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2日，“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2020）--开启新征程的中国”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116报告厅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主办，并得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央广网、央广中国之声、经济日报、中国网、中宏网、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新闻社、中国社科报、中国报道、经济观察报、华夏时报、新理财、中国国情国力杂志、南华早报、香港文汇报、中国产业经济报、中国发展网、人民日报海外网、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财新、中国城市报、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网、澎湃新闻等媒体的大力支持。

本次论坛采用线下会议+线上直播的形式，参加论坛的嘉宾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全国科技振兴城市经济研究会理事长、科技部原调研室主任胥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田杰棠，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一级巡视员刘培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守英。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的研究员、经济学院老师和同学共200余人，线上观看直播人数超过4500人。

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守英教授主持。刘守英教授首先介绍会议情况和参会嘉宾，向出席论坛的嘉宾和听众表示衷心感谢和热烈欢迎。刘守英教授表示，以“十四五”为开局，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国内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的演变。“十四五”时期，要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等。为全面实施好“十四五”规划，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经济学院，以“开启新征程的中国”为主题，举办2020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本次论坛分为六个议题：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与科技自立自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本次论坛第一个议题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发表了主旨演讲。他指出，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一次具体地将现代化的指标、战略和路径进行清晰的定位和部署，使整个民族在过去一百多年所向往的现代化变成了切实的行动纲领。经过测算，要实现2035年我国进入创新国家（地区）前列，我国未来15年人均GDP增速要达到4.3%左右；要实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国经济未来15年年均增长速度要达到6.67%。考虑到我国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都会发生变化，我国经济未来15年经济增速也要达到4.7%左右。因此，我们必须进行战略深化和战略调整，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真正构建经济增长新动能。第一，要推进技术创新，实现技术红利。第二，要推动改革，实现第二轮制度红利。第三，要实现人才强国、教育强国，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口资源红利。第四，构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合作平台，突破价值链和分工链重构的瓶颈约束，实现新一轮的全球化红利。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发表了题目为“结构性潜能与配套的改革开放”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挖掘我国中速增长期的结构潜能，应该遵循“1+3+2”的框架：所谓“1”就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中国经济下一步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所谓“3”是指在实体经济方面，我们要补上中国经济“双循环”过程中的三大短板，包括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和基础研发能力不强；所谓“2”是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所有的行业和领域都要面对和接受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冲击，拥抱它们带来的变化。这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才能实现：第一，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第二，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第三，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在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要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第四，加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第五，深化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领域的改革；第六，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形成政府合理引导和监管、企业为主体、市场驱动的数字经济发展机制；第七，形成以绿色核算为基石，企业和个人以市场化方式参与的绿色发展机制；第八，在开放方面我们需要确立目标，包括“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和加入区域性高水平的市场体系等。

本次论坛第二个议题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要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第一，全球不平衡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源。全球经济不平衡的核心问题在于全球经济的结构，即全球的投资和分配布局：发达国家储蓄率低、储蓄少，消费占比高，而发展中国家为投资驱动型，储蓄高、消费低。第二，随着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如果用初级产品换取工业制成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标志的话，这个标志在中美之间已经消失了，中国是以制造业尤其是电子产品为主，进口的是大宗原材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的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出口结构更加类似。第三，改革开放40年来的高速增长，既是中国GDP成为全球第二的过程，也是中国居民收入持续提高的过程。中国居民收入持续提高，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也是中国过去十年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表现出色的原因。如果未来15年中国居民收入持续提高、市场持续扩大，中国就依然在重塑全球格局并引领全球，中国在全球再平衡中的角色在持续发生重大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一级巡视员刘培林指出，全球化目前遇到了两个障碍，一个是发达国家担忧技术优势被发展中国家追赶而进行技术封锁，另一个是全球收入差距拉大。面对这样的障碍，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继续发展，需要的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美国担心中国在占有技术优势后对美国进行打压，因此选择先发制人，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双方需要通过谈判做出可信承诺，重塑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一方面，我国可以提出“四零”和“对等”的经贸议题，不仅可以占据道义制高点，而且可以更容易获得其他经济体的响应。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深化改革，处理好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

本次论坛第三个议题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特别是扩大内需的过程中，要把更多精力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放松管控、形成更包容的发展环境上，同时进一步强化创新能力，提高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过去我们觉得扩大内需是需求管理的范畴，但在中国，扩大内需成为必须坚持的长期战略，这样的提法超出了经济学教科书中需求管理的内涵。如果把扩大需求等同于刺激内需、特别是等同于扩大投资的政策，会给我们带来杠杆率提升、产能过剩等宏观问题。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不仅要花费精力去扩大需求，还要在供给侧方面花更多的精力提高供给能力。中国的需求升级，一方面对很多高技术的产品和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需要在供给侧方面放松更多不合理的管制。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发表了题目为“十四五时期向新台阶迈进的战略思考”的主旨演讲。他认为，中国处于从中高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发展的最后时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政治结构都处于加速转变时期。从国际环境来看，一方面中国率先从新冠疫情中走出，抓住先机进行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原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为中心，在空间上给中国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是机遇，但更大的是挑战。从国内形势来看，结构转型面临困境。第一，需求结构转换困境。内需体系结构性矛盾突出，国内需求市场消费支撑力严重不足，关键是投资冲动的动力机制和偏好机制强于消费。第二，产业结构转换困境。一是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导致产能过剩，二是资源要素大量投入引致市场竞争力下降，三是创新动力严重不足、基础研究薄弱、底层技术供给严重不足，四是国企市场竞争不充分。第三，社会结构转换困境。中产阶层成长缓慢，对迈台阶支持还不够。第四，“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增加了迈上新台阶的成本。因此，我们必须加快结构转型，对外寻求降低中国迈向新台阶阻力的战略对策，对内以改革消除结构性矛盾。第一，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新动能成长，继续改善营商环境。第二，加快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实施两个“倍增计划”。第三，创建真正的市民化社会。第四，加快结构性体制改革和加强基础性制度供给。第五，减少政府干预，及时变革社会治理形态。

本次论坛第四个议题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发表了主题为“‘十四五’期间中国市场化改革再出发”的主旨演讲。他指出，首先市场改革再出发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抉择。国际上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大调整、大改革、大变化。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对世界原有格局的冲击，包括对中国发展的遏制，是我们面临的一大变局。今年出现全球疫情的大流行大爆发，使这个大变局进一步演进演变。其次，市场改革再出发也是构建市场化格局的关键因素。最后，市场改革再出发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根本动力。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要素市场化配置。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这五大要素不仅是市场化改革要面临和突破的重点难关，这也是“十四五”时期改革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守英认为，“十四五”期间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城乡关系的重塑。第一，转变土地治理目标和方式。第二，构建统一的土地权利体系。第三，改变土地作为增长发动机功能，告别“以地谋发展”模式。第四，用地结构优化促进结构改革。第五，城乡互动的土地配置制度改革。第六，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乡村振兴，包括完善农地权利体系，宅基地制度改革，以及宅基地权利与集体建设用地权利的同权。

本次论坛第五个议题为“创新与科技自立自强”。

全国科技振兴城市经济研究会理事长、科技部原调研室主任胥和平指出，十九届五中全会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一个是创新的核心地位，另一个是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科技发展的使命在发生极其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科技发展要面对未来，要面对2035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重大目标，要支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支撑整个现代化目标的完成，因此需要从战略思路上进行相应的调整。第一，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能力，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第二，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第三，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培育创新生态，完善科技创新治理。第四，深化创新要素市场的供给侧改革。要大力促进科技成果交易和转移，培育市场化创新力量，促进创新要素市场发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田杰棠做了题目为“‘十四五’科技创新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方式至少应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在战略科技力量中，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加强系统谋划，集中优势兵力，敢于抢抓机遇，尽快冲出重围。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进行科技研发，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然后进行市场化培育，逐步实现产业化。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二是坚持开放创新。为此，需要做好几件事：第一，科技外交；第二，逐步放开在我国境内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科学家在我国科学技术组织任职；第三，要建立面向全球的科技基金；第四，数据的跨境合作；第五，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培养专业化的技术转移转化体系；第六，培育创新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家。

本次论坛第六个议题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发表了题目为“走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之路”的主旨演讲。他指出，这些年来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也应该看到还面临着一些问题：第一，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世界上城乡区域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第二，我国东西差异近年来虽然在不断缩小，但是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而且南北差距又在不断加剧；第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而道远。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区域高质量发展应该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主基调。在“十四五”时期，要在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构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新格局。第一，深化完善“4+X”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第二，构建横跨东中西、连接南北“三横三纵”的国土空间开发主架构。第三，建立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要载体的增长网络。第四，加快推进县域城镇化进程。第五，支持东北经济实现脱困振兴。第六，制定实施欠发达地区扶持政策。第七，加快缩小农村地区发展差距。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华以“新发展格局下深化区域重大战略的路径”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区域重大战略包括“1岛2带3群4板块”。“1岛”是指海南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2带”是指长江、黄河经济带；“3群”是指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4板块”是指西部形成新格局，东北深化改革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发挥优势推动地区崛起，东部创新引领率先实现地区优化发展。新发展格局对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提出的新要求，一是要深化对内经济联系，二是要拓展经济发展纵深，三是要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功能，四是要提升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五是要集中起来实现“五更”，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因此，需要形成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区域重大战略布局。第一，加强区域重大战略之间的深度融合。第二，加强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融合。第三，加强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有机融合。第四，加强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融合。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守英进行了总结发言。刘院长再次对参加论坛的嘉宾和听众表示感谢。他希望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能继续为专家学者畅所欲言、思维激荡、凝聚共识提供平台，让我们全面学习“十四五”规划建议和2035远景规划目标，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导向，开启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为推动中国的经济开发和改革贡献我们的学术智慧。

至此，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2020年11月22日，“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2020）--开启新征程的中国”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116报告厅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主办，并得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央广网、央广中国之声、经济日报、中国网、中宏网、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新闻社、中国社科报、中国报道、经济观察报、华夏时报、新理财、中国国情国力杂志、南华早报、香港文汇报、中国产业经济报、中国发展网、人民日报海外网、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财新、中国城市报、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网、澎湃新闻等媒体的大力支持。

本次论坛采用线下会议+线上直播的形式，参加论坛的嘉宾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全国科技振兴城市经济研究会理事长、科技部原调研室主任胥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田杰棠，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一级巡视员刘培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守英。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的研究员、经济学院老师和同学共200余人，线上观看直播人数超过4500人。

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守英教授主持。刘守英教授首先介绍会议情况和参会嘉宾，向出席论坛的嘉宾和听众表示衷心感谢和热烈欢迎。刘守英教授表示，以“十四五”为开局，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国内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的演变。“十四五”时期，要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等。为全面实施好“十四五”规划，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经济学院，以“开启新征程的中国”为主题，举办2020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本次论坛分为六个议题：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与科技自立自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本次论坛第一个议题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发表了主旨演讲。他指出，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一次具体地将现代化的指标、战略和路径进行清晰的定位和部署，使整个民族在过去一百多年所向往的现代化变成了切实的行动纲领。经过测算，要实现2035年我国进入创新国家（地区）前列，我国未来15年人均GDP增速要达到4.3%左右；要实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国经济未来15年年均增长速度要达到6.67%。考虑到我国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都会发生变化，我国经济未来15年经济增速也要达到4.7%左右。因此，我们必须进行战略深化和战略调整，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真正构建经济增长新动能。第一，要推进技术创新，实现技术红利。第二，要推动改革，实现第二轮制度红利。第三，要实现人才强国、教育强国，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口资源红利。第四，构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合作平台，突破价值链和分工链重构的瓶颈约束，实现新一轮的全球化红利。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发表了题目为“结构性潜能与配套的改革开放”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挖掘我国中速增长期的结构潜能，应该遵循“1+3+2”的框架：所谓“1”就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中国经济下一步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所谓“3”是指在实体经济方面，我们要补上中国经济“双循环”过程中的三大短板，包括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和基础研发能力不强；所谓“2”是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所有的行业和领域都要面对和接受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冲击，拥抱它们带来的变化。这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才能实现：第一，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第二，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第三，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在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要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第四，加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第五，深化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领域的改革；第六，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形成政府合理引导和监管、企业为主体、市场驱动的数字经济发展机制；第七，形成以绿色核算为基石，企业和个人以市场化方式参与的绿色发展机制；第八，在开放方面我们需要确立目标，包括“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和加入区域性高水平的市场体系等。

本次论坛第二个议题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要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第一，全球不平衡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源。全球经济不平衡的核心问题在于全球经济的结构，即全球的投资和分配布局：发达国家储蓄率低、储蓄少，消费占比高，而发展中国家为投资驱动型，储蓄高、消费低。第二，随着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如果用初级产品换取工业制成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标志的话，这个标志在中美之间已经消失了，中国是以制造业尤其是电子产品为主，进口的是大宗原材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的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出口结构更加类似。第三，改革开放40年来的高速增长，既是中国GDP成为全球第二的过程，也是中国居民收入持续提高的过程。中国居民收入持续提高，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也是中国过去十年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表现出色的原因。如果未来15年中国居民收入持续提高、市场持续扩大，中国就依然在重塑全球格局并引领全球，中国在全球再平衡中的角色在持续发生重大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一级巡视员刘培林指出，全球化目前遇到了两个障碍，一个是发达国家担忧技术优势被发展中国家追赶而进行技术封锁，另一个是全球收入差距拉大。面对这样的障碍，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继续发展，需要的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美国担心中国在占有技术优势后对美国进行打压，因此选择先发制人，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双方需要通过谈判做出可信承诺，重塑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一方面，我国可以提出“四零”和“对等”的经贸议题，不仅可以占据道义制高点，而且可以更容易获得其他经济体的响应。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深化改革，处理好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

本次论坛第三个议题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特别是扩大内需的过程中，要把更多精力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放松管控、形成更包容的发展环境上，同时进一步强化创新能力，提高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过去我们觉得扩大内需是需求管理的范畴，但在中国，扩大内需成为必须坚持的长期战略，这样的提法超出了经济学教科书中需求管理的内涵。如果把扩大需求等同于刺激内需、特别是等同于扩大投资的政策，会给我们带来杠杆率提升、产能过剩等宏观问题。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不仅要花费精力去扩大需求，还要在供给侧方面花更多的精力提高供给能力。中国的需求升级，一方面对很多高技术的产品和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需要在供给侧方面放松更多不合理的管制。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发表了题目为“十四五时期向新台阶迈进的战略思考”的主旨演讲。他认为，中国处于从中高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发展的最后时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政治结构都处于加速转变时期。从国际环境来看，一方面中国率先从新冠疫情中走出，抓住先机进行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原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为中心，在空间上给中国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是机遇，但更大的是挑战。从国内形势来看，结构转型面临困境。第一，需求结构转换困境。内需体系结构性矛盾突出，国内需求市场消费支撑力严重不足，关键是投资冲动的动力机制和偏好机制强于消费。第二，产业结构转换困境。一是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导致产能过剩，二是资源要素大量投入引致市场竞争力下降，三是创新动力严重不足、基础研究薄弱、底层技术供给严重不足，四是国企市场竞争不充分。第三，社会结构转换困境。中产阶层成长缓慢，对迈台阶支持还不够。第四，“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增加了迈上新台阶的成本。因此，我们必须加快结构转型，对外寻求降低中国迈向新台阶阻力的战略对策，对内以改革消除结构性矛盾。第一，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新动能成长，继续改善营商环境。第二，加快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实施两个“倍增计划”。第三，创建真正的市民化社会。第四，加快结构性体制改革和加强基础性制度供给。第五，减少政府干预，及时变革社会治理形态。

本次论坛第四个议题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发表了主题为“‘十四五’期间中国市场化改革再出发”的主旨演讲。他指出，首先市场改革再出发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抉择。国际上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大调整、大改革、大变化。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对世界原有格局的冲击，包括对中国发展的遏制，是我们面临的一大变局。今年出现全球疫情的大流行大爆发，使这个大变局进一步演进演变。其次，市场改革再出发也是构建市场化格局的关键因素。最后，市场改革再出发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根本动力。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要素市场化配置。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这五大要素不仅是市场化改革要面临和突破的重点难关，这也是“十四五”时期改革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守英认为，“十四五”期间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城乡关系的重塑。第一，转变土地治理目标和方式。第二，构建统一的土地权利体系。第三，改变土地作为增长发动机功能，告别“以地谋发展”模式。第四，用地结构优化促进结构改革。第五，城乡互动的土地配置制度改革。第六，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乡村振兴，包括完善农地权利体系，宅基地制度改革，以及宅基地权利与集体建设用地权利的同权。

本次论坛第五个议题为“创新与科技自立自强”。

全国科技振兴城市经济研究会理事长、科技部原调研室主任胥和平指出，十九届五中全会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一个是创新的核心地位，另一个是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科技发展的使命在发生极其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科技发展要面对未来，要面对2035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重大目标，要支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支撑整个现代化目标的完成，因此需要从战略思路上进行相应的调整。第一，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能力，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第二，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第三，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培育创新生态，完善科技创新治理。第四，深化创新要素市场的供给侧改革。要大力促进科技成果交易和转移，培育市场化创新力量，促进创新要素市场发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田杰棠做了题目为“‘十四五’科技创新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方式至少应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在战略科技力量中，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加强系统谋划，集中优势兵力，敢于抢抓机遇，尽快冲出重围。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进行科技研发，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然后进行市场化培育，逐步实现产业化。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二是坚持开放创新。为此，需要做好几件事：第一，科技外交；第二，逐步放开在我国境内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科学家在我国科学技术组织任职；第三，要建立面向全球的科技基金；第四，数据的跨境合作；第五，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培养专业化的技术转移转化体系；第六，培育创新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家。

本次论坛第六个议题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发表了题目为“走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之路”的主旨演讲。他指出，这些年来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也应该看到还面临着一些问题：第一，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世界上城乡区域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第二，我国东西差异近年来虽然在不断缩小，但是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而且南北差距又在不断加剧；第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而道远。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区域高质量发展应该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主基调。在“十四五”时期，要在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构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新格局。第一，深化完善“4+X”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第二，构建横跨东中西、连接南北“三横三纵”的国土空间开发主架构。第三，建立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要载体的增长网络。第四，加快推进县域城镇化进程。第五，支持东北经济实现脱困振兴。第六，制定实施欠发达地区扶持政策。第七，加快缩小农村地区发展差距。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华以“新发展格局下深化区域重大战略的路径”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区域重大战略包括“1岛2带3群4板块”。“1岛”是指海南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2带”是指长江、黄河经济带；“3群”是指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4板块”是指西部形成新格局，东北深化改革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发挥优势推动地区崛起，东部创新引领率先实现地区优化发展。新发展格局对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提出的新要求，一是要深化对内经济联系，二是要拓展经济发展纵深，三是要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功能，四是要提升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五是要集中起来实现“五更”，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因此，需要形成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区域重大战略布局。第一，加强区域重大战略之间的深度融合。第二，加强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融合。第三，加强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有机融合。第四，加强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融合。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守英进行了总结发言。刘院长再次对参加论坛的嘉宾和听众表示感谢。他希望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能继续为专家学者畅所欲言、思维激荡、凝聚共识提供平台，让我们全面学习“十四五”规划建议和2035远景规划目标，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导向，开启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为推动中国的经济开发和改革贡献我们的学术智慧。

至此，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2020年11月22日，“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2020）--开启新征程的中国”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116报告厅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主办，并得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央广网、央广中国之声、经济日报、中国网、中宏网、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新闻社、中国社科报、中国报道、经济观察报、华夏时报、新理财、中国国情国力杂志、南华早报、香港文汇报、中国产业经济报、中国发展网、人民日报海外网、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财新、中国城市报、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网、澎湃新闻等媒体的大力支持。

本次论坛采用线下会议+线上直播的形式，参加论坛的嘉宾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全国科技振兴城市经济研究会理事长、科技部原调研室主任胥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田杰棠，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一级巡视员刘培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守英。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的研究员、经济学院老师和同学共200余人，线上观看直播人数超过4500人。

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守英教授主持。刘守英教授首先介绍会议情况和参会嘉宾，向出席论坛的嘉宾和听众表示衷心感谢和热烈欢迎。刘守英教授表示，以“十四五”为开局，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国内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的演变。“十四五”时期，要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等。为全面实施好“十四五”规划，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经济学院，以“开启新征程的中国”为主题，举办2020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本次论坛分为六个议题：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与科技自立自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本次论坛第一个议题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发表了主旨演讲。他指出，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一次具体地将现代化的指标、战略和路径进行清晰的定位和部署，使整个民族在过去一百多年所向往的现代化变成了切实的行动纲领。经过测算，要实现2035年我国进入创新国家（地区）前列，我国未来15年人均GDP增速要达到4.3%左右；要实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国经济未来15年年均增长速度要达到6.67%。考虑到我国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都会发生变化，我国经济未来15年经济增速也要达到4.7%左右。因此，我们必须进行战略深化和战略调整，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真正构建经济增长新动能。第一，要推进技术创新，实现技术红利。第二，要推动改革，实现第二轮制度红利。第三，要实现人才强国、教育强国，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口资源红利。第四，构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合作平台，突破价值链和分工链重构的瓶颈约束，实现新一轮的全球化红利。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发表了题目为“结构性潜能与配套的改革开放”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挖掘我国中速增长期的结构潜能，应该遵循“1+3+2”的框架：所谓“1”就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中国经济下一步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所谓“3”是指在实体经济方面，我们要补上中国经济“双循环”过程中的三大短板，包括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和基础研发能力不强；所谓“2”是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所有的行业和领域都要面对和接受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冲击，拥抱它们带来的变化。这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才能实现：第一，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第二，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第三，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在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要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第四，加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第五，深化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领域的改革；第六，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形成政府合理引导和监管、企业为主体、市场驱动的数字经济发展机制；第七，形成以绿色核算为基石，企业和个人以市场化方式参与的绿色发展机制；第八，在开放方面我们需要确立目标，包括“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和加入区域性高水平的市场体系等。

本次论坛第二个议题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要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第一，全球不平衡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源。全球经济不平衡的核心问题在于全球经济的结构，即全球的投资和分配布局：发达国家储蓄率低、储蓄少，消费占比高，而发展中国家为投资驱动型，储蓄高、消费低。第二，随着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如果用初级产品换取工业制成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标志的话，这个标志在中美之间已经消失了，中国是以制造业尤其是电子产品为主，进口的是大宗原材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的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出口结构更加类似。第三，改革开放40年来的高速增长，既是中国GDP成为全球第二的过程，也是中国居民收入持续提高的过程。中国居民收入持续提高，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也是中国过去十年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表现出色的原因。如果未来15年中国居民收入持续提高、市场持续扩大，中国就依然在重塑全球格局并引领全球，中国在全球再平衡中的角色在持续发生重大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一级巡视员刘培林指出，全球化目前遇到了两个障碍，一个是发达国家担忧技术优势被发展中国家追赶而进行技术封锁，另一个是全球收入差距拉大。面对这样的障碍，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继续发展，需要的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美国担心中国在占有技术优势后对美国进行打压，因此选择先发制人，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双方需要通过谈判做出可信承诺，重塑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一方面，我国可以提出“四零”和“对等”的经贸议题，不仅可以占据道义制高点，而且可以更容易获得其他经济体的响应。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深化改革，处理好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

本次论坛第三个议题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特别是扩大内需的过程中，要把更多精力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放松管控、形成更包容的发展环境上，同时进一步强化创新能力，提高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过去我们觉得扩大内需是需求管理的范畴，但在中国，扩大内需成为必须坚持的长期战略，这样的提法超出了经济学教科书中需求管理的内涵。如果把扩大需求等同于刺激内需、特别是等同于扩大投资的政策，会给我们带来杠杆率提升、产能过剩等宏观问题。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不仅要花费精力去扩大需求，还要在供给侧方面花更多的精力提高供给能力。中国的需求升级，一方面对很多高技术的产品和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需要在供给侧方面放松更多不合理的管制。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发表了题目为“十四五时期向新台阶迈进的战略思考”的主旨演讲。他认为，中国处于从中高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发展的最后时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政治结构都处于加速转变时期。从国际环境来看，一方面中国率先从新冠疫情中走出，抓住先机进行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原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为中心，在空间上给中国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是机遇，但更大的是挑战。从国内形势来看，结构转型面临困境。第一，需求结构转换困境。内需体系结构性矛盾突出，国内需求市场消费支撑力严重不足，关键是投资冲动的动力机制和偏好机制强于消费。第二，产业结构转换困境。一是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导致产能过剩，二是资源要素大量投入引致市场竞争力下降，三是创新动力严重不足、基础研究薄弱、底层技术供给严重不足，四是国企市场竞争不充分。第三，社会结构转换困境。中产阶层成长缓慢，对迈台阶支持还不够。第四，“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增加了迈上新台阶的成本。因此，我们必须加快结构转型，对外寻求降低中国迈向新台阶阻力的战略对策，对内以改革消除结构性矛盾。第一，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新动能成长，继续改善营商环境。第二，加快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实施两个“倍增计划”。第三，创建真正的市民化社会。第四，加快结构性体制改革和加强基础性制度供给。第五，减少政府干预，及时变革社会治理形态。

本次论坛第四个议题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发表了主题为“‘十四五’期间中国市场化改革再出发”的主旨演讲。他指出，首先市场改革再出发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抉择。国际上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大调整、大改革、大变化。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对世界原有格局的冲击，包括对中国发展的遏制，是我们面临的一大变局。今年出现全球疫情的大流行大爆发，使这个大变局进一步演进演变。其次，市场改革再出发也是构建市场化格局的关键因素。最后，市场改革再出发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根本动力。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要素市场化配置。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这五大要素不仅是市场化改革要面临和突破的重点难关，这也是“十四五”时期改革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守英认为，“十四五”期间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城乡关系的重塑。第一，转变土地治理目标和方式。第二，构建统一的土地权利体系。第三，改变土地作为增长发动机功能，告别“以地谋发展”模式。第四，用地结构优化促进结构改革。第五，城乡互动的土地配置制度改革。第六，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乡村振兴，包括完善农地权利体系，宅基地制度改革，以及宅基地权利与集体建设用地权利的同权。

本次论坛第五个议题为“创新与科技自立自强”。

全国科技振兴城市经济研究会理事长、科技部原调研室主任胥和平指出，十九届五中全会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一个是创新的核心地位，另一个是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科技发展的使命在发生极其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科技发展要面对未来，要面对2035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重大目标，要支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支撑整个现代化目标的完成，因此需要从战略思路上进行相应的调整。第一，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能力，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第二，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第三，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培育创新生态，完善科技创新治理。第四，深化创新要素市场的供给侧改革。要大力促进科技成果交易和转移，培育市场化创新力量，促进创新要素市场发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田杰棠做了题目为“‘十四五’科技创新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方式至少应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在战略科技力量中，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加强系统谋划，集中优势兵力，敢于抢抓机遇，尽快冲出重围。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进行科技研发，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然后进行市场化培育，逐步实现产业化。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二是坚持开放创新。为此，需要做好几件事：第一，科技外交；第二，逐步放开在我国境内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科学家在我国科学技术组织任职；第三，要建立面向全球的科技基金；第四，数据的跨境合作；第五，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培养专业化的技术转移转化体系；第六，培育创新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家。

本次论坛第六个议题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发表了题目为“走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之路”的主旨演讲。他指出，这些年来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也应该看到还面临着一些问题：第一，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世界上城乡区域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第二，我国东西差异近年来虽然在不断缩小，但是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而且南北差距又在不断加剧；第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而道远。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区域高质量发展应该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主基调。在“十四五”时期，要在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构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新格局。第一，深化完善“4+X”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第二，构建横跨东中西、连接南北“三横三纵”的国土空间开发主架构。第三，建立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要载体的增长网络。第四，加快推进县域城镇化进程。第五，支持东北经济实现脱困振兴。第六，制定实施欠发达地区扶持政策。第七，加快缩小农村地区发展差距。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华以“新发展格局下深化区域重大战略的路径”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区域重大战略包括“1岛2带3群4板块”。“1岛”是指海南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2带”是指长江、黄河经济带；“3群”是指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4板块”是指西部形成新格局，东北深化改革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发挥优势推动地区崛起，东部创新引领率先实现地区优化发展。新发展格局对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提出的新要求，一是要深化对内经济联系，二是要拓展经济发展纵深，三是要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功能，四是要提升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五是要集中起来实现“五更”，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因此，需要形成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区域重大战略布局。第一，加强区域重大战略之间的深度融合。第二，加强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融合。第三，加强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有机融合。第四，加强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融合。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守英进行了总结发言。刘院长再次对参加论坛的嘉宾和听众表示感谢。他希望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能继续为专家学者畅所欲言、思维激荡、凝聚共识提供平台，让我们全面学习“十四五”规划建议和2035远景规划目标，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导向，开启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为推动中国的经济开发和改革贡献我们的学术智慧。

至此，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