：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研究经济学主要靠丰富的数据资料和深厚的理论功底，然后通过辩证思维，实事求是地分析经济问题，数学只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分析工具。他发表了《经济研究岂可进入数学化的必由之路》论文，表明了观点。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式的，在这一过程中矛盾会不断积累并不断显现，作为经济学者，胡代光认为应该对现实进行全面综合深入的思考研究，对西方经济理论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应用于中国的实践。

调查研究　学以致用

    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胡代光出版了多部著作，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其中的许多著作和论文对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些成果取得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他有一套科学的治学方法：既重视基本理论的研究，又重视实际调查。

    胡代光将研究理论的那股子钻劲也用在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上。“理论联系实际是深入理论研究，提高理论水平，并使理论服务于实践的重要途径。”了解胡代光的陈德华教授说：“胡先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胡代光的脚步踏遍了许许多多的城市、乡村，工厂、田间，他将实际调查、学以致用视为经济学研究之本。多次的调查研究，使他积累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及丰富的实际调研经验，成果都反映在他大量的调查报告及论文中，成为有关领导部门制定经济政策和指导经济工作的参考依据。胡代光也将实际调查的案例带到课堂上，通过经济案例分析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与把握，使学生充分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实施的各项政策，训练他们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理论与实践的互相验证，可以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认真调查研究贯穿了胡代光治学过程始终。早在1956年夏天，胡代光就带领北大经济系一班学生去到山西省解虞县农村，调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经过多天田间地头、走门串户的实地调研，编写了多个统计报表并作出统计分析。调查搜集的统计资料最后上报了农业部，为国家了解情况、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这是我从事统计学教学中第一次使理论联系实际，同时也是发扬北大严谨求实的学风，体现了教学与实践密切结合。”

     1959年4月至5月，胡代光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两位同志到山西省晋城县周村“七一”人民公社，调查了该社上掌管理区的收入分配情况。通过深入了解，发现该管理区社员的收入与以前相比未能有所增加的问题。他根据大量统计调查资料，提出了一些分析性的意见，于1959年5月9日在“七一”人民公社就地写成了一万多字的《“七一”人民公社上掌管理区的收入分配情况调查报告》。

     20世纪60年代末，胡代光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时仍不忘自己的本行。没有办法做案头研究，他就将“书桌”般到了田间地头。当时在干校也招收了一部分工农兵学员，戏称“草棚大学”。学生年岁相差很多，从17—18岁到30多岁，文化底子也参差不齐，有念过高中的，也有小学程度的，教起书来很困难。胡代光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和其他老师一起，边劳动边教学，那段时期的学习生活和实际联系最密切。“那时上课很有意思，我和胡老师带着学生到处跑，到处调研，摸一手的情况。”北大经济学院教授石世奇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胡代光一行跑江西，跑安源，跑井冈山，跑长沙，跑清水塘，跑韶山，一路走一路讲，当地最真实的情况摸到了，调查研究的本事也日臻成熟。

    “他的调查研究不是走马观花、马马虎虎的形式主义，他是精确、讲求实际的，有深刻的发问和思考。”和胡代光一起调研过的经济学院教授陈德华说，“尽管年事已高，胡先生还是很注重调查研究。” 近几年，在西南财经大学胡代光还带着博士生，他支持学生们将自己的研究与社会实际相结合。2004年，他的博士生杨绍政深入绵阳市三台县双胜乡调查农户家庭收入和税费改革情况，期间遇到了许多困难，碰到了人为的阻挠，胡代光不断给他打气，积极地鼓励和支持他。他认为知识分子的研究必须脚踏实地，必须有真实的数据、事实作为研究的支撑。在胡代光的支持下，杨绍政最终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论文《农村税费的理论分析》。

    1988至1993年，胡代光担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1997至2000年出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此外还曾担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顾问等职务。数职在身，胡代光仍是事事用心，敬业尽职，他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提出了很多提案和建议，这都是在认真考察的基础上得出的，有根有据。他认为中国经济在发展变化中会出现很多新的现象和问题，只有从实际出发，立足于中国经济的现实，探索经济改革中新现象、新规律，才能有很强的真对性，切实地为管理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仅在四川地区，胡代光就走访了多个企业：1988年，胡代光前往四川、贵州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投资情况和问题调查。1990年他和人大代表刘诗白教授等人一起去四川绵阳市和德阳市的长虹机器厂、长城特殊钢厂、新华内燃机厂、东方电机厂、第二重型机械厂等国营大中型企业调查资金短缺问题，并为解决问题找出路。此外，胡代光和刘诗白对重庆市实行治理整顿，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中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考查。对试行的“利税分流、税后还贷”改革情况在调查后提出了可行的建议。胡代光还调查了重庆市土地管理及有偿使用情况及攀枝花钢铁公司增强活力、提高效益、加快发展的情况，形成了考察报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胡代光在经济改革一线找问题寻策略，他写出的调查报告、提出的建议是在实际情况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具有一定的预见性。他不仅积极关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现象和问题，而且不断地以理论联系的方法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

     “胡先生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也是民革的骄傲。”中国民革北大支部主委、地球与空间学院教授吴泰然说，“胡先生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始终以民族自强为己任。”胡代光在1952年就加入了民革，是北大民革支部最早的党员之一。他还是民革中央第六、七、八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并有两年兼任民革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坚持党的领导，在和党保持一个基本的框架下，在北大民革支部做出了许多重要的成绩。北大支部在民革北京市委和民革中央都有很重要的影响。这里也有胡代光的一份努力。”在民革的57年中，胡代光倾注了自己大量的心血，为经济建设、民族发展建言献策，为爱国统一战线的稳固做出了贡献。　　

经济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胡代光眼中的高等教育是“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办学“以教师为本，以教师为主体。”他是经济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从1953年入校做教学秘书，到历任经济系副主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整整半个多世纪，他一边在学术领域辛勤耕耘，一边在管理岗位践行着他的教育理念。凭着对真理的敬畏和知识分子的正直，他将肩上的双重担子挑得很稳、很扎实，为经济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代光一直认为，把学院的工作做好，就要切实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在教学上。北大经济学院的教学改革是走得最早的，在1979年就增加了西方经济学、数学和其他辅助的科目，包括金融、财政、贸易等课程，改变了过去学习苏联导致专业范围很窄的情况，加大了选修课范围，强调了“宽口径、厚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但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为经济学学科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胡代光在担任经济系主任时就积极筹建北大经济学院。他一直在思考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学院才能与改革大潮相适应。“邓小平同志早就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对提高我的思想觉悟大有助益，对指导我们经济学院教学改革很是起了作用。”他和学院同仁很快达成共识：经济学院要体现出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两大类学科并重，教学与科研相互结合，这更有利于人才培养的需要。

    1985年5月，经济学院正式成立，全院分设经济学系、经济管理系和国际经济系，以及经济研究所等。经济学院的建立促进了教育体制改革，使北大经济学科出现了人才与思想竞相涌现的大好局面，学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北大经济学院因此而成为全国经济学重镇。

    作为院长，胡代光对学院的发展规划付出了很多心思，“他的管理风格是抓思想，抓大事，重视科研，认为只有把教学和科研抓上去才是学院发展的‘硬道理’”。王志伟亲身经历了经济学院发展的建立和发展，对胡代光的管理方式比较了解。“胡先生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本的思想根深蒂固，他主张多方引进人才，注重学科的发展。总是琢磨人员如何调配才能最大地发挥才华，专业怎么扩充才会利于学科发展。”胡代光的进取精神很强，是积极的决策者，任何事情他都要求自己绝对敬业，而且对年轻人积极培养提携。“经济学院能有非常和谐的气氛、成为一个战斗力强的团队，胡先生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团结、领队的作用。

    北大经济学院在修改大学本科教学计划时，最早地将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三门课程来开设；对硕士研究生教学计划，明确规定无论任何专业，都必修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资本论》专题研究”，以及“西方中级微观经济学”和“西方中级宏观经济学”这四门课。这样的课程安排已延续至今，而且国内其他许多高校后来也仿照开设这些课程了。

　　在北大增设较多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确是来之不易的。“当我们正在进行课程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有段时间，突然由更上级组织派人到北大各系进行调查，最后由调查者向我提出疑问，要我考虑是否存在办学方向问题，我当即回答予以否认，因为我觉得这样提出问题，正是过去‘左倾’思想的重现。又如80年代中期，有些高等学校因仿照北大增设了较多西方经济学课程，便受到批评指责，甚而决定停开西方经济学课程，担任这些课程的教师也在情绪、思想上紧张起来了，有的教师或打电话或写信来询问我：‘北大将如何办！’我即回答道：‘还是任随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就是这样，带着对真理的坚持，对理想的坚定，胡代光顶住了压力。

    20年以来，北大经济学院发展迅速，它是全国最早设立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学院，是全国文科率先实行硕博连读制的学院，是国家教育部“全国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评比唯一连续两次排名第一的学院，是北大文科获各种社科基金课题立项最多的院系之一，是北大率先进行教学改革的院系……这些“最早”、“最好”的背后倾注着胡代光巨大的心力，滴洒着他辛勤的汗水。

教书育人等同幸福

    “有书教等于快乐，有书教等同幸福，”胡代光将教书育人当作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当作他健康长寿的秘方。胡代光在北大56年，亲耳聆听过他的课、受到他点拨指教的大学生至少已有数千人，仅改革开放30年来，由他指导学习的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已分别达到70余人和21人。“眼见成百成千的北大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在改革开放的战线上勇往直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正起着先锋作用，我衷心感到欣慰，真是深切体会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亦乐也！’”

    胡代光总是对学生讲：“‘经济’两个字就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的意思，‘经济学’就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之学’。学习经济学首先就是为了富国强民，为了广大人民谋福利。”他给学生上的第一课就是要端正态度，学好经济学，为国家强盛、人民富强做出贡献。

     胡代光肩负很多职务，但无论他再忙，也没离开教席半步。凭着对教育事业的一腔热忱，他默默奉献在三尺讲台上。他对待教学下真功夫，行事风格一丝不苟，决不敷衍了事。

    1954年，刚进北大不久的胡代光讲授“统计学原理”和“经济统计”两门课。当时高等教育全面学习苏联，他教的统计学课程也不例外。为了把课讲好，他每周要用6个小时到中国人民大学旁听苏联专家德米特里耶夫为研究生班讲授的“经济统计”，然后再为北大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生每周主讲6小时的统计学课程，边学边教，教学相长。胡代光就这样逐步熟悉苏联统计学并应用到教学和研究上。胡代光是个有心人，为了能联系中国实际并便于以后的讲课，他结合我国国家统计局的一些统计资料和制定的统计报表中各种统计指标的计算方法，在苏联专家所讲授的“经济统计”课程教材的基础上，改写编成“经济统计讲义”。

    讲好一门课，需要有好的教材，教材是课程所涉及的知识面最重要的载体，胡代光倾注了很多心血进行教材的编写。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等书，成为学生考研、考博必备的“红宝书”。胡代光在学术上有很强的超前意识，总是能将经济学最新的理论动向带到课堂，石世奇教授这样评价：“他的课有内容，如果仔细认真听讲，收获远远大于一堂课的容量。”在课堂上，胡代光不单纯灌输知识，他非常强调掌握治学方法，学会抓住问题要害，学以致用。他指导学生学知识要融会贯通，将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成果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实际分析。考试的时候胡代光决不会“为难”学生，他出的题目主题很宽，学生回答时可深可浅，充分发挥。胡代光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思考问题不拘泥一些具体的框框，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许多青年学生经常询问如何做学问，胡代光说：“学问之道在于精学、多问、深思、细察、还要反复验证，不断耕耘，则收获必丰。精学即要抓住理论精髓，不能浮皮潦草。多问，需要多提问题，明白是非。深思，乃是多动脑子，深入思考。深思后还要细察，要观察实际情况和问题，看看理论与实际到底如何联系，起着什么作用。除此以外，还要反复验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要重视验证。而且还要勤于耕耘，切忌浅尝辄止。只有如此，收获必丰。”他还时常用古人的两句话敲打学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胡代光热爱教育，献身教育。他将自己的情怀蕴含在教书育人中，认为教师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就是认真读书，报效国家，不能掺杂别的东西。“现在流行这样的调门：理想，理想，无钱不想；前途，前途，有利就图。似乎拜金主义已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于是，不顾社会目标，不管诚信、公德，不择任何手段，只要捞到巨额钞票在手，就被赞誉为‘市场经济观念强’，好样的‘理性经济人’！”胡代光对此深恶痛绝。他身体力行，严谨治学，为人师表，守住了心中的那片净土。

    胡代光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让许多听过他的课的人回忆起来充满了温馨。“我的指导教师虽然不是胡先生，但博士论文得到了他许多的指点，而且博士论文的选题也是胡先生帮助确定的。写的文章请胡先生看，他都会认真阅读并提出中肯意见。我毕业后走上教学科研的道路和胡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王志伟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和胡代光面对面讨论论文的情景。

    “我想现在的中国可能没有哪个专业对于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影响能够超过当时的西方经济学专业。我是胡先生的第一批研究生，能够师从胡先生在北大学习实在是万幸。”北大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对胡代光给予的指导和教诲也至今难忘。

    胡代光非常慷慨，乐于帮助、提携年轻人，甘当人梯。“胡先生对学生、对年轻人的培养、帮助十分重视。在胡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得到了参加1979年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在全国范围内交流和学习的机会。胡先生总是强调要为学生创造机会交流，对年轻人如父辈般关心。我后来在经济理论方面的进步，可以说也是在胡先生直接帮助和创造机会下获得的。”想起胡代光对后辈的提携，王志伟仍感动不已，他说“学术令人钦佩，道德令人敬仰”是胡代光的真实写照。

    胡代光对青年人严格要求同时对他们的成长无私地提供帮助。凡有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他总是鼓励学生、年轻教师参加，觉得青年人与学术大师多接触交流进步会更快。他鼓励青年教师到国外去学习，希望他们拓宽视野，多学知识，回来为国家服务。改革开放初期，去国外留学还比较困难，胡代光就积极为大家创造条件，争取机会。他对年轻人的支持和帮助不遗余力。

    胡代光对学生一视同仁，有一颗超然物外的慈爱之心。他随和亲近，课下许多学生爱找他聊天，谈理想，谈生活，谈学习。学生们在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他都想尽办法地帮助。“胡老师宅心仁厚，和同事学生都能打成一片。”石世奇回忆说，“1958年的10月，当时我还是学生，胡老师带我们去北京东郊高碑店人民公社参加劳动，他和罗志如几位老师和学生挤在一个炕上睡，师生之间没有一丝拘束，天南海北聊得很欢。胡老师在农村非常努力，什么活都干，和学生们摸爬滚打在一起。他熟悉我们班的每一位同学，班里的同学对他也是非常喜欢。”文革期间，北大某些学生冲击老师，胡代光对他们很宽容，给他们改进的机会。

    胡代光虽已高龄，仍壮心不己，在教育领域辛勤劳作，一直没有停歇。他被西南财经大学聘为博士生导师后，对西南财大的西方经济学博士生的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为西南财大共培养了14名博士生，其中7人留校任教，成为西南财大西方经济学教学、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胡老在人才培养方面功不可没。”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杨伯华曾做过胡老的助手，在胡老的推荐下到北京大学学习一年多，他说：“在西南财大教西方经济学的老师都是胡老的学生，西南财大西方经济学的大发展，深受胡老之恩！”

仁者无忧德者寿

    孔子云：“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仁者不忧。”因为对国家的无限热爱，对党的坚定信念，对学术的认真执著，对教育的高度责任感，因为有开阔的胸怀和乐观的人生态度，90年人生的风风雨雨让胡代光沉淀出豁达仁德、不急不迫的气度。“精神的作用很大。精神第一，心情好是很重要的，所以心胸要开阔。助人为快乐之本。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自己的精神也会得到振奋。相反，如果天天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奔波追逐，自己就会陷入苦恼的漩涡。”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胡代光仍红光满面、从容不迫地忙碌在经济学领域，从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慈爱的面容上你可以读出“不惑、不惧、不忧”。

    信念的力量是无穷的，对党和国家的信心和热爱支撑着胡代光走出了人生的磨难。1966年，已担任经济系副主任的胡代光正组织专家编写经济学教材，文革爆发了，一夜之间，有如做了一场噩梦，胡代光被打成经济系的第二号“走资派”，随后，“在数不清的大小批斗会上，低头、弯腰、挂黑牌、‘坐飞机’，”身体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折磨。但胡代光没有被打垮。他认为自己任劳任怨 ，一心一意把经济系教学、研究工作做好，真心诚意地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所有工作都是依照上级组织领导布置而贯彻执行的，何罪之有！ 他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社会主义，怎么会是“复辟资本主义”？ 在那段黑色的日子里，不少认识的朋友同事先后自杀，噩耗不断传来，胡代光十分悲伤，但他挺住了，他要光明磊落地活下去，否则，“本来无罪也有‘罪’了。”

    胡代光去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是带着一颗坦荡的心去的，并不觉得劳动委屈。“他做起农活来也毫不含糊，非常认真。”石世奇回忆说，“鲤鱼洲是在鄱阳湖畔围湖造田而成的一大片沼泽地，冬天的时候湖水会退去一部分，我们就在岸边低地筑上大堤，在堤的外边开垦种农田。当年冬天我们挑土修大堤，两筐的土担在肩上，肩膀磨得生疼，胡老师一点也不在乎，仍干得很欢。堤修好后就耕地、种粮食、打粮食。种水稻从育秧、插秧、起秧、除草、浇秧一直到最后收割，整个过程胡老师都会干。他是很虔诚地向农民学习，觉得种地也是党的工作。”这次人生的起落没有让胡代光消沉，反而更坚定了他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决心，他坚信党一定会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一定会拨乱反正。他一直没有放松自己的业务，时刻准备着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大是大非面前，胡代光内心有强烈的信念支撑，他明辨是非、心胸坦荡因而“不惑”。

    终于，胡代光迎来了知识分子的第二青春。他重返讲台后，和经济界前辈们一起，将西方经济学课程引入北大经济系课程体系，确立了北大经济学研究与教育在国内的领先地位。但改革开放初期乍暖还寒，早期引进并介绍西方经济学一度被列为经济学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表现之一。胡代光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人说胡代光曾说过“不懂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人，不能到北大经济系来工作。”有好心人劝慰胡代光不要“背上思想包袱”，“不用紧张”。胡代光听后坦然置之一笑，因为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他认为即使真的说过这些话，也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正是最懂得他那个时代和以前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伟大学者和革命家，所以，他同恩格斯一起才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今天，我们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懂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确倒是很难想象他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密切联系实际，实事求是，通过实践过程不断发展的。我认为，我们必须从‘左’、‘右’倾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解放思想≠思想自由化；马克思主义≠神学。只有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处理好这两个不等式，我们才能很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胡代光是一位具有马克思主义宽阔胸怀的经济学家，带着理想主义者的坚定，他坚持正义，追寻真理，只要坚信自己做的事情是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不论谁掀起风浪，他都信念坚定，丝毫“不惧”。

    胡代光豁达和善，平易近人，有很多朋友。朋友也是他人生的一大笔财富。像巫宝三、陶大镛、刘诗白、谭崇台、张培刚这些经济学领域的大家，胡代光和他们有相同的学术兴趣，相同的认真执著，彼此倾心相交，热忱相待，不少学术火花就是在他们交流切磋中迸出。胡代光热心、和善，和朋友能推心置腹、开诚相见，无论是同辈的、师辈的，还是年轻一辈的，他有一股向心力，能将大家的心紧紧聚拢在一起。“在学术研讨会或是外国经济学会上，如果大家在一些问题上意见相左，只要胡先生出面，很快能将大家的意见达成一致，因为他的学术和人品让别人非常敬重和服气。”王志伟感叹地说。胡代光的德高望重，自有一种让人敬重和凝聚的力量。

   胡代光一点儿也没有“官架子”，在经济系（学院）做领导时对别人的工作非常支持，很多事都亲历亲为。“胡老师常招呼大家去他家里开会，研究教学，研究日常工作，一点也没有架子。”石世奇对胡代光的工作态度赞叹不已，“他工作非常认真，不管他原来做教学秘书也好，后来当副系主任、系主任也好，后来当院长也好，工作都非常负责任。而且任劳任怨，份内份外的事情都积极主动地去做。”胡代光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去面对学术和生命。“胡老师虽然人很和气，但遇到问题决不迁就，人很耿直，他该讲还是讲，他该发脾气他也发脾气。问题解决了，他不存丝毫芥蒂，还是掏心掏肺地与人交流。”

    胡代光对待同事更是如“春天般温暖”，他那口浑厚地道的四川话、温和亲近的笑容，像一缕春风，能给别人带去温暖和关爱。他得知石世奇生病了，身体不大好，不顾自己年迈，和夫人经常带着营养品去探望，胡代光比石世奇大十几岁，“这么大年纪来看我，我非常感动。我们搬到兰旗营以后，胡老师还来看我，他都是快90岁的人了。”系里每一个人，胡代光都牵挂在心上，林顺宝，经济系一位老资料员，50年代就到北大了，工作一直兢兢业业，因身体不好休息在家，胡代光经常步行很远去探望他。逢年过节，院里谁的家里遇到困难，谁的身体不好了，他的心里都有一本账，会想尽办法，用各种方式去慰问关心。陈德华的老伴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人到怀柔去搞研究不在家，胡代光一得知消息就连忙和当时的系主任一起跑去探望，送去温暖与祝福。“胡代光给我老伴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第一个孩子到现在都40多岁了，我老伴还记得这件事情，一直很感动。”胡代光为人处事十分周到，在给陈岱老过90大寿时，陶大镛先生请启功画了一幅梅花为陈老祝寿。看到启功的画作，胡代光很感动，立即放下手头工作拉上石世奇去北医三院看望启功先生，他要当面致谢。直到现在，胡代光还常和老友新朋相聚，相互问候。他古道热肠，以善待人，助人为乐，心胸仁厚。他的内心能容纳很多，岂会有“忧”。

    许多人向胡代光讨要长寿秘决，其实很简单：宽厚仁德，只争朝夕。因为以德待人、心系天下，眼界自然开阔，神气自有不同；为学术笔耕不辍，为教育事呕心沥血，生活一定充实，精神定会盎然。著名经济学家刘诗白教授在胡代光９０寿辰之际赠送了字幅“德者寿”，胡代光的德高、执著、宽厚、仁义都是他健康长寿的法宝。

    胡代光是这样说的：“人不是一般动物，人是有理想精神的，有社会属性的；人们也不是鲁宾逊，人们生活在社会关系之中。在生活上，助人为快乐之本。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自己的精神也会得到振奋，相反，如果天天为了个人的私利奔波追逐，自己就会陷入苦恼的漩涡。心胸要开阔，不唯名不唯利，胸怀坦白，多为人民服务，在工作岗位上发扬敬业精神。”

    对健康，胡代光并没有特意去做什么，他的日常生活简单朴素，本色自然，有时进行一点“步行锻炼”。每天晚上，他一般要收看新闻联播，国家大事他时刻牵挂心头。他订了十多种报纸和杂志，闲时看书读报会朋友，专业的东西也时常思考琢磨。他的养生之经可以归结为三条：“心悦诚服于教育”，多动脑筋，“教书可陪伴长寿”； 心胸开阔，助人为乐；“注意膳食，多吃菜。”

    “心宽”、“忌口”、“早睡早起”、“多读书多看报”、“自得其乐”这都是胡代光的长寿秘诀，还有重要的一条：永不停息的追求。“尽管我已退休了。但我仍笔耕不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之心未停息。我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努力学习、再学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断奋进，一定要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尽到自己的绵薄之力。”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９０岁的胡代光“退而不休”，继续行进在钻研学术、教书育人的道路上，信念和奉献让他这棵长青树永远茂盛。

 附：胡代光教授参加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的部分照片（研讨会附）

1.1985年参加筹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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