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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词
宋冬林
尊敬的各位代表：
为期2天的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23次年会即将落下帷幕。本次大会是在新中国建国60周年、改革开放31周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之际召开的一次历史性的盛会。在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热烈的大会。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来自全国61所高校的160多位专家学者，其中有院校级领导近50人，国务院学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审专家、长江学者等。特别是教育部领导杨光司长、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副省长马俊清和吉林省政协副主席林炎志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体现了政府对我们这个研讨会的重视和支持。
本次会议在形式上采取大会主题发言与小组讨论相结合的形式，围绕中国经济发展60年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学60年的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与宏观调控理论变革等等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会期间还召开了经济学院院长（系主任）论坛，共有30多位院长参会，就经济学学科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气氛热烈、民主、和谐，与会同志畅所欲言、存异求同，迸发着一串串真知灼见，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达成了若干共识。这对我们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不断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的伟大事业，有重要的实际价值，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现就主要成果总结如下：
一、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本次年会时逢新中建国60周年。在这60年的岁月里，共和国既经历了前30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经历了后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如何看待和分析新中国60年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就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代表们一致认为，要正确地分析和评价新中国60年来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必须坚持以马克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辩证地看待不同时期的发展问题。代表们认为，对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需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前30年和后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系。应当肯定，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尽管改革开放前在理论和实践中犯过“左”的错误，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造成了损失，但是不容否定这一时期各方面的巨大成就。同时，需要正确处理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前30年的成就与失误的关系。既不应通过突出和放大失误的消极后果否定前30年的重大成就，甚至将前30年妖魔化；也不应只强调成就而讳言失误，看不到或不愿看到失误所造成的严重消极后果和经济政治的损失。另一个方面，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要看到前30年的发展为后30年的成就奠定的基础，即独立自主、高度统一的新中国的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建立，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对改革后30年来说，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这是主要的；也有值得反思的缺失。为此：应通过科学改革，把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真正搞好搞活；通过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邓小平同志所讲的社会主义本质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生产力标准；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因此判断改革、发展和一切工作的是非得失，既要坚持生产力标准，也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即道义标准，所以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加强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认识。就我国目前来看，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城乡差距问题。代表们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城乡收入差距在逐年扩大，其症结在于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剩余价值在不断增加，城乡问题不是城乡发展的统筹问题，而是城乡收入差距如何缩小的问题，城乡差距扩大主要表现在中西部地区。与此相联系，代表们还就对土地制度问题代表们认为，“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土地制度问题，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农村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使农村土地收益回归农民和农村，真正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城乡统筹机制。
二、新中国60年经济学发展的总结与进一步探讨
中国经济学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又面临着更大的新的挑战。目前中国经济既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又处在矛盾凸显期。中国改革、转型、开放和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这也正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大好历史机遇。实践对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会的专家学者，一方面对六十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做了深入分析；另一方面，对创建中国经济学进行了探讨。
代表们认为，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蓬勃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展开，我国的经济学也呈现了兴旺发达的可喜局面。旧的理论框框和许多旧观点被突破或舍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已经形成，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理论，经济转型与发展理论,按照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取得报酬的理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两次收入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理论，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等等。但在大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理论或者对正确理论的错误理解。它们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形成了不良的影响。如宣扬私有产权最有效率，轻视社会公平，片面浮躁、简单划类等。这些问题已经给社会带来许多不良影响。
在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科学范式上，代表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是我们理论创新的方向。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一定要面向中国改革、转型和发展的经济实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其开放性。我们既要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又要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积极成分。不仅仅是解决坚持问题，更要解决好发展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需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决现实问题，即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回答中国经济要不要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和发展的主题。
代表们认为，中国经济学60年发展的基本经验证明：无论是以往传统苏联经济学范式、还是目前盛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或者试图把二者调和起来的折中范式,都不能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学范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根据科学性、适应性和综合性等基本原则，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以当代中国问题为导向，广泛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三、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其应对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影响面最大的危机，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影响最为严重。在讨论中，代表们从多维视角探讨了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剖析了金融危机的特点，并就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因应之策等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
代表一致认为，应当从马克思经济理论视角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事实上当前的危机并没有超出马克思当时的判断，危机的本质还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微观生产组织的计划性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当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世界范围内表现为，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各国占用的矛盾、经济的全球化与国际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世界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世界人民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
代表们同时也承认，当前的危机具有新特点。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虚拟经济过度背离实体经济。金融创新的基本目标是金融资本为了谋求垄断利润。资本主义处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最基本的标志就是以金融——虚拟资本国际垄断并与信息技术垄断紧密结合而主导经济全球化。美国的金融膨胀和美元霸权王国，使它必然成为最大的“虚泡王国”，爆发牵动世界的经济危机，加剧三大矛盾，宣告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破产。
中国也不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与会代表认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对全球金融体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这引发了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刻分析和思考。金融危机是最好“活教材”，分析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提出我国的应对策略，使得经济在后危机时代能够避免大幅波动，保证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代表们还从不同的角度对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展开了讨论。代表们认为，我国要走出危机应着力发展新兴产业、抑制落后产能的过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推动企业进步与企业创新。我们必须将出口导向、投资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为以消费辅以协调拉动的经济发展，特别要通过继续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特别是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新能源、低碳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
四、国际金融危机与宏观调控理论变革
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提出了挑战。为此，代表们对危机下的宏观调控问题展开了集中的探讨。
代表们一致认为，目前这场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已经见底，从经济周期性分析，危机是短期的，发展是长期的。虽然世界经济复苏是艰难的过程，但困难和机遇同在，我们需要在已有的保增长措施取得效果的基础上，及时地由保增长转向求发展。需要研究新的增长周期支持长期增长的动力，特别是新技术革命及由此产生的新产业推动，为新的增长周期打下坚实的基础。
代表们认为中国模式在经济危机中经受住了考验。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使中国经济模式的优点凸现，更加引起广泛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从反面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正确性，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取得了初步成效。同时，专家学者们也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还存在很多不成熟、不完善之处。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为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有助于我们发现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存在的不足、吸收危机发生的经验教训，实行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防止经济危机或剧烈的周期波动。
代表们认为，我国这一轮经济下滑，尽管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源头在于我国经济运行内在的矛盾积累。主要是在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下，实体经济出现宏观总供求关系失衡而引起的，其深层原因在于我国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在于长期存在并缺乏有效解决的投资过度和消费疲软，这一矛盾往往是周期性波动的基本内在原因。因此，当前我国的宏观调控需要标本兼治的长期政策导向和机制调理，要针对我国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原因和制度缺陷，以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取向将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结合起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市场运行机制，以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同志们、朋友们：本次大会已经取得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感谢各位代表的参与和思想贡献，特别要感谢长春税务学院为大会提供的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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