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

――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20次会议综述

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20次会议于2006年10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召开，参加本次大会的有宋涛教授、卫兴华教授、谷书堂教授、刘诗白教授、何炼成教授、洪银兴教授、刘伟教授等学者专家100多人。会议就我国目前和谐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等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我国现阶段处于一个矛盾多发时期，一方面二十多年的改革使得经济进步、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另一方面，在经济和社会建设中，充满了各种矛盾。这要求我们立足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新目标来改革发展，争取更有成效的改革。本次研讨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建设和谐社会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讨论：

一、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差距问题

刘诗白教授将我国目前一段时期内的社会矛盾概括为八大矛盾：（1）经济过度扩张与经济稳定增长之间的矛盾；（2）数量型扩增与增长方式转换之间的矛盾；（3）快速工业化与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4）城乡经济二元化与和平发展的矛盾；（5）区域经济差别扩大与国民经济有效发展之间的矛盾；（6）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7）公共部门改革发展的滞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引起群众的生活需要难以解决；（8）此种情况下，产生社会矛盾群体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事端、冲突、事件发生的更多。他认为我们二十多来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由传统的社会结构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结构转变，这需要有一个过程，必然会产生矛盾。造成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有：（1）市场机制下由于利益驱动，生产、交易、经营、就业等一切经济活动都会产生矛盾；（2）社会结构的多元化，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多种类别的群体新的利益格局的出现，新的利益矛盾就会产生；（3）由于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发展，人际交往的密切和复杂化，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增加；（4）公民意识强化，但同时行政管理门使用权力不当，带来许多矛盾。刘诗白教授认为目前我们的生活，民生问题突出，主要是低收入者、农民、还有弱势群体生活困难。当前贫富反差使经济生活生存的矛盾，是众多社会矛盾的根源，而且是最深的原因。他认为矛盾的解决的办法有：（1）解决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生产力，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2）致力于解决缺损体制。体制改革解决应该着眼于形成社会相适应的助贫济困体制，切实调节收入分配。社会主义要创造一个真正的有效的机制，解决贫富问题，增大低收入者的收入。

洪银兴教授认为富裕人民有三层含义，首先以往人们认为富裕就是增加收入，然而在和谐社会下富裕还指增加居民的家庭财产，包括家庭不动产、知识产权、合法的劳动财产收入。第二，提高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应该是大多数居民的范畴，这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我们将一个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多少，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看该地区有多少人达到了这个水平。第三，中等收入阶层的问题。中等收入族的增加就意味着低收入群体的减少，这是富裕的直接体现，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动力之所在。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一个社会前进和和谐程度的重要的衡量指标。第四，关于低收入者的问题。重点关注欠发达地区、困难地区和行业的发展问题，这是党的十六大的关注点。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公平为目标的社会调节机制，这些都需要突出政府作用。政府首先要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提供，其次，加大对低收入者的救助，保证决大多数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总之洪教授认为和谐社会须通过改革的途径来获取，改革应“以人为本”，强调凝聚力，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和谐相处。

张建华教授重点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的城镇贫困问题。首先他指出过去20多年里，中国经济在奇迹般的高速增长同时，一个突出的新问题就是城镇贫困现象日益凸现，而现有的扶贫政策和制度安排能否继续发挥作用已成为一个问题。他认为过去一直采用调整基期贫困线法测算城镇贫困人口规模，最近几年我们开始参考使用国际上主流的贫困线计算方法――马丁法来测度城镇贫困规模，这相对来讲比较合理，并指出不同机构和个人数据来源不同，计算方法也不一样，最后得到的结果自然千差万别。但总的来说不同学者的结论大致一致，就是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城镇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总体上呈上升的趋势。张建华教授论述了城镇贫困的属性与成因的宏观解读，从世界范围看,贫困与经济发展之间已经存在三种相关模式：第一，经济不发展而导致的贫困；第二，“富裕中的贫困”；第三，经济高速发展中的贫困。第二和第三种关系分别代表了当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镇贫困特征。对于我国转型时期的城镇贫困问题，他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论述：城镇经济体制的转型；城镇产业结构的转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转型。最后，他认为我们必须加速发展、深化改革，长期挑战城镇贫困。第一，创造就业、发展经济是解决城镇贫困问题的前提。第二，深化改革，实行公共财政的职能转型，因地制宜解决城镇贫困问题。第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关注脆弱群体。

二、效率与公平问题

卫兴华教授就“收入分配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过时与否”的问题做了分析。他指出目前学术界有几种观点：一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二是，收入差距过分扩大，不应继续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三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四是，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五是，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更重视社会公平。也有观点认为，效率就是生产，就是发展生产力。此观点不完全正确，发展可以不是高污染、高消耗，而是生产效率高。如果简单的认为效率优先就是发展第一，会给现实生活带来很多问题。优先是有一定相对面的，就是要搞清楚对谁而言优先，效率优先要有相对面，并不是反对公平。

洪银兴教授认为公平与效率不能兼得，只能兼顾。过去我们追求公平导致平均主义。经济转型后我们讲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的优先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无法保障。建设和谐社会，要关注统筹、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根据一些社会调查发现人民的不公平的承受能力在增加，但是对于权利的不公平却无法忍受，因此要突出在收入分配中权利的公平。虽然我国目前不可能进入缩小收入差距的阶段，但是可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不能忽视公平，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使得最大多数的人可以分享改革的成果，因为往往低收入者是改革的最大贡献者，如失地农民。我们应该满足贫穷阶级的基本需求，如食物、衣服、居所、安全、健康、社会基本服务等，通过政府干预，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通过收入分配的改革来实现。

范从来教授认为我国理论上强调按劳分配，但现实中是按要素分配居多，而不是按劳分配。我国还应坚持按劳分配为主。这种做法的原因有三：（1）从生产过程来讲，这种分配方式本身是主动的，具有激励性；（2）按劳分配是有利于专业分工，专业化水平提高的，与劳动者个人技能提高相关的。资本的回报却具有广泛性；（3）按劳分配是收敛的，按要素分配是扩散的，具有乘数效应。目前我们没有完全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因范从来教授认为原因有：（1）改革开放以前，工资由国家规定并构成人们收入主要来源，改革开放后企业自主决定工资，造成了资本所有者为了提高资本回报率，而降低劳动分配的地位；（2） 政府把招商引资作为考核业绩的一项重要标准，无形中维护了资方的利益，劳方收入与整个经济增长是不协调的。对于这些问题，范从来教授提出了解决对策，比如对收入功能的重新定位，调整工资理论，努力提高劳动力的谈判能力等等。

郭殿生教授认为公平与效率应互为前提，初次分配要用市场机制+政府机制，政府机制主要的手段是采用税收调节措施。他认为效率提高过程中也要强调社会公平，强调公平竞争，公平分配。两者互为前提，公平是效率的前提，效率是公平的保证，互相促进，不可偏废，二者协调一致是社会经济活动内在要求，正确的政策导向应该是“寻求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结合点”。

三、我国经济的失衡及解决办法

刘伟教授指出经过两年高速增长，我国GDP2005年为18万3千多亿，居世界第四， 2020年增长是现在的四倍，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到2030年增长10倍，实现工业化，2050年可赶上总的发达国家。这就印证了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思想。但是现在社会出现的奇特现象是：经济、物质增长快，经济繁荣，但是同时失业率也在增加，国内需求不活跃，这反映了经济扭曲的发展。刘伟认为主要是收入分配的扭曲造成的。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效率，但是如果处理不好，代价就是收入分配机制被扭曲，目标会受损害。刘伟教授认为我们应该采取的措施有：加快经济发展，特别是新农村建设，避免收入差距拉大；要用一些非市场力量来解决体制存在的问题。

张建华教授认为我国经济内外部存在严重的失衡现象，内部失衡的表现为：消费不均，投资过重；外部失衡表现为：国际收支长时间呈顺差，外汇储备居高不下，存在过度储蓄问题，金融风险持续上升。张建华教授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使储蓄率降低，与投资率达成一致。这涉及到两个关键的变量：一是储蓄率和消费率；二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但张教授也指出：我国劳动力非工资成本上升，消费率提高；人民币升值，会削弱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劳动生产率会持续提高。通过以上论述，张教授认为人民币的升值可以使我国经济内外部失衡的现象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应重视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只有制度、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颜鹏飞教授认为从实践来看，长时间大规模外向型经济与粗放型增长方式走到尽头，这是造成我国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实际是透支资源、劳动力和环境。大国不能大规模的发展外向型经济这种外生性增长模式，应该拉动内需，通过国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谢地教授认为政府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负有重要的监管责任，政府具有宏观上调控，微观上监管职能。我国社会基本矛盾从原有的私人产品供需矛盾转向现有的公共产品供需矛盾，说明了政府驾驭现在市场能力存在问题。政府有效监管是政府驾驭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能力，在中国特色背景下尤其关键。政府监管目标有：监管细化、税收监管、社会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完善，政府服务职能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等的提高、社会创新活力增强，创新性社会的构建、资源利用效率等等。我们应该借鉴OECD的经验，从提高我国政府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需要和实际出发，提高政府监管质量。

另外还有许多专家和学者从市场机制的完善、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新农村建设等方面论述了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期望能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